综合:港股那点事、黔财有话说
你的户籍所在地，大概率超过你的后天努力。
我这种非富非贵，几乎注定会平庸一生的普通人，能比绝大多数当年的同学发展得好很多，不是我比他们优秀多少，而是我人在深圳，我的职场与房子也在深圳，而他们人在长沙，他们的职场与房子也在长沙。
是人与人的比拼，更是城与城的比拼。
所以，你去哪里安顿你的恋人、你的家、你的青春，无比重要。
选择因素多多，福利、医疗、教育、房价、发展机会……，这些都是你选择和评判一个城市有没有未来的核心要素。但在中国人口红利拐点到来、房价普遍高企、经济开始下行、各方陷入存量资源博弈的时候，判断一个城市有没有未来，其实只需看一个标准。
它对年轻人落户的严苛与否——未来的城市，土地不是资源，年轻人才是。
✦ 一、已经开打的人口大战
人口争夺大战，这将是未来存量博弈的中国城市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决战。
我们有个成语叫“安土重迁”，大意是安于本乡本土，不愿轻易迁移。不过，与其说人依恋故土，不如说人依附一种经济关系。农业社会里经济关系的核心是土地，土地是没法漂移的，所以人也不会轻易迁移。
经济关系一变，再依恋也会做出选择。
技术进步带来的现代经济已经把人从土地的束缚下解放下来了，从解放那刻起，人就获取了无限选择的自由。
所以对各地方政府来说，无论是否准备好了，过去农业社会和平年代里不会发生的人口大规模流失现在却会发生，这一趋势在整个国家人口红利拐点的时候，会对城市未来产生致命的影响。
延续46年之久的计划生育，则加快和加剧了这场人口争夺大战的到来。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始于20世纪70年代，可以看到从1971年以来（1970年之前的人口数据有些缺失，故不考虑），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一路下行。1971年时，人口增长了2.7%，到2016年时增长率仅为0.59%。
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来比较一下全球几个主要国家2016年的人口增长速度。可以看到，这个数据低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主要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越南、印尼等新兴国家，仅比欧洲及日韩好点。
我把印度、中国以及日本的人口结构图摆在这里（见下图），细思是不是极恐？从人口趋势上看，大概率，印度是昨天的中国，日本是明天的中国。
如果总人口好歹维持了正的增长率让你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那么劳动力的绝对减少绝对是个噩梦了。可以看到，2014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人口出现了绝对负增长，2014年比2013年减少了145.5万劳动力，2015年又下降了160.6万，2016年有所增加（注：单位是万人）。
2016年的增加，我觉得就算不是误差造成的，也肯定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呢，你看0-14岁的人口增长情况就知道了。
就算现在执行的生育政策起作用,2014年0-14岁人口扭转下滑趋势，不过这究竟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结果，还是因为人口基数问题呢？注意80年代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有个短暂的提升，这批人正好到了为人父母的时候了），也还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看到流入劳动力的人口增加（年龄到达15岁），并且即使增加，短时间内也赶不上流出劳动力的人口（年龄达到65岁）。
一个城市要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三个要素：技术、资本和劳动力，而技术与资本的维护、积累和更新，又离不开人口。
所以，说到底，还是人口，尤其是劳动适龄人口。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就是城市吸走农村人口，完成城镇化的过程（尽管许多人仍然是农村户口，他们的生活基本上在城市了）。那么接下来的劳动力绝对减少的时期，将面临的就是一个城市吸走另一个城市劳动力的局面了。
