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兰詹表示，印度既追求与中国经济合作带来的实际利益，也努力应对国内“经济民族主义”高涨所带来的压力。
文丨边赛、王英良
阿米特•兰詹博士（Dr. Amit Ranjan）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的研究员，近年来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
此外，兰詹博士还著有《联邦制与印度的跨邦界河水争端》（2023年）、《争议之水：印度南亚跨界河水争端》（2021年）以及《印度与孟加拉国边界争端：历史与LBA后动态》（2018年）等专著。他的学术文章和评论广泛发表于《亚洲调查》、《亚洲事务》、《印度评论》和《亚洲比较政治学》等顶尖期刊。
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当前在印度投资的一些中国公司面临资产没收和巨额罚款等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印度政府对中国直接投资存在偏见？后续印度政府是否会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外企的商业环境，特别是针对中国公司的经营环境？你认为印度如何看待中国电动车产业的海外发展？如果中国向印度市场出口数百万辆电动汽车，印度可能会作何反应？
兰詹：中国电动汽车或其他产品能否成功进入印度市场，取决于以下几个关键因素：中国产品的质量；两国之间达成的进出口协议条款；印度吸纳这些进口的经济承受能力；这些进口是否符合印度的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目标。实际上，需要明确的是，保护本国市场是各国都会考虑到的重要问题，所以这种关注不应该仅仅指向印度。通常，国家会通过保护本地市场和产业，来最大化自身经济利益。特别是当双边关系紧张或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竞争加剧时，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倾向往往会进一步加剧。
近年来，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在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全球市场扩展已成为其关键战略目标。相比之下，印度的电动汽车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印度对电动车进口持谨慎态度，这与其政府重视培育本土制造能力的政策密切相关。为了保护本地电动车产业、减少对外依赖，维护本国就业和保障产业安全，印度政府采取了一些与其整体利益相适应的策略。此外，产权问题或者知识技术的分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据彭博社今年7月的报道，中国要求其汽车相关投资者谨慎向印度投资，以保护电动车领域的技术知识，规避一定监管风险。今年10月，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也声称由于印度电动车政策的调整，宣布搁置在印度设立汽车工厂的计划。因此，电动车进出口问题不仅涉及复杂的经济谈判问题，还是多方面利益动态平衡的体现。抛开市场需求不谈，电动车由于涉及新兴技术与战略相关产业链，这就关系到提升本土制造能力、平衡相关方的需求等一系列问题，需要中印两国政府之间务实、灵活的政策协调。虽然中印两国在贸易和经济合作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但地缘政治紧张和战略竞争显然也限制了这种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在这一背景下，战略性产业中的“贸易不确定”似乎不可避免。国家政策的变化和双边关系的波动，可能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中国电动车进入印度市场面临的诸多挑战，既包括自身在本国政府政策指导下的决策，也受到东道国政策与市场不确定性的制约。展望未来，中印关系的改善可能缓解部分经贸问题，为深化经济合作创造条件，并为双方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问：2024年美国大选刚刚结束，特朗普即将再次上任。你认为印太战略是否会在特朗普上台后发生变化？作为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动态中的关键角色，后续印度在印太地区的角色可能会如何演变？
兰詹：在这一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极有可能延续其印太战略。从历史来看，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中美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由此表现出的全方位竞争态势对全球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变化促使美国在印太地区采取了更具“扩张”的政策。一方面，尽管印太战略的某些领域在特朗普执政之前已初具雏形，但其任期内激烈的贸易政策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加速了印太地区战略格局的演变。美国通过加大与南海、印度洋等关键地区国家的军事经济合作，试图对中国形成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提高了区域内对中国战略挑战的关注，也促使该地区国家在经济依赖与地缘政治利益之间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印度在印太地区的作用日益凸显并逐步深化。出于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考量，印度在莫迪政府执政后加强了与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联系。
