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可不能脑袋一拍就搞“代孕”

文 | 俞天任

曾几何时，“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这句口号响遍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城市和乡村。现在不少听起来像段子一样的荒唐口号当年确实是到处可见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是1949年之后存在过的政策中执行范围和执行力度均为最大的政策之一。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政策也几乎是唯一的从一开始就受到过质疑的政策。1980年代前期在不少专门杂志上可以看到公然质疑这个政策的文章，这也是前所未有过的，这也就说明了人口政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当时是不是一定需要这个政策和这个政策的功罪，是另外一个话题。在这十几年中，一直有各种声音呼吁暂缓或者取消这个政策，因为强制计划生育带来的急速老龄化和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不足、市场萎缩、养老金问题，现在已经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总算在2016年开放了全面二孩政策。

本来人们的生育观就会随着发展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像现在的欧洲和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等地，都面临生育率低下的问题。即便不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现代社会的人们的生育愿望也在下降。一方面是避孕知识的普及和避孕手段的发达，另一方面也是现代生活的巨大压力和养育教育费用的膨胀，使得生育成了巨大的负担，再加上社会保险制度的趋向完备，也使得“养儿防老”的必要性降低。在中国也存在这些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所以虽然全面放开二孩，但中国现在低得恐怖的生育率应该不会有大的回升，或者根本就不会回升。

▲ 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地图。数据来源：中情局《世界概况》2014年

欧美国家对此的解决方法是引进移民。但是移民的增加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这已经被这段时间的欧洲所证明了。安倍晋三曾经做过一件日后被日本人一致认为具有先见之明的事，他在2014年初以在电视节目中出镜的方式，否决了可以说正式发表了的“50年接受1000万外国移民，把日本的总人口稳定在一亿水平上”的政府自民党计划。说解决少子老龄化问题要考虑其他方法，不能简单地引进移民。当时就连电视节目主持人都有点不理解，但是现在限制移民已经成了国际上一种流行的时髦了。

▲ 安倍晋三参加电视节目，反对“为了维持日本的国力而接受移民”

现在的中国当然就更不可能考虑接受移民了。要解决人口问题就只能考虑其他的方法，有人甚至半开玩笑地建议说要不要再开展一次强制计划生育运动，只不过这次的“计划”是“必须两个以上”。

对于人口的忧虑是如此严重，甚至连《人民日报》都主动发起了讨论代孕问题，提出作为一种为想生而有困难的人群的服务，应该适当放开代孕。

笔者并不完全反对代孕，代孕确实是治疗不孕症的一种手段，有不少国家开放代孕。但觉得应该先认真讨论一下这个意义含糊不清的“适当开放”。笔者就无法接受《人民日报》所引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伦理学副教授尹秀云先生的这种说法：“他认为，代孕技术的应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法律上的，一个道德上的。即便法律不允许，也不能把代孕悬置起来，完全不考虑。”

一个专业是伦理学的副教授说出这番话来很意外。法律和道德是维持一个社会的底线，如果将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还有未解决问题的技术轻率地付诸实施，将来引起的副作用由谁来买单呢？

经常能见到一种“三拍”的政策决定过程，就是“脑袋一拍：有了；胸脯一拍：没事；大腿一拍：糟了”。当时决定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决策者也没想到以后会产生如此大的副作用，难道现在又要重来一次？

道德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所谓“法律问题”，也不是像“在法律上加一条”那样就能解决。法律需要法理作为支撑，缺乏法理的法律很可能会是恶法，不经过认真讨论就随意轻率地修改法律是会引起问题的。

有国家开放代孕，也有国家禁止代孕，既然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有少子老龄化的问题，为什么还有国家禁止代孕呢？人类的生殖行为是人类社会得以维持的最基本行为，在这个事情上轻率行事是要出大问题的。

现在的“代孕”，基本上主要是这几种方法：

（1）使用体外受精法得到的委托夫妇的受精卵在代理受孕的母亲子宫里培育。

（2）第三者提供的卵子和委托夫妇的丈夫的精子体外受精之后在代理受孕的母亲子宫里培育。

（3）第三者提供的精子和委托夫妇的妻子的卵子体外受精之后在代理受孕的母亲子宫里培育。

（4）第三者提供的精子和卵子体外受精之后在在代理受孕的母亲子宫里培育。

（5）使用委托夫妇的丈夫的精子对代理受孕的母亲人工授精，使用代理母亲的卵子和子宫。

看上去是“能够生育的妇女帮不能够生育的妇女生育”这么一件挺好的事情，对自己对社会都有好处，但实际上里面会带出很多没有先例、不知道怎么解释或解决的问题。在上述五种方式中，除了最后一种是大家熟悉的“借腹怀胎”所以称作“传统性代孕”之外，前四种都是过去所没有的，因此会产生的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

从宗教的观点来看，生殖的问题是神圣的问题，人类就不应该介入，即使不从完全世俗的角度出发，这种为了血缘而不择手段的行为就一定值得肯定吗？

即使从单纯的种群利益出发，这种本来是作为不孕症治疗方法的“代孕”技术也有可以被质疑的地方。很多不孕症是因为生殖器畸形或者异常，是有可能遗传的，那么问题就来了：父母是否有权把这种令人痛苦绝望的疾病遗传给下一代呢？而且生殖本身除了使种群得以延续之外也是一种种群得以增强的纠正环节。有人就对生殖医学会不会招致种群全体的弱化抱有疑虑。当然这种疑虑有“优生学”的嫌疑，在政治上不一定正确，但是这种疑虑不也应该讨论吗？

