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 33 岁的日本导演空音央的首部长片剧情电影，观众会不由得感叹于它与当下的相关性：这是近未来的故事，或是过去的幻影，还是正当时的经历？
《圆满结局》（Happyend）讲述了一个政治介入友谊的故事。它的拍摄手法远称不上现实主义，但电影中的高中生们所感受的那种压抑的氛围、心中忍不住要反叛的冲动、日复一日恐怖与幽默并存的生活，都熟悉得令人心惊。
“有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部如此具有政治性的青春电影。这很有意思。想想看，如果你在拍一部与政治无关的电影，它会比一部与政治有关的电影更像是一种政治宣言。”空音央在与单读的访谈中说。
这让人想到今年同样有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一位纪录片导演，他曾说，“很多人的作品里边根本就没有这个时代的人真正生活和存在的痕迹，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政治片”。
《圆满结局》于今年 9 月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亚洲首映，并作为“卧虎”单元入围影片获得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评审荣誉。电影先前在威尼斯电影节全球首映，后于 10 月在日本院线上映，得到广泛好评。在这之前，空音央为观众熟知的作品是今年 5 月在中国大陆上映的《坂本龙一：杰作》，记录了他的父亲坂本龙一生前最后一场钢琴独奏会。
以下是单读对电影《圆满结局》的介绍和与导演空音央的访谈。这部电影给我们一个适时的契机，重新思考电影与政治的互动（或缺乏互动）。空音央的思考主要基于日本的社会与历史语境，但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一名年轻的、在多元文化中长大的亚洲电影人具有何种表达与实践的空间。
剥离政治的电影，恰恰是最政治的
采访、撰文：菜市场
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最好的朋友兼电子音乐同好变了。他不再和你同出同入，在学校领导看不见的角落里打碟。他也不再满足于捉弄权威的恶作剧。当学校里布满了监控，社会处处有管控，他走上街头，严肃地寻求改变。他愤怒地问你，你是不是完全不在乎音乐之外的事？对于文艺作品的主题来说，友谊与政治是一组新鲜的搭配：前者是生活化的、跨越时间的，后者是意识形态化的、有时效性的。进入电影《圆满结局》，观众很快就会被卷入这两股力量的角力。导演空音央把故事设置在近未来的日本，一个数字集权的监控社会里。政府将“随时都会有一场大地震”作为权力扩张的借口；社会上出现了自主巡逻、提防外来者的民团；校长为了获得防震资金，在学校安装了智能摄像头，学生任一违规行为都将在超大电子屏上被展示与惩处。“一提安全，所有批评的人都安静了。”电影《圆满结局》的主角优太（右）和洸（左）
优太和洸是一对童年好友，他们正在经历高中的最后一年。面对权力的逼近，他们展现出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优太沉迷于电子乐，他家境优渥，更喜欢用玩乐的、轻盈的方式表达态度，比如播放假的地震警报，借此机会转移被锁起来的音乐设备。他实践着詹姆斯·C. 斯科特所言的“潜隐剧本”的逻辑，灵活行事，不必直面权力的重压。但是，作为在日朝鲜人的洸更容易遭到怀疑与搜查，这让他的政治意识开始发芽。当一位排外的首相当道，他逐渐意识到电子乐不是唯一重要且需要拯救的东西。他与激进的女学生文一起加入了校内外的抗议活动。成长于觉醒文化与保守化浪潮的冲突之中的空音央让他们重新唱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运动民谣《吃屎之歌》（くそくらえ節）：有一天，一名学校老师
对他的学生们训话
“你们不在考试中拿到一百分
就成不了优秀的大人”
吃屎吧！去死吧！
吃屎吧！去死吧！
那么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
电子计算机
优太与洸之间友谊的裂痕并非鸿沟，却是决定性的。从东亚观众的成长经验来说，他们已然是少见的反叛者。这也是空音央希望刻画的青春形象，因为他发现自己“更容易被具有反叛精神的人吸引”。但即便在一群反叛者之间，反叛形式与程度的不同也意味着道路的不同。青春电影作为社会氛围变化的先声已有传统，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无因的反叛》与《青春残酷物语》，都以反叛者为主角表现转型期青年人的愤怒。今天，愤怒再次成为社会的主流情绪，《圆满结局》用更精细的画面、更低调的叙事，提出了一些亲切而不失迫切的问题——在近未来的日本，或者任何政治高压的社会，我们会更容易失去朋友吗？在政治之必要和友谊之可贵之间，在游戏般的反叛和代价惨烈的抗议之间，高中生们会如何选择，他们能够承担选择的后果吗？电影《圆满结局》
