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完麦子的秦士芳，开始往南走。此前的她，无时不在等待一个发芽的机会。“我觉得，我还是出来晚了。”65岁的秦士芳说。
当北方的寒流裹挟着铺天盖地的雪花而来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正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展现着生命的多样和色彩。
2月25日晚，被网友亲切称为“麦子阿姨”的秦士芳刚结束在民宿的工作，便迫不及待享受云南西双版纳的怀抱。此前她在网友的帮助下，从老家安阳出发一路行至云南，最近正在西双版纳一家民宿里打工换宿。在这里，雪的痕迹遍寻无影，热带雨林依旧郁郁葱葱，穿着单薄衣衫的村民们在傣族村寨中穿行不绝，将热带水果的香气带到了每一寸空气中。
通过打工换宿的方式，麦子阿姨看到了许多未曾看到的风景。（图/麦子阿姨账号）
电话刚一接通，秦士芳的开心和兴奋便透过听筒传来，她说：
“我在西双版纳，下班后太想出去转转了。
”声音之欢快，让人想不到对面是一个65岁的老人，且是一个40多年留在家中、最近刚刚走向别处的人。
旅行途中，阿姨说要把看到的风景拍下来，给那些出不来的人看。（图/《种完麦子我就往南走》）
有人如此形容秦士芳：她是中国千千万万妈妈的缩影，只是我的母亲在家里，而她走了出去。
从家走到云南这条路，秦士芳走了40多年，她说：“我走了出来，所以我想把风景拍给那些难以走出来的人看。”
三姐
1960年11月，秦士芳出生在河南安阳的一家农户里，在她之前，家里已经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她的姐姐一个因病去世、一个因无人看管意外毁容，哥哥也因为生病治疗不及时，患上了智力缺陷。
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生命总是显得格外脆弱。因为这种特殊的背景，秦士芳最初的网名是“三姐”，含义有两层：她是家中第三个存活的孩子，也在女孩中排名老三。更巧的是，家里每个相继出生的孩子的年龄差都是3岁，在她之后，父母又生了三个女儿。
对这个多子女家庭而言，秦士芳的出生具有重要意义，她是家里第一个健康无恙成长的孩子，是真正“如母”般的存在。这种“功能性”在她12岁时，便得到了明显体现：那时候，大姐已经21岁了，不仅有稳定的恋爱对象，且已处于婚姻的门口。因着这层关系，父母对大姐承担家庭责任的希冀便少了很多，原本处于第三顺序的秦士芳便开始照顾家庭和哥哥妹妹。
这是当时河南安阳很多女孩的命运轨迹，替父母分担职责，是时代赋予秦士芳那代女性的使命。她至今记得父母为多赚工分奔波劳碌的身影，她说：“不工作，就意味着全家没有粮票，基本的温饱都不能保证。所以父母总是一直忙、一直忙，忙到几乎看不见人、忙到我从未见过母亲早早睡觉。”
为了让父母能够安心工作，也为了照顾哥哥和妹妹，秦士芳只能辍学，在父母外出工作时，承担起照顾哥哥和三个妹妹的责任。而那时，她不过是一名虚岁13岁的小女孩。
此后，父母出门干活时，会特意叮嘱秦士芳“把妹妹们照顾好，不要让哥哥到处跑”，洗衣做饭、辅导作业、陪伴妹妹以及打扫卫生等工作，也在无形间成为了秦士芳生命中舍弃不掉的责任。
面对父母，秦士芳从未吐露过任何委屈和不甘，但夜深无人时，她又不由偷偷背着父母哭泣，少年辍学始终是她心中的遗憾。那时候，她便懂得生活总是身不由己，自己也怨不得父母，那是属于家庭的无可奈何。
好在，童年有趣的日常可以冲淡生活带来的苦闷，家里没活时，秦士芳就带着哥哥和妹妹，跟在姑姑叔叔身后，一起去地里捡柴火、打鸟窝、割猪草。
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凑在一起，总能在重复的世界里发现新的东西，大家凑在一起似乎就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游戏，生活的苦似乎也渐渐淡了下去。
秦士芳说：“那时候根本不会想别的，就想着这是自己该做的。”
像麦子一样沉默
日子就这样缓慢且平静地过去，秦士芳19岁时，家里最小的妹妹也10岁了，她终于获得了外出打工的机会。当时，家里有长辈带人在学校干工程，秦士芳便主动请缨随行，她到工地上当小工搬砖、搬水泥，有时候还抢着上前砌砖。一起工作的人见状，便夸她：“这小姑娘看着行，还会砌砖呢。”
工作之余，秦士芳最爱听广播。有段时间，广播里经常播放郑州二十里铺招收裁缝学徒的消息，并详细说明了乘车路线，还承诺有人接送。听了好多遍广播后，秦士芳觉得“对方很实在”，又想到自己要是不学点什么，就只能一辈子出苦力，便决定去郑州闯一闯。
那时候，父母已经在省道边上开了一家小饭店，秦士芳日常在饭店里帮忙，有时候帮忙算账，有时候打扫卫生。她最喜欢的，还是骑着自行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进货，购买食材、小吃等。