除去过继和领养之外，一般都认为“母亲”和“十月怀胎”这两个字是连在一起的。有很多人在庆祝自己的生日的时候，还要向自己母亲的受难表示感谢。这样的话，委托方的妻子到底是不是“母亲”？另外，对于代孕而出生的孩子来说，到底谁是他的母亲呢？他又会认为谁是他的“母亲”呢？

这个问题不光是伦理的问题，还有道德的问题。要知道即便在医学很发达的现在，出产也是有危险甚至是生命危险的。人民日报的文章中有专家说要“要防止商业代孕”，真的能防止吗？如何防止呢？如果不能防止，那么有钱人是不是有权把痛苦和危险出售给没有钱的人呢？其实在说“防止商业代孕”之前还不如先定义一下“非商业代孕”又是什么更为合适。

原来代孕行业最兴盛的国家是泰国和印度。虽然看起来是双方自愿的公平交易，但是妊娠和生产都是有危险的，发生的死亡案例并不在少数。但为了减轻国际上对这种行业侵犯人权的批判，印度从2015年10月开始禁止为外国人代孕，泰国则从2015年开始禁止因为金钱目的代孕。

妊娠和生产的风险还不仅在于产妇的风险，婴儿也是有风险的。在澳大利亚就发生过因为委托代孕的双胞胎中有一个患唐氏综合症，先天不足而被委托夫妇拒绝接收的例子，这种情况下法律应该保护谁的利益恐怕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回答的问题。

另外如果在婴儿出生之前，委托夫妇就因为什么意外原因而双双去世了怎么办？

本身妊娠和分娩过程中有很多问题还是人类未知的领域，比如所谓“微嵌合体”（Microchimerism）就是其中一例，母体和胎儿的免疫细胞有机会透过在胎盘进行的血液透析而进行交换，被交换的细胞在宿主内仍有可能会继续分裂，并在胎儿出生后的数十年后依然留在宿主体内，具体的机制到现在并不太清楚，在代孕的场合会出什么问题现在还不知道。

怀孕对妇女的影响不光是生理上的，还有心理上的。十月怀胎这个生理过程就使得代孕妇女和孩子之间有了精神上的联系。特别是如果是使用自己的卵子的话，依照现行的社会道德法律标准就是孩子的母亲，如果代孕母亲拒绝交出孩子的话，现行的法律是无能为力的。而且更麻烦的是这孩子的父亲却是确定的。

现在已经不是“八亿人民八亿贫”了，也不是计划经济了。法律不是简单地判给谁就能解决问题。比如这个代孕的孩子有没有代孕母亲的继承权？或者，在代孕母亲拒绝交出孩子之后，如果委托方家庭是这孩子的生物学父亲或者母亲的话，这个孩子有无委托家庭的继承权？

因为存在这么多让人泄气的问题，所以日本人采取的态度是绕着走。2003年日本产科妇人科学会发表的见解是“不承认代理怀孕”，主管医疗福利的厚生劳动省也发表过“禁止代理怀孕”的见解，2008年日本科学最高机构的日本学术会议提议“希望用法律手段来原则禁止代理怀孕”。但是牵涉的问题实在过于复杂，再加上毕竟是一个小众问题，所以没有人愿意自找麻烦在国会提出法案，因此严格地说起来日本的法律并没有禁止代理怀孕，但是医疗机关都绕着走。那些需要代理怀孕的人去国外解决，这样出了问题也和日本无关。

笔者认为中国对这个问题也应该慎重处理。我们经常能看到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而不考虑其他副作用的做法，到后来为了治愈副作用而付出更大的代价。现在应该是和那种做法告别的时候了。

用“Surrogacy”这个关键词上网查一下，就能找到有关代孕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案例。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来试图规范代孕问题，但是各种引起巨大争议的案例和判例还大量存在并且还在大量出现。而在本来就缺乏法治传统的中国，如果真像那些专家们所主张的那样不顾“道德和法律”，只要有需求就容许买卖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

大家对这种看上去是单纯的“买卖”带来的问题应该并不陌生，比如前些年就曾经发生过卖血的问题，其副作用到现在还在继续。政策有一个一旦制定之后，就不一定朝着制定者所期望的方向而去的习性，更不要说没有经过认真讨论的政策，比这更可怕的是有人主张连政策都不要，先干起来再说。

代孕作为一种治疗不孕症的手段可能有效，但在解决社会少子老龄化方面决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如果是的话也就没有老龄化问题了。如果说在试图解决不孕或者解决在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时的遗留问题时使用代孕还需要慎重行事的话，那么试图用代孕的方式来解决少子老龄化问题就是绝对不可取的。可以想象，真像那些专家所主张的，不顾伦理道德和法律就不把“代孕”悬起来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一个规模巨大而极度肮脏的市场，为了抵消这种拍脑袋政策的副作用，还不知道要花多大功夫，这种先例已经不少了。

鲁迅写过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他一位叫柔石的朋友，鲁迅的这位朋友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有一篇很有名的短篇小说叫《为奴隶底母亲》。这篇小说以白描的手法写了一个借腹传宗接代的故事，然而读者读到的是一个该诅咒的现实。

柔石被国民党政府秘密处决已经是86年前的事情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再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有一些价值观是不会变化也不应该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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