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2020)剧照
范力文：这部改编影片还原了同名原著所记叙的，美国铁锈带地区失落白人的重重绝境，也保留了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怀旧滤镜。
《乡下人的悲歌》是一部好电影吗？对于美国保守派评论员本•夏皮罗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观察“烂番茄”的评分便会发现，专业影评人为这部电影打出了25%（满分100%）的成绩，而大众评分的烂番茄指数则高达81%。无怪乎夏皮罗认为，这又是一次左翼批评家对于影视作品的不公正打压，这部电影能征服普通观众，但它又要面对主流媒体批评家们的挑三拣四。
这部由朗•霍华德担任导演的影片似乎有一种颁奖季电影的气质。它的许多细节都流露出对于奥斯卡的觊觎，以至于难免变得有些荒腔走板。随着JD•万斯被提名为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与唐纳德•特朗普正式搭档，而且颇有接过后者衣钵的意味，这部电影的热度一度蹿升至Netflix的热榜首位。
如果你没有时间阅读万斯的原著，不妨找出这部片子一阅。事实上，它几乎忠实地还原了原著中的细节，除了在叙事顺序上的调整：影片伊始，万斯已经是一位耶鲁法律系的硕士了，他在精英如云的美国上层社交圈摸爬滚打，并正在争取一份工作机会，而电影画面则不时闪回往日的俄亥俄时光。
为了不偏不倚地确定这部电影的成色，我先后看了两遍，中间还阅读了一遍万斯的原著。我的判断与大多数影评人差不多，这的确不是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但它确实有一些非常触动人心的桥段，可能会戳中许多人的泪点。
万斯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尔顿长大，祖父母都是从肯塔基迁居而来，那是如今被称作“铁锈带”的地区风光无限的日子。随着工业化创造的工作机会吸纳了大量的人口，万斯在书中回忆到，日本企业的并购为这里创造了许多工作机会，而美国中西部的爱国者们很快就接纳了这个曾经的敌人。
然而随之而来的凋敝很快淹没了人们的生活。万斯成长于一个暴力的环境，艾米亚当斯饰演的母亲深陷毒瘾折磨，父亲早早抛弃了他们；祖母从母亲手中接过了万斯的抚养权，对他加强了管束，这促逼了万斯的真正成长。
本•夏皮罗显然不是一个专业的电影评论者，但他在互联网上的抱怨隐藏着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夏皮罗并无依据地声称，影评人们对于这部备受普通观众喜爱的平民剧的敌意，来自于他们本身的意识形态立场。2020年底本片的上映时正值当时的美国大选尘埃落定，而J.D.万斯正是从这个时刻正式地投靠特朗普，他愿意为特朗普所指控民主党的选举舞弊背书，这一切让万斯的身份变得尴尬。
原本对于民主党左派来说，理解美国铁锈带的劳工阶级也是应有之义，尽管这些人并不会将选票投给民主党，但民主党人也会努力理解特朗普浪潮背后被隐没的普通人故事。像是迈克•彭斯和罗姆尼这样的“里根主义”的共和党人，也能在许多议题上与民主党共事，在2020年之前，万斯也曾是一个坚定的“绝无川普”（Never Trump）派，这也是他身份的安全之处。但2020年之后，没有人能够再回避万斯的政治阵营，也自然没有人能够不带政治观点地去评判讲述万斯生平的书籍和电影。
在电影中，朗•霍华德和编剧小心地尝试将这个故事剥离政治语境：将原著中没落铁锈带的白人蓝领的哀鸣，变成了一个无涉左右的“美国梦”的逆袭故事。在影片的末段，年轻的万斯突然发奋，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一路青云直上。
然而这样的叙事被人所诟病的关键在于何处？列举几个典型的评论：
《福布斯》杂志的评论员写道：
“当你对美国贫困问题的深入剖析不如《正义前锋》和《小丑》那样富有洞察力和诚实时，那就有问题了。”
《纽约客》的影评人则是这么说的：
“霍华德对记忆和经历进行了模糊而不带个人色彩的操控，去除了与整个世界相关的任何杂质，有意无意地创造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幻想。”
《独立报》的作者克拉丽斯•洛夫里写道：
“这个故事属于一位拒绝承认自己在世界上享有更高地位的作家，以及一位认为仅凭积极的心态就能拯救世界的电影制片人。”
不知道你是否能从上述评论中发现共同的特征，总之，夏皮罗发现了。于是他在推文中这样写到：“修正主义者们后来决定这本书很糟，原因有三：(1) 这本书美化了通过个人决策来打破不良代际决策模式的做法；(2) 它将贫困文化视为一个非交叉性的问题；(3) 它使贫困的白人特朗普支持者形象人性化。”
我可以将夏皮罗与左派评论家们之间的核心分歧进一步地挑明：一个人的成功，究竟是社会结构使然，还是源于个人的奋斗？《乡下人的悲歌》是否在逃避现实状况，而转移矛盾的焦点？