结论非常清晰而冰冷：
能从周边持续抽血（吸引劳动人口）的城市，将继续保持繁荣。而被抽血的城市，或者走向衰退，或者陷入停滞（有增长也是是被动的，跟着大时代的技术发展进步而增长）。
✦ 二、人口争夺：少数城市在布局，多数城市在睡觉
城市争夺人口大战已经开打，争夺大战的武器，我分为软武器和硬武器。
软武器指就业、医疗、教育、环境等，概括来称就是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
这个武器是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结果，地方政府也无能改变。毕业生选择工作的时候实际上就对软武器进行了筛选。为什么选择北上广深，你问十个人，十个人会回答你那里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在软武器上，一线、二线城市先天地获得了对三线以下城市的优势。
软武器是地方政府控制不了的，不过地方政府还握有一把硬武器，即吸引年轻人的落户政策。
三线以下以及部分二线在软武器上已经输了招了，所以在硬武器的评估上就不用讨论它们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乡土、情怀、恋人等等因素去往三线及以下城市，否则你会用一辈子去为这个错误买单——当然，你有超高情怀，另当别论。
我这里就只比京津冀地区（北京、天津）、长三角（上海、杭州、南京）、珠三角（广州、深圳），再加中部的武汉主要针对应届毕业生的落户政策。
北京的落户政策是什么样的，你想想北京户口有多难获得就知道了。我找了下北京2016年人才落户的具体条件，如下：
可以看到，不仅你要符合条件，你的公司还要符合条件，不仅你的学历要符合条件，你的专业还要符合条件。
这基本意味着关门，把人往外赶！
首都强大完善的社会福利、教育环境，以及发展机会，对年轻人有天然的磁吸能力。把人往外赶，也只有财大气粗，底子足够厚实，根本不愁人才的北京可以做得出来。
但这如同当年的计划生育——这种政策一直维持，迟早会把北京变成一个老态龙钟，没有未来和希望的城市。
北京的“闭关”，给相邻的城市提供了空间与机会。所以相邻的天津落户就容易得多了，只要你本科及本科以上的学历，年龄符合要求就可以落户了。
但根据我的了解，实操上，本科生落户天津，其实隐形障碍颇多。某种程度上，天津依然没有抛弃昔日津门大户人家的做派，对年轻人的欢迎，多少有些叶公好龙。
人满为患的上海落户难度，看上去仅次于北京（见下图）。这也说明，上海并未刻意加入，甚至是在淡化人口争夺。好在上海对周边江浙有天然的文化甚至血缘关联，这些让上海能够在民间的人口自发交换中保持人口结构的优化。
长三角吸引年轻人动作最大的是杭州：基本上有本科以上学历就无忧了（见下图）：
而且类似深圳，杭州也是落户就给补贴，只是没有深圳那么壕而已：
这个城市的幸运之处，不单是拥有马云和阿里巴巴，更重要的是，它从骨子里对年轻人的拥抱与欢迎——一个越来越年轻的城市，怎么可能没有未来？
人口结构一直在恶化的南京，从2017年起取消了购房落户，实行积分落户，累计积分达到100分即可。
学历是个加分项，研究生学历就有100分了，这意味着研究生可以直接落户。但本科生只有80分，所以本科生并不能直接落户。结合南京的人口结构，南京这种做法，大概率可能只是为了卖房子而已，并不是真正有意识在争夺年轻人（见下图）：
这种趋势下去，南京这个所谓的十二朝古都，其辉煌将永远是留在记忆里的一个梦而已。
广州看起来也在吸引年轻人，起点只需本科以上学历，但却画蛇添足：要再缴纳社保一年才可以。
考虑到近在咫尺的深圳近乎疯子一样的吸引年轻人的政策，广州这种做法，基本就是自己作死的节奏，“北上广深”这个词，大概率将成为“北上深”，广州就如同颇具历史的“黄埔军校”一样，曾经的绝对高地，最终默默观望历史的另一出精彩。
一线城市里，深圳的落户政策是最令人发指的：只要你有本科或以上学历，年龄符合要求，有单位肯接收，就可以了。
而且，来了就给安家费——市里发一笔，区里再发一笔，问你来还是不来：
求贤若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这种几乎“抓壮丁”式的做法，几乎是敞开军营招兵买马，在所有一线城市里，唯一一个。
中部的的人口争夺也蠢蠢欲动。武汉前不久出台了政策“大学毕业3年内无须买房可申请落户”——这在中部城市里是首家觉醒的。
最后来看看各个城市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数据2015年）。
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之差，我称之为城市未来指数。两者差异最大的，就是深圳。