“我真想回到那些不假思索交朋友的日子。”空音央说。在多重意义上，这个关于两个高中生的友谊因政治而分裂的故事，才是空音央最初想要完成、最早开始创作，并且与制作人独立筹得资金的“第一部电影”。“由于外部的因素，我不得不先拍《坂本龙一：杰作》。”在那部音乐纪录片里，坂本龙一作为艺术家的光芒是绝对的主角；而在《圆满结局》里，空音央作为导演的独立性与思想性得到了一次较为完整的展露。我在平遥国际电影展的现场见到了空音央，他很年轻，总是带着友好的笑容，脖子上围着巴勒斯坦头巾“库非亚”（Keffiyeh）以示支持。他的声音非常流畅，轻松地从自己的电影谈到更宏大的命题，似乎在电影创作之外，对社会议题的参与也是构成他生活的重要部分。导演空音央（摄影：Shina Peng）
单读 我看过《坂本龙一：杰作》，那是你执导的第一部长片，而《圆满结局》则是你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对吗？ 空音央 其实《圆满结局》可以说是我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因为我从 2017 年起就在写它的剧本了。那甚至是在我拍短片《鸡在纽约》《一夜爆樽》之前，当然也在《坂本龙一：杰作》之前。所以它一开始就是我长久以来真正想做的事。但由于外部的因素，我不得不先拍《坂本龙一：杰作》。 单读 为什么早在 2017 年你就有了拍摄这个故事的想法？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部后疫情电影，尤其因为电影描绘了不断升级的社会危机。 空音央 我可以告诉你这背后的整个故事，但会有点长。首先，因为这是一部青春成长电影（coming-of-age film），电影描绘的经历很多都来自我自己的生活。高中时期，我有一群非常亲密的朋友。在生命中的那个时刻，我不太关心政治，只是一个想和朋友们玩耍的高中生。2009 年我进入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然后在 2011 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了。那就是福岛“3·11”：地震、海啸、核灾难……那件事发生后，我的政治意识才真正地开始萌芽。我觉醒了。我开始更多地阅读，试图去理解世界的结构：资本的结构如何引发了福岛的灾难，政府的结构如何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想法，像东京这样的城市如何利用中心与农村地区的差异来剥削劳动力，等等。我也开始在日本参加抗议活动，更加密切地关注日本的新闻。读大学的日子里，因为我开始关心政治，我有像电影里的洸一样把人推开的经历。我也曾被我的朋友推开，因为我们的政治立场不再一致。我真心爱我的朋友们，也非常珍惜我们的友谊，所以与他们分道扬镳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那时候我非常难过，也很失望，尽管我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分别是需要发生的。 单读 所以爱玩的优太和政治觉醒的洸，是处于不同阶段的你。但这也只是你拍摄《圆满结局》的一部分原因？ 空音央 之前说到，福岛大地震之后，我开始更多地去了解历史和我身边发生的事。到了 2014 年前后，日本的种族主义言论和仇恨情绪激增，右翼分子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他们宣称要让在日朝鲜人、中国人和反日人士去死，诸如此类。之后，也有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来反击这些抗议。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在那前后，我开始深入了解 1923 年在日本发生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关东大地震。这是东京经历的最具破坏性的地震之一，由于当时的房子大多是木制的，地震又发生在中午，它同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大约有 10 万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在这场灾难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关东大屠杀”。在关东大地震引发的混乱中，流传着许多针对在日朝鲜人的种族主义谣言，说他们抢东西、烧房子、在井里下毒。这些谣言加剧了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恐惧。当时，日本正在殖民统治朝鲜半岛，而朝鲜半岛也掀起了一场独立运动。在这种混乱时期，连警察和政府都在散布这些谣言。谣言出现后，日本人聚集在一起，形成民团、自卫小组，开始大规模屠杀朝鲜人。这实际上是一场种族灭绝，在几天时间里，就有 6000 人甚至更多人死亡。在这场混乱之中，日本政府还逮捕及杀害了一些左翼活动人士和异见人士。