从1992年的“东向政策”到2014年的“东进政策”，印度的外交政策经历了显著调整，进一步加深了其在东南亚及更广泛印太地区的存在。这一演变反映了印度在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日益增强的政治影响力下，对全球大国地位的追求。近年来，印度在东南亚的经济、安全和外交领域的影响力都在稳步上升。通过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海军外交并积极参与东盟事务，印度显著提升了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与此同时，印度与东南亚国家在政治层面的互动也进一步增强了其地区支持。在印度洋和印太地区，印度通过“四方安全对话”（Quad）、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多边机制，与澳大利亚、日本等美国同盟国深化合作。这些均展现了印度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主动性。通过发展经济和务实的外交，印度正逐步确立自己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重要合作伙伴的地位。然而，印度历来的不结盟传统深刻影响了当下政策对“战略自主”原则的选择。印度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交往时并非全然跟随，也与其保持了一定距离。与此同时，在全球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印度仍选择继续与俄罗斯保持了战略伙伴关系，继续保持合作。
问：你认为印度在美国供应链下的“关键矿产联盟”中将扮演什么角色？如若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采取提高关税等“保护主义”措施，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对中印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兰詹：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中，“交易主义”趋势日益凸显。各国的经贸、外交政策越来越注重短期利益，而非长期战略规划。这种“短期导向”的政策在国际互动中表现尤为突出，对中印关系下的经济合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印度在全球化框架下，一方面追求与中国经济合作带来的实际利益，另一方面则努力应对国内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应对“经济民族主义”日益高涨所带来的压力。在此过程中，印度在对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之间寻求一种策略性平衡：既要保障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要维护其国家战略利益。
边界问题、地区事务、大国竞争以及全球秩序的转变使两国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的关系改善。在此背景下，“短期波动”成为了中印关系的显著特征。尽管双边有大量贸易与经济联系，但中印之间长期的战略竞争与安全分歧，尤其是在边界问题和地区事务上的矛盾，使双边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面临持续挑战。这些问题或将持续数年乃至数十年，加剧两国关系的紧张局势，并对地区稳定造成深远影响。尽管困难重重，中印关系中仍存在“缓和”的可能性。全球南方多边框架与领导人峰会为缓解紧张局势提供了潜在的契机。展望未来，灵活而务实的外交手段可能在塑造中印关系的演变中发挥关键作用。面对突发问题，两国应积极管控分歧，并持续推进经贸合作，努力让经济成为推动双边关系向好发展的重要动力。
问：你的新书《印度与中国在东南亚》深入探讨了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与合作，尤其是中印与缅甸的关系。鉴于缅甸对印度和中国的重要战略意义，你能否简要回顾印度与缅甸关系的发展历程，谈谈印缅关系？
兰詹：首先，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下印度与缅甸的历史关系。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特别是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有着密切的地理联系。缅甸与印度共享约1600公里的边界线，两国在历史上也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文化交流。这种天然的联系深刻影响了两国之间的互动。缅甸曾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直到1936年才独立分离。分离后，大量印度裔人口继续在缅甸定居，这一历史遗留因素至今都对缅印双边关系产生着重要影响。在缅甸独立初期以及20世纪70至80年代，印度曾给予缅甸大量援助。值得一提的是，曾就读于德里大学的昂山素季便在是印度支持缅甸民主领导人的代表。此外，两国在宗教和文化领域，比如佛教传播和语言交流上也有着深厚的联系，这些都为双边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历史联系的深度和广度在不同历史阶段也受到了内外因素的影响。对于印缅关系来说，在外部因素上，中国在缅甸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是重要变量。近年来，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多边平台合作下与缅进行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能源项目建设。基础设施与国防建设息息相关，由此印度当局认为中国逐步扩大了在缅甸的战略存在。为此，印度采取了务实的外交策略，试图通过深化与缅甸的经济安全合作，维持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内部因素上，缅甸东北部地区的“叛乱”问题也深刻影响着印缅关系。长期以来，这些叛乱团体利用缅甸作为基地，发动跨境袭击，对印度构成了严峻的安全威胁。具体来看，这些团体与缅甸的民族武装组织关系密切，其中部分领导人与其他国家驻缅机构也存在联系，甚至获得了外国资金与其他武装形式的支持。为了应对这些叛乱活动，印度与缅甸政府加强了合作，尝试通过情报共享和联合行动打击这些武装分子。然而，目前的成效有限，许多叛乱团体依然活跃在缅甸境内，对地区安全构成挑战。
此外，印度与缅甸的关系还涉及经济维度的相互影响。尽管印度已在缅甸的一些项目上投入资源，但成果尚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印度在缅甸的经济影响力。如何平衡安全与经济合作，进而巩固其战略利益是印度未来对缅政策的关键所在。
问：印度如何看待在金砖国家（BRICS）和上海合作组织（SCO）等多边框架下与中国的互动？你认为这些平台是否能够缓解双边紧张关系？
