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田松：死亡是一种能力

美剧《急诊室的故事》剧照

一次又一次的抢救有效会使人产生一种幻觉，抢救可以继续有效，乃至永远有效。这个幻觉建立在科学无限的幻想之上。

人们经常这样安慰病床上的人：医生说了，你这个病至少可以活五年。现在科学发展这么快，这五年里，有了新的技术，你这个病就不算什么了。以前某些绝症，比如痨病之类的，现在科学进步了，就成了小病。眼下不能治的，不等于未来不能治，你不用担心。

在这些幻觉与幻想的支撑之下，技术成了一个新的神，一个能够与死神抗衡的神。它挡住了死亡，遮蔽了死亡，使人难以直接面对死神。

我的陈年老友刘华杰提出过一个“人死观”的概念，非常具有描述力。他说：只有人生观是不够的，还要有人死观。现代人几乎没有人死观，人忌讳谈死，不知道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应对死亡。有些人死到临头还不知道死，直到最后不得不死；还有些人知道大限将至，但是死得无奈，死得不情愿，带着一腔怨气，暴怒而终。

死亡不是疾病，不是治疗的对象。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是人生的终点。正是由于死亡的存在，人生才是有限的；正是因为人生有限，人生才会时时面对选择；正是因为有不同的选择，人生才会有不同的道路，不同的意义。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常常是从对死亡的思考开始的。有死亡，才有完整的人生。

什么是死？死后去哪儿？如果人死了，一切都不存在了，人为什么还要关心身后的评价？如此种种，乃是关于死的文化，人死观。

中国传统有一个诅咒人的说法，叫作“不得好死”。俗语也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说法。这意味着，死与死是不同的，有的死是好的，而有的死，是不好的。对于死亡方式、死亡过程的价值判断，也是人死观的一部分。最好的死亡，叫作寿终正寝。

每一个传统社会，都有关于死亡的文化，并赋予其每一个体以坦然的人死观。使人正视死亡，不回避，不畏惧；使人知道如何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获得一个好的死。

这一次，逝者将要走过的是一条不归路。要为生前的一切做个了断。行前要还清留在此间的债务，做一个有尊严的逝者。不仅要还清欠下人的债，还要还清欠下青草与流水的债，这样的债，只有东巴可以帮助来还。

你曾去放牧绵羊的牧场上，你曾骑着马跑的地方，用脚踩过的地方，用手折过青枝的地方，用锄挖过土块的地方，扛着利斧砍过柴的地方，用木桶提过水的山谷，这些地方你都要一一偿还木头和流水的欠债。除此之外，你曾走过的大路小路，跨过的大桥小桥，横穿过的大坝小坝，翻越过的高低坡谷，跨越过的大沟小沟，横穿过的大小森林地带，放牧过的大小牧场，横渡过的黄绿湖海，坐过的高崖低崖，也都一一去偿还他们的欠债（东巴经《超度放牧牦牛、马和绵羊的人·燃灯和迎接畜神》，转引自杨福泉：《东巴文化与纳西族社区的生态保护》，载《民族学通报》第一辑，二〇〇一年）。

东巴逐一唱诵着地名，逆着纳西族的迁徙路线，一站一站，护送着逝者的灵魂，全村人也陪同着他，跋山涉水，一站一站，前往祖先生活的地方。

仪式是文化再生的过程。在葬礼中，全村人共同重温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建构着自己的人死观。孩子们目睹、参与、陪伴了老人的死亡，知道自己将怎样死，死后将会去哪里。

死亡不完全是一个神秘的、未知的事件。面对死亡，人可以坦然，欣然。

据说，以前的东北农民，年过四十就会给自己打一口棺材，放在家里，也不是特别隐蔽的地方。死亡正如树叶飘落，不必特意抗拒。人过七十，丧事是当作喜事来做的。远行人赶回来见亲人最后一面，不是要把他从死亡中拉回来，而是要与他告别，陪他再走一程。死者也平静地接受死亡，逐一交代，安然离去。这样的死，是好的死。