这段历史一直被公认为事实，直到一些右翼人士开始否认并试图抹去这段历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也正是在 2014 年前后，我开始考虑拍摄这部电影，而我又总是在思考这些事情。我想起在福岛大地震期间，推特上也有很多人重复着这些谣言，说外国人偷东西、投毒，如今仇恨已经扩展到了穆斯林和库尔德人身上（日本有很多库尔德移民）。这些种族仇恨的蔓延又导致了一些民团的形成，他们声称要保护日本人免受外国人的侵害。我对自己说，在日本，人们总是警告说不久的将来会有另一场大地震。但如果我们不反思日本作为侵略者的历史，不反思针对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种族灭绝，不反思整个殖民历史，不反思日本人过去和现在所持有的种族主义价值观，那么在另一场地震来临时，类似的事情很有可能再次发生。我对未来感到非常担忧：显然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反思自己的历史，而地震随时都会来临。这给了我动力去反思历史并思考这些事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后来，这些思考也组成了影片的骨架。在这个基础上，我再用我的个人经历来勾勒电影的世界。电影《圆满结局》
单读 我很惊讶，你在这些关于历史与政治的思考之上，最终拍出了一个微妙的、细腻的、具有电影感的故事，一个表面上关于友谊的故事。“友谊”就像“社群”，是一个非常抽象与兼容的词语，也是我们在危机时刻不断提及的词语。友谊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空音央 友谊真的可以意味着很多不同的东西。《圆满结局》当然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它探究的是那种从小开始的友谊关系。我个人经历过这样的友谊。我高中时有一群好友，我们从十岁就认识了。这些关系是从孩提时代发展起来的，那时我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或思想观。小时候你会和来自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来往，尤其是在纽约这样的地方。孩子们不会因为某人的社会标签而决定和谁做朋友，他们只在乎能不能玩到一块去——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当我长大后，政治意识开始觉醒，我很难与政治观点完全相左的人建立新友谊。比如我不会和特朗普的支持者、白人至上主义者或犹太复国主义者成为朋友。我会避免让他们进入我的生活，因为我不想花时间与这些人打交道。 单读 但我觉得，你的电影有点反其道而行之。即便政治态度不同，优太和洸对待他们的友谊的方式依然给人一种满怀希望的感觉。 空音央 我同意，这部电影和我的个人生活是有区别的，这也是我想要拍这部电影的原因。在全世界，尤其在日本，左翼人士尤其不擅长与意识形态不同的人沟通与合作。这恰恰是非常致命的：我们也许都需要改变现存的权力结构，但我们却不会跨越不同的意识形态，与其他人形成同盟。反而在乡村或者类似的小社区里，你不得不与意见不同的人交往，这会让合作变得容易。所以很多人在看电影时能对优太和洸的故事感同身受。童年的友谊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让我们在事情变得现实之前就与他人建立了关系，成了社区的一员。 单读 所以你的电影也在为失去结交不同政见的朋友的可能性表达哀悼。 空音央 我想是的。我真想回到那些不假思索交朋友的日子。 单读 友谊的这种张力好像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也会为自己有了政治意识感到欣慰，会希望能拥有发声和选择朋友的权利。这让我想起自己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友谊的模糊性。恋人之间有一些粗略的社会规则，你可以故意打破规则，但很多人选择遵守它们。比如，如果你正处于一段严肃而坚定的关系中，你就不应该背叛对方；如果你结婚了，那么你会进入一些让这段关系正式化的程序，也许你们还会一起养小孩、和双方家庭互动，诸如此类。友谊很有意思，它没有规则。从最肤浅到最深厚的关系，任何类型的友谊都可能存在。也正因为友谊的模糊性，驾驭它变得非常困难。但我真正想问的是，为什么国家和社会会把恋爱、婚姻之类的性关系放在比友谊更重要的位置？我们知道，对某些人来说，他们与宠物的关系比什么都重要。我们需要为其他形式的关系留出空间，它们与性关系一样，都是重要的社会纽带。也许最好的方法不是给予其他关系特权，而是要摧毁这种只给予某种关系特权的制度，比如婚姻。在日本，如果你想去医院看望你爱的人，你必须和他/她是正式注册的的婚姻关系，尤其在疫情期间——那时连已婚人士想探望爱人都很困难。但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某人的妻子比某人最好的朋友更重要呢？也许，他们最好的朋友才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探索友谊的暧昧之处、友谊的重要之处，这也是我日常思考并想要在电影中体现的事情。 单读 我想这在《圆满结局》中有所体现。每次优太误会洸和文出门是为了谈恋爱，而观众知道他们其实是“同志”或者“一起抗议的伙伴”，我们都会会心一笑。这也是你的电影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的原因之一。 空音央 我其实觉得，能够找到一个最好的“同志”或“抗议伙伴”，就是世界上最性感的事情。即便你们不会发生性关系，但发现一个人与你一样看待这个世界、与你关心着一样的事情，发现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像这样的人存在，这真的很性感。电影《圆满结局》