上海北京的户籍人口都在1300万以上了，天津1027万，广州和武汉都800多万，杭州有736万，而只有深圳仅355万。常住人口上深圳有1138万，比广州仅少了200万左右。所以深圳的户籍人口无论是绝对数上，还是相对数（占总人口比例），在主要大城市间都是最低的。
这样也不难理解深圳政府愿意下重金引进人才了。
当深圳的户籍人口接近广州、北京、上海的规模时，这个门一定就会关上（启示：抓紧时间先套利）。
人口争夺是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现在是还看不出谁胜出了。不过想想，深圳和杭州这种糖衣炮弹的攻击下，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抵挡得住？这种趋势下，一大波高素质的小鲜肉会源源不断奔来。
所以，如果说未来最看好中国哪个城市的发展的话，我当仁不让，选深圳与杭州。
没有各个城市的详细人口结构，腾讯倒是发布了2017年城市年轻指数，聊做参考吧。一线二线在年轻指数上平均得分最高，可见一线二线对三线以下城市的年轻劳动力的抽血效应。
如果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思考这个问题，康波周期中最大的周期是人口周期，人口结构基本就决定了不同国家，不同城市在周期中的不同位置。在总体结构日渐趋近的背景下，各大城市未来在竞争力上的博弈，就不仅仅是在资金产业之间的争夺，而是体现在年轻人口的争夺上，再好的规划，再宏伟的蓝图，还是要回归到高质量的劳动力上。
也许有的城市可以依托丰厚的资本储备或者政策倾斜活得滋润，但将来必然是资本追着人来走的，人口结构的调整是长周期不可逆的事情，当下的人口结构决定了20年后的城市发展空间，后知后觉就真的一步慢，步步慢了。
✦ 结语
回看过去30年，一个普通的越南人跟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即使同等的努力，中国人大概率混得比越南人要好，因为中国发展更快。
选城市落户也是一个道理，你所在的城市腾飞，你大概率也会被带着飞。你所在的城市沉沦，你大概率也会被埋葬。
遇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
为什么必须把房产转移到省会及以上城市
作者: 塞冬
来源: 黔财有话说
数周前，塞冬的表弟到北京出差，塞冬自幼和他一起玩耍长大，关系亲密，很自然的打开话匣子聊起了老家的事：
表弟在省会贵阳市上班，在老家县城有一门面房，两三年前市值约百万，问询者众，如今打八九折，却已无人问津。而表弟的一桩心头大事，是希望为他的亲弟在省会安家。一边是日益贬值的县城资产，另一边是节节上涨的省会房价，表弟感到很紧迫也很无奈
周末和表弟聊微信，没想到仅仅过了两三个月，他关注的小区又涨了一千，而老家的门面房仍无人问津…
下图：表弟心念已久的观山湖区
也是上周末，塞冬和老家亲戚视频聊天，情不自禁地又一次推销了自己的观点：
“老家的房子和门面一定要尽快处理掉，最多只留一套当临时旅馆和纪念品。其他的全转移到贵阳，最好是两城区+观山湖区的学区房，最好是全国大牌房开商的新房和次新房”
好友的质疑
仔细算起来，从上大学到工作后，塞冬已经数不清劝过多少人把老家的房产转移到北京，现在回头来看，也无意中造福了不少身边好友。当然，也有许多人对塞冬的逻辑表示不解，他们的问题通常有以下几类：
大城市有啥好的，堵车、空气污染又重，并不是人人都想去大城市，我呆在老家也挺好的，你看这些年县里也发展得很快呀
塞冬你说得不对，现在国家不鼓励发展特大城市，而是鼓励发展中小城镇。国家都要疏解大城市人口了，你还在鼓吹大城市，你能比政府更聪明？
人家欧美大公司的总部都在镇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司和居民像欧美那样走向小城镇才是大趋势
你没有考虑到我国是有户籍制度的，大城市不是想进就能进，大部分人还是只能呆在小城市，塞冬你说的不对
本文就是想通过详尽的数据来告诉大家，上述论点究竟犯了哪些错误，为什么我们必须把家庭资产尽可能的转移到省会及省会以上规模的大城市
城市化后的“大城市化”
无论在杂志报纸上，还是在网络论坛里，每每谈及中国的城乡差距、大城市病等，主流论调基本都是下面这样：
这样的论调从塞冬小时候一直持续到现在，热度不减。因为在中国，“反大城市”是一种从官方延续到民间的政治正确，中国也是世界上极其罕见的从财税、土地、规划等多项制度上有组织有纪律反大城市、挺中小城市的国家
然而，从全球历史和现实来看，确实这样一番景象：
我们先来看一张表格，美国历年top20“都市统计区（MSA）”人口变迁
数据来源：
http://www.peakbagger.com/PBGeog/histmetropop.aspx