农村喜丧宴（Photo: 火引冰薪 ）

我的另一位陈年老友、东北人丁宗皓写过他爷爷的死：

祖父是躺在他生活了一辈子的茅屋的中央等待死神降临的。那时姑已拿出她二十年前缝制的殓衣放在旁边，棺材也准备停当。我是亲眼看着他离去的，起初能坐起身，后来只能动手，再后来只能用眼睛说话。我由此知道一个人是怎样消失于这个人世的，我仿佛看见祖父的灵魂正一点点地走开。祖父没让我们在他身边毫无准备地等候，一天，他奇怪地招手把母亲喊到他身边，用微弱的声音和母亲说了两句，母亲惊诧地告诉了父亲。原来祖父说：“你们不用急，还有两天。”果然，四十八小时以后，在深夜，祖父停止了呼吸，那时，确实有一颗流星划过天际，而从前，我从来不信这种说法。（丁宗皓：《阳光照耀七奶》，鹭江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64页）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细节，丁宗皓的祖父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他说还有两天，就还有两天。我们也听过诸如此类的细节。某某老人弥留之际，最后一口气咽不下去。亲人逐一交代，直到说中要点，老人点头，才安然离去。也有老人一口游丝一直悬着，直到小儿子千里迢迢赶回来，叫了一声，这才撒手。

漫画《拉比的猫》（by Joann Sfar）内页

在这些案例中，死亡不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更加主动的死亡，是高僧的圆寂。在各种写实与虚构的故事中，他们把一切安排妥当，或者留下两句偈语，“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打坐在蒲团上，就往生极乐了。

所以，我想，死亡是一种能力，一种人类已经退化的能力。它曾经是人类普遍具有的能力，而现在，被认为是只有高僧大德才具有的特殊能力了。

多年以前，看刘易斯·托马斯的随笔《细胞生命的礼赞》，其中写道，如果你在路上见到一只鸟的尸体，你的第一反应是，这鸟出了意外。人们默认，正常死亡的鸟，我们是看不到尸体的。“动物似乎都有这样的本能：独个儿去死，在背人处去死。即使最大、最招眼的动物到时候也想法荫蔽起自己。”（刘易斯·托马斯：《细胞生命的礼赞》，湖南科技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83页）

人们熟悉这样的传说，大象知道自己死期临近，会自动离开象群，走到传说中的大象墓地。这些动物拥有死亡的能力，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也知道怎么死。它们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生命的最后阶段。

我想，这应该也是人类曾经普遍拥有的能力，而不仅仅是经过特别的修行才能拥有的特殊能力。

在前述丁宗皓的书中，还记录了另一个有趣的例子，不成功的死亡。他的七奶宣布自己要死了，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七奶老了，家人、全村人都接受这个结果，一起等待。七奶躺着，不吃、不喝、不动，身体慢慢变凉。一个星期之后，七奶神奇地坐了起来，说，饿了，然后咕嘟咕嘟喝了一大瓢水。七奶说，她遇到了一头老黄牛，老黄牛说，你走错了，这儿你不该来，你回去吧。于是七奶就回来了，该吃吃，该喝喝。

这个不成功的赴死经历恰恰表明，死亡原本是普通人就有的能力。有意思的事，这样的事儿，在七奶身上又发生了几次，以至于村里人都习惯了。每次，七奶遇到的都是同一头老黄牛。

技术时代，人作为动物的诸多能力，比如，黑暗中的视觉，对微小声音的听觉，嗅觉、触觉的敏感程度，运动快感，都在减弱、退化，乃至丧失。

死亡的能力，亦然。

二〇一四年，北京师范大学著名的“布鞋院士”李小文去世了。根据网络上的消息，李小文曾经嘱咐家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插管、不上呼吸机、不用心脏电击。就是说，拒绝抢救。人在临终时，感觉尚在，意志尚在，所有这些手段都让他们痛苦万分，但是却无力表达，无力拒绝，无力反抗。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心上压了一块石头，仿佛被人活埋，压抑、愤懑，想喊又喊不出来，任人摆布，完全是生命最后一刻的酷刑。一想起我将要遭遇这样的命运，我一定在手脚能动的时候，自我了断。所以我非常赞赏小文老师的决定，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依然拥有那么一点点主动。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据说，到了最后，这些手段还是给小文老师用上了。