兰詹：在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等全球南方国家聚集的多边平台上，印度与中国领导人展开过多次互动。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六届金砖领导人会晤上，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印2020年边界军事对峙的结束进行了交流。由此可见，这些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双边关系的缓冲机制”。其主要功能在于缓解紧张局势，但对于深层次分歧的解决仍然有限。即通过这些多边框架，两国能够在经济与安全领域维持有限的沟通与合作。然而，在解决涉及国家利益的核心问题上，这些平台的作用仍显有限。
考察中印关系可以发现，其周期性波动特征十分显著。尽管多边机制为两国提供了合作空间，但诸如边界纠纷、地区竞争及国际格局变化（如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等结构性因素，依然会使双边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例如，在边界冲突后，双边关系常会在短期内急剧恶化，但通过多边平台的协调与对话，双方通常能够避免敌对行动进一步升级，并逐步恢复一定程度的互动。但这个平台又无法彻底解决两国间边界冲突的问题。
预测中印争端的永久性解决为时尚早。然而，两国关系中“贸易与政治分离”的特征已经日益凸显。尽管在政治层面存在显著紧张，双边经济合作仍保持强劲势头。目前，中国依然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且双边贸易规模呈现持续扩大趋势。中印间经济合作与政治分歧分离的策略显示了双方在政治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仍能在共同经济利益领域实现互动的务实态度。这种分离策略是当前中印关系务实的解决办法，不仅确保了经济领域的持续协作，也为两国关系在紧张时期提供了难得的稳定因素。
问：在学术界，影响印度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通常被总结为国际战略环境、国内安全形势、政治领导人倾向以及战略文化等因素。自莫迪上任以来，印度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过去相比，印度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方针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你能否阐述印度国家安全研究的历史发展、当前状态以及主要趋势？
兰詹：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逐步调整与演变。早期，印度试图延续英国殖民时期在亚洲的影响力，同时维护自身的自主性和地区大国地位。其中最为显著的举措是时任总理尼赫鲁在冷战期间倡导的不结盟运动。这一战略使印度成功避免了在美苏之间“选边站队”。印度深知，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关键在于远离大国争端，巩固国家利益。历史上，印度始终致力于强化其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战略存在。然而，1962年的中印战争严重削弱了印度在亚洲的威望。此后，印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发展经济和推进军事现代化来增强其综合国力和战略影响力。
自2014年莫迪担任总理以来，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莫迪领导下，印度从传统的防御性姿态转向了更加积极和自信的战略。例如，印度对来自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实施了“外科手术式打击”，显示出其更加主动的安全政策。至此，国家安全不再仅仅是防御性议题，而是上升为印度“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
为什么会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正值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之际。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经历了重大调整，尤其是“印太战略”的兴起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已经无法满足过去印度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内部原因上，与邻国（尤其是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复杂关系，加上南亚地区变动的政治态势，迫使印度始终保持警觉。在此背景下，印度的国家安全政策主要通过经济、外交和灵活的政策来维护国家利益。尽管莫迪执政后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有所调整，但印度的国家安全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理现实和历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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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生。研究领域为美印关系、印度外交政策及南亚研究。其学术成果包括《美印网络空间合作新态势探析》，《印度的政治极化新动向及评估》与“China-India Relations under Narendra Modi’s Tenure: Cyclical Interactions and Shifts in Strategic Perception” 等
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跨国直接投资与国家竞争，FT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目前正在推动覆盖全球的“百人百访”栏目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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