PS：中美行政区划差异极大，美国行政区中city（市）的概念，其规模通常只相当于中国的“区/县”、小的甚至只有“街道/乡镇”大小。美国统计署的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MSA）口径，则大致类似于我国的“地级市”，中美的地级市/MSA数量都是300多个
从上图可以看到：
从1930年到1960年，在美国300多个“地级市”中，居住在top 20“地级市”的人口比重，从23.6%提升到了32.8%
1960年美国基本完成城市化后，其“大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37.5%的美国人生活在top20“地级市”里
要知道的是，2016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57%，大致等于美国1930年的水平，也就是说，“大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就在眼前
我们再来看一组美国各州的数据：
数据来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U.S._states_and_territories_by_popul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Metropolitan_Statistical_Areas
从上表可以看出，美国各州最大“地级市”的人口占全州比重大都超过1/3，一些州甚至达到70%。以美国第一人口大州——加州为例，其第一大“地级市”的人口占了全省的1/3，前两大“地级市”加起来则占了全省的46%
一些读者会问：“塞冬你说得不对，我百度过，洛杉矶只有300多万人，旧金山只有80多万”。塞冬的回答是：“那指是的city人口，如前文所说，美国的city比中国的“地级市”范围通常小1-2级，如“旧金山city”只有海淀区面积的1/4”
为了和4000万的加州大致可比，我们选取人口在3000-6000万的中国省份做对比，这是中国中等省份的典型规模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16》，各省会城市《2015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由上表可见，中国典型省份的省会人口比重大都在20%以下，其中一半不超过15%——中国的城市化率和大城市化率，和美国相比，差距是巨大的
为了直观起见，我们看一个美国人口分布图，如下所示：
美国以外呢？——我们再来看看欧洲各国，并将其与中国人口规模类似的省份作对比
数据来源：
wikipedia，太多而不详列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了四川/成都 VS 德国/莱茵鲁尔胜出外，中国省份最大城市的人口比重普遍也不如欧洲国家——德国在西方也属于人口不太集中的案例
亚洲的日韩就不用多说了——典型的人口高度集中于首都：
我们拿韩国和浙江做个对比：
韩国的人口、面积、地形等基本情况，和浙江基本一模一样
韩国首都圈行政区面积1.17万平方公里，人口2550万，占全国人口的一半
浙江杭州市行政区面积1.66万平方公里，人口920万，不到韩国首都圈的40%
再来看看日本：
过去几十年，欧美日韩等国/州的最大城市，伦敦、巴黎、首尔、东京...都在持续甩开和第二位的差距。英国越来越等同于伦敦，韩国越来越等同于首尔，日本越来越等同于东京，下图：伦敦相对于其他城市的巨大优势
下图：日本top都市圈的人口变化情况，即使同2-4位的大都市相比，东京的首位度也愈发提升
数据来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metropolitan_areas_in_Japan_by_population
说完大城市化，最后提一句，所谓“欧美企业总部都在小镇”，其实绝大部分是指巨型企业在郊区修建的总部园区，就和百度、联想总部在西北旺镇，阿里总部在西溪，华为终端总部在东莞松山湖，上海交大在闵行，中科院大学在怀柔是一个逻辑。随着城市的发展，一些几万人的大机构通常会选择在郊区修建自己的园区，这是“郊区化”，而不是逆城市化
中国省会的未来规模
许多人可能会觉得，和发达国家比太遥远，中国未来可能并不会发展到欧美日那样高度发达的程度，那我们的大城市化水平也自然不会达到那样的高度。那我们就回头来和发展中国家比一比，看看穷兄弟们的城市规模——部分典型发展中国家的最大都市规模如下所示（来源仍是wikipedia）：
