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内参导读：5年来46场先后曝光各类问题670个，问责干部910人，查处率100%，回复率100%，解决率90%以上。武汉《电视问政》以武汉市每年“十个突出问题”为问政内容，在具体的操作中，更多地关注了亟待解决、涉及大多数人利益、具有最大化人文关怀的问题。
来源：新闻战线
文/顾亦兵（武汉广播电视台台长）
在多元主体参与中
推动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型
“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社会群团、企事业单位、社区及个人等多元主体通过特定的电视场域，以“面对面”方式与官员对话沟通、参政议政，是武汉《电视问政》栏目成为城市公共治理平台的前提。
“多元主体参与问政”的特征并非一开始就具备，而是实践中不断改进而成的。
初期问政，曝光短片播完，主持人就短片中的问题对被问政官员展开一连串的逼问，《电视问政》显现为主持人问政，在观众眼中，主持人成为“强势的家长”，被问政官员则是“认错的孩子”，有了犀利的效果却缺失了平等的对话关系，而平等的对话关系正是各方面各层次利益主体达成共识的前提。
基于这样的认识，《电视问政》认真解决“谁在问”的问题，主持人由问政的直接参与者转变为问政现场、流程的调度者和掌控者，“多主体参与”在《电视问政》的不同环节得到实现。
在征集问题环节，除了传统的来电、来信、来访，还开通官方微博账号，申请微信公众平台，设置专门网页，充分借助各种新兴媒体平台使群众更方便更快捷地反映问题、提供线索。
在问政直播过程中，除了邀请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风廉政建设志愿者、治庸问责督察员、布衣参事、市民代表、外国友人、专家、评论员、新闻记者、新闻当事人现场问政外，还通过4G连线、热线电话、微博、微信与场外观众互动。
在问政直播结束后，利用报纸、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平台来追踪整改和问责。
推动“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城市善政”向“城市善治”转变，《电视问政》仅仅在形式和流程上实现多元主体参与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问政的效能，推动民众形成主动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文化自觉。
不回避问题核心是体现有效性的一个方面，更主要的体现是曝光的每一个问题都得到回应或解决。5年来46场《电视问政》先后曝光各类问题670个，问责干部910人，查处率100%，回复率100%，解决率90%以上。
在关注和改善民生中
推动城市功能和制度的完善
武汉《电视问政》栏目在中共武汉市委推动的全市“治庸问责”行动中创办。问题短片成为问责的依据。
最开始，围绕问题短片展开的节目主要是弄清楚责任在谁以及如何追责，而不是解决问题，即使兼顾了问题的解决，也是只顾眼前而非长远、个别而非普遍、治标而非治本。
改变的关键是曝光的问题能否从根本上得到切实的解决。从根本上切实解决问题，要求一切问题的曝光做到准确和清楚。强化问题短片的政策水平与调查力度，理清一切可能的事实，准确把握问政的核心点。
从根本上切实解决问题，要求一切的问题都追根或落脚到人的问题。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斐伏尔提出，只有不断地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才能将日常生活中损害人的东西革除掉，让惠及人的品质释放出来。
“批判”的过程即是对平凡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关怀和帮助的过程，而目标是要推动城市功能和制度的完善。
因此，“批判”所及的问题需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武汉《电视问政》以武汉市每年“十个突出问题”为问政内容，在具体的操作中，更多地关注了亟待解决、涉及大多数人利益、具有最大化人文关怀的问题。
问政后，安置棚户区2000多户居民的小区开建；100多个湖泊设立湖长，保护湖泊的刚性制度出台等等。据统计，5年武汉电视问政推动建章立制80多项。
从百姓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入手问政，有效推动官员们深入生活之中，深入百姓之中，食人间烟火，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让城市更美好”的理想高度提升问政，促进具体问题的解决与城市发展的使命结合，《电视问政》就真正成为探索城市治理，完善城市功能与制度的好办法、好机制。
在理性的公共运用中
推动市民文明素质的提升
初期问政，主持人设计许多锋芒性话题，面对官员穷追猛打地问，虽然老百姓看后大呼过瘾，但这样的问政，由于缺乏对问题应有的分析和解决，很容易将政务中存在的问题个人化、简单化、表面化。
解决好“怎么问”的问题，《电视问政》作为公共治理平台的魅力得到充分的彰显。理性与感性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有理性，同时每个人也都有感性。理性在私下运用时，常常会受到自身感性的影响，容易陷入狭隘和自私的偏激或偏见之中。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理性的公共运用。
