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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论证这种解读大屠杀的补充方式，亨利辛辛苦苦钻研了五年时间，写了这部小说和散文。他完工以后，这部双料稿子就在各个出版商手中流转。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应邀去赴一场午宴。你还记得翻转书中那个磕磕绊绊、跌跌撞撞，最后摔倒的男人吧。就为了这顿午宴，亨利可是飞越了大西洋啊。那会儿正是伦敦的春天，正值伦敦书展。亨利的四个编辑邀请了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个书商。亨利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代表了理论界和商业界的双重认可。亨利可是一点也没料到等待他的是什么。饭店很高级，装修风格极富艺术气息。他们的餐桌很长，有着优雅的雕刻弧度，看起来像一只眼睛。有一侧还摆着同样雕刻风格的长凳。“要不你坐这儿吧。”一个编辑指着长凳的中间对他说。是呀，亨利想，刚刚写成新书的作家不坐在这儿还能坐在哪儿呢，就像新郎新娘要坐主位一样。他的两侧各坐了一个编辑。他们对面四张椅子上，历史学家和书商两侧，各坐了一个编辑。虽说座位安排很正式，但还算舒适。服务员拿了菜单过来，还介绍了当天的特色菜。亨利兴致勃勃，他以为自己是来参加婚宴的呢。
其实，这是个行刑队。
一般说来，编辑会极尽奉承地诱使作家认清自己书中的所有问题。每一句褒奖背后都藏匿着批评。这种方式老练圆滑，意在既改进作品本身，又不会摧垮作家的意气。于是，点完菜，闲聊了一小会儿之后，一场貌似充满溢美之词，实则暗藏专横意见的声讨会便拉开了序幕，就像伯南森林向邓斯纳恩城堡移动，而亨利恰是找不到北的麦克白。他就是听不进他们在讲些什么。他哈哈一笑，挥手就把他们愈发尖刻的问题抛至一边。他对他们说：“你们的反应完全就是读者将来的反应嘛——有很多疑问、评论，还有反对之声。而事情本来就该如此嘛。书就是言论的一部分。我这本书的核心议题，就是一件极其令人难受的事件，它只见容于对话之中。所以，我们来谈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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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揪着他逼问的是那个镇守伦敦的美国书商。他说话带鼻音，而且直言不讳。就是他清晰明白并颇为粗鲁地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了亨利。“散文太乏味啦。”他说道。亨利猜想，他是在讲其在大洋两岸的零售经历吧，不过也有可能是在谈他品读散文时的经验吧。“尤其是你所论及的是大屠杀这——神圣不可碰触的话题。每过个一年半载，就会出一本关于大屠杀的书，扣动人们的心弦，”——这位书商就是这么说的——“并且大获成功。可是每出一本这样的书，就有成箱成箱的其他同类书化成纸浆。这个再加上你的写作方式——我这里说的并不仅仅是翻转书的问题——还有你的这个运用想象力去解读大屠杀的想法——大屠杀西部小说、大屠杀科幻小说、大屠杀牙买加雪橇队喜剧——我的意思是，你这是想干吗呀？而且你还想弄个翻转书？一般说来，翻转书也就是个小伎俩，跟笑话书一个档次。而且，我也说不好，但你的书给我的感觉就是它会啪嗒一声，变成个失败品。噼啪——啪嗒，噼啪——啪嗒，噼啪——啪嗒。”第一道菜端了上来，他打住了话头。盘中点缀着少得可怜的精致美味。
“你的意思我明白，”亨利眨巴了几下眼睛，感觉像吞了一条大金鱼似的，“但我们不能老是一成不变呀。一本内容和形式都很新颖的严肃之作，难道不会引人注目吗？难道这不是个卖点吗？”
“你觉得你这本书应该摆在哪里？”书商一边问，一边张开嘴巴嚼着食物，“小说区还是非小说区？”
“最好两边都有。”亨利答道。
“不可能的。太麻烦了。你知道一家书店一天得处理多少库存吗？要是每本书都得把封面摆对，我们就不用干其他活了。还有就是你准备把条形码贴在哪儿呀？条形码都是贴在封底的，你的一本书要是有两个封面，那条形码该贴在哪儿？”
“我不知道，”亨利回答道，“贴在书脊上呗。”
“书脊太窄了。”
“贴在内页上。”
“收银员可不会把书打开，到处找条形码。而且万一书是塑封的呢？”
“那就弄个小书腰，贴在那上面。”
“那东西一扯就烂，而且容易掉。这样你就根本没条形码了，简直是噩梦啊。”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写了一本关于大屠杀的书，根本没考虑该死的条形码该贴在哪儿。”
“我只是想帮你把书卖出去而已。”书商说，骨碌碌地翻着白眼。
“我觉得杰夫的意思是，”他的一个编辑插嘴道，意欲替他解围，“不管在理念上还是实际操作中，这本书都还有些问题需要解决。”“这也是为你好啊。”她强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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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扯下一片面包，愤愤然甩到了橄榄酱上。这橄榄可是从西西里岛一个偏僻角落的一片橄榄林中的六棵树上专门采摘过来的。他还注意到有芦笋。服务员大讲特讲橄榄酱，烹饪如何如何复杂精细，原料如何如何精致考究，没完没了。听他那么说，仿佛舔一口，就跟拿了个博士学位一样爽。亨利叉了一点芦笋，在略带粉色的酱汁里面蘸了蘸，一口塞进了嘴里。他心不在焉，除了绿色糊状物，他什么也尝不出来。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历史学家建议道。他面相友善，声音舒缓。他侧着头，透过镜片盯着亨利。“你的书讲的是什么？”他问道。
这一问让亨利犯难了。这问题虽说显而易见，却不太好回答。毕竟，人们之所以写书，无非就是为了对简短的问题作出一个完整的答复。而且那书商已经让他痛苦不堪了。亨利深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他想尽力给历史学家一个满意的答案，可是他的回答还是断断续续、结结巴巴的。“我的书讲的是对大屠杀的呈现。这事已经过去了，留下来的，只有关于它的种种故事。我的书讲的是新的讲故事的方式。面对一个历史事件，我们不仅仅需要为其见证，也就是说，告诉他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告慰亡灵。我们还得阐释，还得总结。只有这样，当下人们的需求，那些亡灵的子孙后代的需求，才能得到满足。我们不仅要了解历史，同时还要理解艺术。故事能引起认同，联合大众，呈现意义。就像噪声有了意义，就变成了音乐，颜色有了意义，就变成了绘画，人生有了意义，就变成了故事。”
“没错，没错，可能是吧，”历史学家把亨利的话撂在一边，较之前更严肃地盯着他，“可是你的书讲的到底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