左派人士会认为，个人奋斗的神话掩盖了迫在眉睫的社会阶梯的消失，它陈腐、老朽并且充满了一种自由意志主义的味道；而右派则会辩称，左派们关于结构性问题的谈论，实际上是在剥夺人的内在潜能，并且借机引入干预之手，导向“福利国家”的解决方案。
万斯的作品有这样一个潜台词，如果连他都能够从惨淡的成长环境中挣脱出来，那么没有人有资格再声言自己的失败是环境使然。他并不完全认为，乡下人的问题与宏观社会的结构有关，很大部分原因是自身懒惰的托辞。就像他的书和电影里那些领着联邦资助的便利店店员，他们囿于一种生活惯性的习得性无助。
然而这还是很难解释，为什么万斯以及铁锈带失业蓝领们并不支持民主党的高税收和转移支付方案，这听起来很反常识。为什么他们明明深陷困顿，他们依靠政府的补贴度日，但却不把票投给更偏向“福利国家”的乔•拜登？许多关于《乡下人的悲歌》的介绍文章并没有捕捉到这样一个逻辑断裂点，为什么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用高福利来“贿赂”选民的方法在美国红州选民中间不奏效？
如果你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你或许很容易就会认为，当制造业回暖、就业率提升，万斯笔下的这些乱象就会相应消失。但又该如何解释，当拜登总统在任期内给出了亮眼的经济数据的情况下，选民群体却为何并不为之所动？
万斯似乎并不认为这些现象与经济状况是一种强相关性，恰恰相反，它的病根出在文化上。万斯和一众共和党人会认为，民主党所挑起的“文化战争”才是小镇秩序的邪魔。大麻合法化让他想起自己母亲与毒瘾的缠斗，那些种族与性别的前沿议题，则正在颠覆家庭的传统结构，这又会让他们想起万斯早孕的阿嬷和情感多舛的母亲。在《乡下人的悲歌》里，万斯的阿嬷是这么评价与小万斯“游手好闲”的好友：“三年之后，那俩白痴不是靠着政府救济度日，就是在蹲监狱。”
尽管万斯在自己的书中谈到了制造业的困境、教育机会的匮乏等结构性的问题，但不要想当然地以为，他在呼吁某种经济方案，恰恰相反，他优先考虑的并非是经济解决。
真正的核心在于，这可能关乎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就像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的《故土的陌生人》中，她写道：
“一种蓝领生活方式正与蓝领工作一道变得过时，与之一同过时的，是植根于家乡的自我体现的荣誉和忍耐所带来的骄傲。”
尽管Netflix版《乡下人的悲歌》很显然是一部向颁奖季的“献媚”之作，它拍得太像一部中规中矩的情节剧。但朗•霍华德至少并没有误读万斯，他捕捉到了万斯原著中的精义，那接近一种安•兰德式的生活哲学——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并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顺带说一句，安•兰德恐怕是唐纳德•特朗普少数提及的严肃思想家）。就像影片开头小万斯在骑车的途中捡到一只背壳受伤的乌龟，朋友让他索性剥了下酒，万斯说：它们自己能够康复的。
相较于生母对万斯的放养，阿嬷则更像是一个威严的家长。我怀疑正是由于万斯同时经历过两种家庭教育模式，更加坚定了其保守主义立场——一个威严的长辈，要比一个涣散的家庭更能够教化后代。所有万斯自身的经历都在强化他的观点，而万斯所有的成就又会反过来印证其正确性，这是一种闭环式的自我证成。他幸运地捕获了上升的机会，并且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已经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竞选搭档的J.D.万斯，图片：GettyImages
这是来自锈带的某种胜利者崇拜，它根植于美国的基因之中。乡下人并不仇富，他们佩服那些凭借努力青云直上的人。他们只是痛恨不劳而获，在他们眼中，如今正在坐享“红利”的“不劳而获者”，是那些享受了“矫正正义”的群体；经济的悬殊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如果你读过理查德•霍夫施塔德的《改革年代》，便会明白“乡巴佬”对于东海岸的生活不仅不羡慕，反而在道德上有种鄙夷。相反，他们热爱自己的土地并以此为荣，但他们真正在乎的是家庭的解体和教堂的破败，如果他们失去或者预感将要失去这些珍视的东西，他们可能会为之拼命。
1996年，比尔•克林顿曾经说过，“笨蛋！问题是经济。”但如今这句话恐怕要换一换，改成“笨蛋！问题是文化。”
《乡下人的悲歌》中，每当万斯沉入回忆，他成长的凋敝的米德尔顿总是如同夕阳余晖般的金黄色滤镜。电影的这个处理很巧妙，它表现了原著中某种潜隐的情绪，也或者朗•霍华德已经在内心中认同了万斯的想法——那种保守主义者想象中的田园牧歌，那些真正美好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