武汉《电视问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剖析问题根源，促使问题解决。这一过程正是理性公共运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主义向公益主义的转换得以实现，同时各种各样的冲突也得到引发和呈现。
每场《电视问政》紧紧围绕一个主题，尊重电视规律，用多个关涉不同主体、不同表现的问题短片，充分展示承诺与现实、假象与真相、言语与行动、坏典型与好典型等等的冲突；
通过现场主持人的调动，充分展示不同主体、不同看法、不同性格、不同利益、不同经验、不同语言风格之间的冲突。
冲突是龙，主题是珠，冲突的调动和展示就像穿云入雾，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建构的是问政的广度和感染力。
《电视问政》不停留于一问一答的单向度对话，而是充分展开一个多方参与、循环往复的对话过程，拨开重重迷雾，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
有了这种深度，百姓的问政也就不再简单地从个人的痛痒出发，而是着眼大局、把握大势、依法问政；官员的承诺也就不再是迫于问政压力的“马上就办”，而是厘清原因、分清责任、依法整改。
以冲突的调动建构问政宽度，以循环的对话建构问政深度，武汉《电视问政》变得更有章法、更加严谨。
更主要的是，问题短片保密、面对面现场问政、依理依法廓清问题根源、问题解决落实、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到人，形成《电视问政》的倒逼机制，推动官员们完成出汗到打太极到做好平时工作的蜕变，百姓们完成看刺激到重参与到求实效的蜕变，从而实现整个城市中，人从感性到理性到智慧的蜕变，这种蜕变带来的是城市人文明素质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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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评：电视问政后领导班子“全免”为何引热议？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近日，在西安电视台的问政节目中，因环保工作不力，西安户县环保局原领导班子被“集体拿下”，这种“全免了，断了层，这在全国的确很罕见”，一时引起人们的广泛热议。
电视问政，已经是不少地方曝光问题、问责干部的一种平台。透过镜头，人们看到不少官员脸红了、出汗了，回应民生问题也更为坦诚。不过，从问责角度看，因表现不佳、问题严重而被“处理”的，并不多见。因此，对西安此次“罕见”的由问政到问责，首先应该予以积极肯定。
很多时候，各级地方和职能部门把工作做在了“暗处”，老百姓既不清楚政府干了什么，也未必能看到实效，甚至发现的问题比看到的成绩多。
当政府官员跟随镜头走进大众视野，不仅是普及政策，更是面对监督。哪些地方问题严重、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尚空白，无不是老百姓的“眼中刺”，也是政府部门应该聚焦的工作重点，对推进政府治理、改善民生大有裨益。
对于电视问政中暴露的问题，强力问责相关领导也的确是一味“好药”，不仅让人感受到这绝非“作秀”“走过场”，让老百姓深感“痛快”，当官不好好干事，就该“回家种红薯”。
但是，也应看到，电视问政只是手段、是渠道，是一个充分激荡问题、密切联系群众、拉近鱼水关系的途径，对问政表现不好、工作存在失职的干部，如何问责、问责到哪种程度等等，都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不能只因为是“一把手”力推，就可任意“发威”。
问责应尊重事实，要立足清晰且无争议的事实。电视问政“牵”出政府失职、渎职行为，就像西安户县环保局主要领导，对暴露的11个问题、热线提问的5个问题，光知道说“确实没有责任到位”，群众对回答也“没有听懂解释”，这背后的作为不当、不力显而易见，被问责免职一点都不冤。
但局长失职，就让原领导班子被“集体全免”的事实依据、制度依据到底有哪些？有没有“冤枉”其他干部？这正是引起人们热议的缘由所在。正如有专家评议，不能突然来一次电视问责，表现不好的就地免职，更何况是整个领导班子“全免了”。
问责不仅要依据事实，更要依靠制度和程序。所谓制度化安排，应该更为规范、细致和可操作。有的地方因问政效果不好就问责，旨在消除民怨；有的地方“大刀阔斧”地问责，为了彰显决心……不管何种目的和动机，如果没有科学有效的制度设计和规范程序，问责容易有失公允甚至沦为“不得不”的手段。
所以说，问政创新与问责制度，既要体现差异化设计，因地制宜，根据不同部门、不同职权来设定标准和依据，又要设置梯级化方式，从警告、处理到免职有相应缓冲过程。
只有在固定为制度的基础上按程序办，如此问责才会减少不必要的议论，才会更令人信服、也经得起检验。
有人说，电视问政绝不是走形式，也不能走过场，要“问”“责”结合才有好作风、执行力。
诚如斯言，从问政的美好出发点走向多赢、从问政实现问责，就是要切实建立起一个责任型政府，提高政府的现代治理能力。
归根结底，老百姓认可的不只是让庸者下，而是让能者上，真干事能干事会干事，这样才不会辜负“以人民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