单读 青年文化一直是战后日本电影和台湾新浪潮电影的主题，它们不仅描绘青春，也反映社会的问题。你曾说过，你受杨德昌的电影影响很深。你认为《圆满结局》在这些电影的基础上提供了什么新视角吗？ 空音央 我认为这是由观众和评论家决定的。我看过杨德昌的大部分电影，但还没看过侯孝贤的所有电影……不过我看过好多蔡明亮的电影，我很喜欢。但要把一部电影放在你所说的背景下，这不是我说了算的。我只负责对自己的情感和经历诚实。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我最近在日本接受了很多采访，有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部如此具有政治性的青春电影。这很有意思。想想看，如果你在拍一部与政治无关的电影，它会比一部与政治有关的电影更像是一种政治宣言。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从饮食到起居，再到与人建立关系，不论是性、友谊或者同学情谊，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极具政治性的，深受我们所在的社会与政治环境的影响。如果有人能够拍出一部把这些具有政治性的东西都从故事里剥离出去的电影，那比对自己的所见所感诚实，更是一种政治行为。所以，我不认为我的电影是格外政治化的。它只是恰好反映了我的想法，那些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 单读 和你的主角们一样，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成长于一个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都有重重压力的环境里，我对你的电影有很深的共鸣。我会忍不住想要知道，你是否期待通过这部电影传达某些信息？ 空音央 也许因为这部电影的内容，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但我想，如果你专门拍一部电影来向某些人传递信息，它就会变成政治宣传品，或者商业广告。即便信息本身是好的，即便你是在通过电影提出一个论点并且要求人们相信它，我认为这里面也有强迫的成分。我对拍这种电影不感兴趣。我拍《圆满结局》的初衷是想要保存我大学毕业之后的感受。那时我发现，原来政治分歧最终会将友谊带上末路。虽然在理性上我知道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这是社会结构导致的——就像在电影里，优太和洸的悲伤都是合理的——这种分裂依然让我感到忧郁。这么说来，我的确有一个核心的想法，在拍摄的过程中我都在努力想着这一点：我希望我的观众在看完电影后，想要和一个很久没说过话的朋友聊聊天。不是非得这么做，也不要冲动行事，但我想让你对过去的友谊感到怀念。也许这就是我想要传达的信息。电影是这样，但我个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作为一个人和一个个体，我有很多很多信息想要传达给大家。 空音央 我认为我们需要打破现有的规则。我认为我们需要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我们需要了解全球工业资本主义，它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运作。工业资本家们破坏了环境，留下年轻人来面对世界有可能完蛋的厄运；所有的责任都落在了下一代和再之后的人类身上。我们需要了解这些结构并与之对抗。我还认为，法律和道德不是一回事。有时候，你需要违反法律才能做出合乎道德的行为。特别是在日本，人们不太擅长反抗。我们需要练习反抗，需要锻炼这种“不服从”的肌肉。不是为了不服从而不服从，而是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站起来说不。我还认为，现在有很多人将个人身份与民族国家混为一谈，而这是错误的。围绕民族国家构建的世界秩序通常是非常暴力的。老实说，我认为民族国家得以存在，靠的是推广一种部分真实但大部分虚构的国家身份叙事，以维护自己使用武力、暴力、警力、监视与控制的权力与影响力。这违背了人的尊严。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构建我们的生活，这样我们才不会互相伤害，像现在许多国家之间正在发生的那样。我个人有太多想法想要传达，我可以一直讲下去。虽然这些不是我想在《圆满结局》这部电影里传达的信息，但也许你可以在这里那里看见一些痕迹。电影《圆满结局》