从上表可以看出，13.7亿人口中国的首都北京，大致和1-2亿人口的菲律宾、墨西哥、尼日利亚的首都相当，被印尼、巴基斯坦秒杀。而中国7千万以上的人口大省：广东、山东、河南、四川、江苏、河北，除了广州和成都外，其他省会的人口规模都远远比不过土耳其和伊朗首都
于是我们会发现，中国特大城市、大城市、省会的规模，不仅比不过发达国家，甚至也比不过发展中国家中的人口大国。中国目前的“大城市化率”，其实是低于中国当前的经济水准——这和中国独有的制度是分不开：
城市土地国有：城市土地出让由政府垄断，政府严格限制大城市土地供给
户籍制度：通过限制大城市公共品对非户籍人口开放来限制人向上的自由流动
转移支付：每年数万亿资金在县、乡镇、村保持大量体制内就业机会和公共品供给
但是，上述各类国家的数据可以表明，人们向往大城市的意愿在全球都是一样的。中国独特的制度，并不能抹掉人们的内心需求，而只能是通过给新移民创造麻烦来人为地减缓大城市化速度。就像一个蓄水池，虽然出水口被人为缩小，但终有一天水还是会流完。于是在现实中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特大城市的规划往往是首先迎合决策者的主观意愿，而通常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然后在一次又一次被现实打脸后，只能按照实际的人口规模来修改规划以作为补救：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至2010年）》里预计，北京到201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万以内，但实际上北京到2000年就达到了1382万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里预计，北京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以内，但实际上北京到2010年就达到了1961万
于是，在2015年时，北京2020年总体规划又被修改为：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
于是，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深入，大城市化的持续，政府规划被现实教训得步步“退让”，中国的省会最终可能将会发展到如下规模：
6000万人以上的大型省：省会人口达到1500-2500万
2000-6000万人的中型省：省会人口达到600-1500万
2000万以下的小型省：省会人口达到300-600万
届时，中国大多数省1/5-1/3的人口将会集中在省会，全省2、3位的城市大都将只有不到省会一半的人口。部分双核、三核的省，如山东、辽宁、福建、内蒙、江苏等，届时将会是top2、3的城市占据全省1/2-2/3的人口，其余城市的规模则将会小到无法相提并论
关于这一点，塞冬在老家的一位好友已经有所感触，他说：“以前并没有觉得贵阳有多好，但现在去贵阳，发现商场里都挤满了人，而老家地级市的商场里服务员比客人还多，就几年时间，差距被实实在在的拉开了”
投资品、消费品和纪念品
说道这里，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塞冬你这说法有点夸张了，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移民国家，美国的小地方本来就是大农场没啥人。但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小地方世世代代住满了人，保定、阜阳这些大平原地级市，都是上千万人口，怎么可能会在几十年后缩减到相比省会不值一提的程度”
塞冬对此的回答是：老龄化+少子化+城市化将共同造就这种奇特的突变
我们就以著名的中原塌陷区人口大市阜阳和其省会合肥为例，我们先来看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数据：
一来一去，10年间，阜阳比合肥的人口优势减少了164.4万
但这还不是最关键——需要注意的是，常住人口统计的是全量人口，也就是说，大量城市化率很低的中老年人口会长时间作为阜阳的基数。而另一点，中国的出生人口在快速递减，而这也将会神奇的改变人口分布，如下表所示，我们做一个简化的小模型来进行推演（不代表真实数据）：
地域 | 2010年 | 2010年 | 2025年 |
全体人口 | 25-30岁青年 | 25-35岁青年 |
省会以上 | 10 | 3 | 3 |
省会 | 10 | 3 | 3 |