每日里，有许多从山西运煤途经此处的货车司机会到店里歇脚、吃饭。按理说，生意应该不错，但因为父母过于善良，营收反而不乐观。卖油条时，他们要给司机多加半截，以防对方没有吃饱；司机没钱吃饭了，他们要免费提供饭食，有时还会给对方带上一些干粮；有人在家里住了几天后，许诺返程时再付饭钱，却一去不回。
因为觉得家里条件不好，秦士芳去郑州时带的钱并不多，买完火车票，她身上只剩下23元。她当时的计划是：“到了地方，就给人家做饭、帮忙，只要能学裁缝就好。”
秦士芳学得快，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学会了裁布制衣，其间别人还给她介绍了一名相亲对象，对方恰巧是她的小学同学。
秦士芳与这名小学同学并无往来，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小学，只记得对方“学习很好”。等见了面，她才发现“人长得也行”，不过因为高考时差几分，未能上大学，和自己一样心里觉得憋屈。没上过高中的秦士芳很满意，她说：“我没有文化，就想找个有文化的人，人家上的是高中，学历不错。”
后来，秦士芳辞职回到安阳，她在村里支起一间简陋的“裁剪工作室”，开始面向周围的女性招生，在冬天有偿教授裁剪手艺。秦士芳解释，留在村里的女性只有冬天才能“偷闲”，其他季节不是在田里播撒种子、施肥，就是在除草、抢收，要么就是在周边干些小工。
在这样的村子里，最容易、最常走出去的，仍是家中的男人，他们可以外出务工，而妻子们留守在家。到了冬天，村里的女人像麦子一样沉默，她们缩在自己的家中，围着子女、灶台生活。
为了招到足够的学员，秦士芳专门往那些经济稍好的村里跑，张贴招收学徒的广告，还借助广播喇叭宣传。有段时间，她甚至跑到安阳市区里招生。
秦士芳已经记不得自己带了多少名学徒、赚了多少学费，如今留在心头的是那种无法言喻的快乐：自己想学的东西学会了，想干的事也干了。
作为村里唯一一个“从外边回来的女孩”，秦士芳还带回了许多新潮的文化。语言上，她一改村民称呼父母为“娘、伯( bǎi)”的传统，坚持让小孩称呼自己和丈夫“爸爸妈妈”；在村里人用河南方言“冇( mǎo)啦”时，她坚持说“没有”；甚至是村里人唱大戏时她还特意告诉别人，在戏曲里用“无有”取代“没有”会更顺畅。
穿衣打扮上，她有意将流行的款式做得更大胆，原本的小喇叭裤被改成大喇叭，小直筒裤变成大直筒裤。秦士芳在郑州上学的朋友，有时候还会特意找她，看她做了哪些时髦的衣服。
但在思想上，人们仍表现得很守旧封建。女孩若是跟男孩多说了两句话，流言便飞扑而来，即使是那时备受疼爱的秦士芳，也必须按照爷爷的要求，不和家族之外的男生来往，必须在晚上8点之前到家。有一次，家中一位姐姐穿了一件钉有白色扣子的衣服，爷爷和秦士芳的爸爸都劝她摘下来，理由是“太亮眼了。”
后来和丈夫确认恋爱关系时，秦士芳也审慎地遵守着这些规定，即使和丈夫家只有百米远，她也很少和对方见面，即使偶尔碰上，两人也很少打招呼。她和村里多数女孩都在走着一条大差不差的道路：照顾家里比自己小的孩子，然后成家结婚，再照顾子女，等子女有了后代，再去照顾孙子孙女。
秦士芳说：“即使我的性格已经很像男孩子了，但也比不得城里的女孩。”
“活了一辈子孩子，
我也想‘活’回自己”
结婚生子后，秦士芳的丈夫开始外出打工，而她因为手掌受伤，只能停止教学活动，一个人在家照料孩子、打理田地——这也是当时不少河南安阳家庭的普遍选择。丈夫每隔半年或一年才会回家一次，秦士芳便将所有精力都投注到了儿子身上，她教育儿子学习文化很重要，也告诉他重要的不是考第一，而是用心学。她说那时候的自己“只想把孩子照顾好，让他有一个好的前程。我没有文化，所以会觉得文化非常重要。”
好在，儿子的学习还算顺心，一路从小学升入初中，再到高中，秦士芳的生活也获得喘息之机。她在打理家务之余，也开始骑着自行车向外走，有时候看庄稼、有时候看花草，有时候只是骑着车慢悠悠地在周围村子里转圈，不需要结伴，一个人反而更显安逸。不时地，秦士芳也会邀请丈夫同行，但他总是被象棋绊住脚，不想走到外边的世界。
儿子上大学后，秦士芳开始为他的婚姻大事着急，她和村民一起外出干保洁，计划多为儿子攒些钱，将来给儿子结婚盖房子用。那时候，她打算等儿子结婚了，就往更远的地方看看，但计划尚未制定，儿子就步入婚姻，并很快生子。
原本蠢蠢欲动的芽点，只能再次被埋入内心深处，秦士芳无时不在等待一个发芽的机会。这一等，就等到了孙子10岁、孙女3岁，将近10年的等待里，秦士芳已迈入65岁，膝盖竟然渐渐老化了，稍微走远一点就觉得不舒服。这让她突然意识到“再不出去就出不去了”。
在正式出发前，秦士芳不止一次和丈夫透露过出行的计划，不过多数时候是以玩笑或赌气的语气。两人发生矛盾了，她便会说：“我要出去了，说不定明天我出去转转就不回来了。”丈夫只当她在说笑，毫不在意地回：“你要去就去，当心别人把你拐走了，把腰子割了。”
65岁时，秦士芳终于开始悄悄进行自己的出行计划，她打算骑着家中的电动三轮车，带上米面粮油和帐篷，沿着公路一直往南走，一边走一边看风景。什么时候手里的5000元花光了，便就近打工。
为了旅行顺利，她还特意在车上放了一张中国地图。以前没事时，她便常常看着书上的高山流水和江河湖海思想遨游。她不断地看，越看越入迷，心里想的是更为遥远的、暂时无法触及的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