单读 从 2017 年你开始写《圆满结局》到 2023 年拍摄，它脱胎于你对大流行病之前的紧张局势的思考，但它的制作也跨越了疫情时期。你在这期间的感受会影响你拍摄这部电影的方式吗？你认为这段全世界共同的经历，与你电影中的“地震”有相似之处吗？ 空音央 我还在试图组织我对疫情的感受。一方面，大流行病是全球性的，那么多人因此死亡，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可能用大流行病作为幌子来扩大它们对人口的控制。人们自愿把控制权交给政府，因为他们觉得事情太大了，自己没办法管理自己了。不论是流行病还是地震，当大灾难发生时，会有一段权力的真空。不论是什么人、什么团体、什么组织，谁在那一刻是最有组织能力的，谁就会填补那个真空。一般而言会是民族国家之下的实体，警察、消防员和军队之类的。但在历史上也有公民团体自我组织来填补那个虚空的例子，我觉得那样会更美好、更自由。有一次，我在北海道经历了一场地震，所有电都停了。正值夏日，冰箱里的东西几天内就会变质。最终大家把各自的食物和烤架都拿出来，在家门外烤好并分发给任何需要吃东西的人。红绿灯也没电了，人们就让彼此先过；还有几个公民自己承担起了保障安全的责任。另一个例子是 1995 年的阪神大地震（注：地震后有全国 130 多万志愿者展开救援，政府之修订《灾害对策基本法》鼓励志愿服务体系发展，日本后称 1995 年为“志愿工作元年”）。与 1923 年的关东大地震不同，发生灾情的城市神户是一个国际化、多元化的城市，人们在地震后建立了公民广播，用不同的语言发布灾情信息。日语之外，还有菲律宾语、印地语……生活在神户的人们的各种语言，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同样获取信息。那不是由政府主导的，而是人们自己组织的。即便有时候会很难——比如在大流行病期间——但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用自治与真正的民主政府来填补灾后的权力真空。 单读 即便在疫情期间的中国，我们也受益于许多民间的志愿工作。我还想提及你前段时间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的发言，你希望大家注意到电影节的赞助商加拿大皇家银行同时也是军火生意的投资商，可能在为加沙地带的战争提供武器。你用自己电影映前的时间来发声，这很少见，你也说过你的电影是对“发声”（speaking up）的赞美。你可以谈谈发声为什么重要吗？ 空音央 即便在所谓的民主国家，选举也是代议制民主。要让人们的声音和意愿真正地得到反映，我们需要发声和行动。我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说的话是关于加沙的，也是关于国际军火贸易的。我认为从军火生意中获利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卑劣的事。我甚至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去军火公司上班，他——很有可能是一名男性——就在那想着什么是最残忍的伤害别人的方式，然后公司因此而挣钱。如果一个本应促进艺术和电影发展的机构，只能靠着从炸弹和武器这些旨在摧毁人类尊严的东西中得来的钱运作——如果这是唯一的办法，那我们就不应该再搞艺术了。因为艺术与电影依赖的是人的故事，而人正是炸弹要杀死的对象。所以我想在电影节上说出我的看法。在那之前，多伦多当地的活动人士联系了我（他们正在努力让电影节拒绝加拿大皇家银行的资助），因为我一直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大声疾呼。为什么发声是重要的——尤其在日本社会的语境里？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日本，抗议是很常见的，但在那之后，任何形式的发声都被认为是惹人讨厌的，或者就是“太吵了”。我认为这是在放弃民主，放弃理解抗议的历史。从它的发展历史来说，抗议就是要尽可能地大声、尽可能地具有破坏性，让执政精英满足你的需求。从一个有趣的角度来看，抗议并不是真正激进的事。抗议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因为你只是在要求当权者做出改变。但在日本，我们甚至还没有到这一步。虽然从日本的法律上来讲，作为一名人类，你拥有走上街头的自由，但只有很少人在行使这项权利。为什么不呢？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日本的教育。人们总是教育你说，不要发声。这也是我把《圆满结局》的故事设置在学校里的其中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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