地级市 | 10 | 3 | 2 |
县
| 10 | 3 | 2 |
镇 | 10 | 3 | 1 |
村 | 50 | 5 | 1 |
总量 | 100 | 20 | 12
|
2010年时，假设整个经济体共有100人，城镇化率为50%，也就是50人住在各级城镇，50人住在农村。我们假设每一级城镇都住10人，常住在省会及以上的占总人口的20%
假设在2010年时总共有20个25-35岁青年，他们的城镇化率已达到75%，20人中只有5人还常住在村里，常住在省会及以上的为30%
由于90后出生人口大跌，到2025年时，25-35岁的年轻人的数量，只有2010年的60%，也就是12人。而这12个人中，选择居住在省会及以上城市的仍然是3+3人，所有的空缺都将由下层居住地来承担。于是，2025年这一代的年轻人，其城镇化水平提高到了90%以上，常住在省会及以上的达到了50%
照此演化下去，当较低城镇化水平的中老年沉淀基数人口逐渐走向衰亡，整个经济体的城镇化率就越来越趋近于新一代劳动力的城镇化率。同时由于生育大幅下滑所造成的空缺基本都由中下层区域来承担，整体的城镇化水平、大城市化水平，就会伴随着超低生育率而戏剧性快速攀升
上述推论的一大环节：“生育大幅下滑所造成的空缺基本由中下层区域来承担”是否成立？
我们继续以日本为例（因为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就是完美拷贝20年前的日本）：
在日本整體人口減少的背景下，保持增長的是東京圈的1都3縣（東京、埼玉、千葉、神奈川）和愛知、滋賀、福岡、沖繩各縣。東京都人口達到1351萬人，增加2.7％。東京圈人口達到3613萬人，在5年裏增加了51萬人。在日本全國所佔的比例比5年前提高0.6個百分點，達到28.4％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8431-20160226.html
也就是说，当全国出生人口打6折，并导致20年后年轻劳动力数量打6折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可能不会打折（东京人口不减反增），中等城市打6折，县城打4折，小镇打2折，农村打1折——越往下层的区域，越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年轻人口减少——》经济缺乏活力，就业机会少——》促使年轻人口进一步逃离
就中国自身而言，陷入此恶性循环的典型案例就是比全国早10年进入老龄化的东三省
于是，大家会慢慢觉察到这样一个事实：
然而需要知道的是，2016年仍然处于85后高峰人口购置婚房的末班车，小地方仍然有一定接盘人群。再过3到5年，当人口总量比85后打6折的95后站上房市舞台时，全国人民可能会发现自己手上的筹码，进一步分化成三大品类：
1、 投资品：大型地级市、省会及更高级别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全国年轻人口打6折时，这些城市的年轻劳动力数量不打折，固定资产仍然不乏接盘人群
2、 消费品：普通地级市、县城——全国年轻人口打6折，这些城市打4-6折，接盘人数量腰斩，人口快速老龄化，当前山海关外的惨状将会原封不动的在5年后重现在这样的城市——这些地区的房产属于消费品，有使用价值，但难以原价转手了
3、 纪念品：偏远的县、镇、村——这些地方的年轻人口将会打1-2折，固定资产大批沦为“乡愁纪念品”。半个世纪以后，中国农村大地上将矗立着上亿栋300平米钢筋水泥大独栋纪念碑，用来纪念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期间，在中华民族最佳人口红利期里所造就的人类煤铁水泥工业文明巅峰
万事万物都是相联系的，人口、周期、规划，这些看似宏大的主体，却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许多人可能并不太在乎家庭资产的增减，只求过得舒坦即可，但这实际上是一个博弈，就如同无厘头的抢盐大赛一样：
“虽然我不想抢，但我怕别人给抢没了，于是我也被迫参与其中抢”
抢盐是很无厘头的，但资产转移竞赛、学区房占坑大赛，并不是无厘头，而是有其背后实实在在的供需逻辑。祝本号的用户们都能提前避开波谷，逃离纪念品，把家庭资产放置到更加安全的避风港，而不至于成为下面新闻这样的空置纪念碑
日本空置房：每7.4套房中就有一套空无人住
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yzjj/20150112/095121275356.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