技术干预了死亡的过程，使得以往的死亡文化轰然倒塌。

能否接受亲人的死亡，能否让亲人安然离去，不受临终的三项“酷刑”，对于家属来说，甚至对于死者自己来说，都是个巨大的两难问题。这是因为，有很多人，在经历过那三项“酷刑”之后，赶走了死神，抢救成功了！

在没有这种技术的时候，人无可抗拒，人无可逃避。这时，人有两种选择：或者主动地迎接死亡，或者被动地等待死亡。人所属群体的死亡文化，有可能使他选择主动。这种死是积极的，坦然的。而当这种技术出现之后，人多了一个虚幻的选项，逃避和抗拒。于是，传统的死亡文化被技术摧毁。在科学主义的时代，技术主导着社会。整个社会建构起新的价值观：死是可以拒绝的，至少是可以推迟的。无论医院、亲友，都接受这种价值观，要不遗余力地抢救一个生命！这个口号貌似尊重生命，却用错了场合，因为这不是战场，不是突发事件，不是意外事故，而是作为生命之一部分的死亡。在这个口号下，死亡成了疾病，不治是不对的。技术隆重登场，主导人的死亡，与死神对抗。于是，人只剩下一个选项，同时，死亡的场所也顺理成章地发生变化。当死亡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时，人死在自家的床上。当死亡成为疾病时，人只能死在医院的病床上。

逝者从家里来到医院，便从主场到了客场。在家里，逝者依然是主人，他只是自然地延续着他的生活，从生，到往生，从桥的一端走向另一端。在医院，他只是一个顾客。做主的是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医生是职业，医生与逝者的关系，首先是职业性的关系。从家中的床上被移到医院的病床上，如同一根秋天的草，被连根拔起，插到另一个地方。逝者被骤然扔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更加脆弱、无助，对于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他失去了控制权。即使逝者的死亡能力尚存，在医院里，也无从施展。

甚至，他想要安安静静地死去，都已经很难做到。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中，人很难踏踏实实、安安静静地死。医生不同意，家属也不同意。人失去了主动死亡的权利。

在当下被现代性所充斥的死亡文化中，医院需要施展起死回生的技术，不遗余力地抢救这条生命，彰显自己存在的价值，即使抢救无效，也可以对社会有个交代，对家属有个交代，因为这是医院的职责。家属也会要求医院不遗余力地抢救，彰显对逝者的留恋，即使抢救无效，也对自己有个交代，对社会有个交代。

相反，让逝者安静地离去，是今天的死亡文化所否定的。即使医院同意，家属也会不甘、不安。

二〇〇九年的夏天，我从林芝匆匆赶回北京，在成都转机时，知道小锷去了。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我见到了电影里的场景。气温冰冷的地下室中，墙上是一排排躺在滑道上的大柜子，也许在很多柜子里面，都躺着一个身体，他们相邻，但是互不相识。小锷躺在屋中一个有轮子的铁床上，床前有一个标签。管理员，一个陌生人，带我来到床前，拉开拉链，露出了小锷的脸。我的悲伤涌出心底，泪水夺眶而出。这时，周边的环境是冰冷的、技术性的、操作性的。

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小锷能够躺在她自己的家里，周围是她用过的书柜、琴桌、茶桌……那是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是她的亲友熟悉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想，我会感受到小锷的灵魂。我相信，小锷的灵魂更愿意在这里逗留，而不会愿意停留在陌生的太平间里。

第二天遗体告别，在八宝山某厅。同样，这也是一个充满技术性、操作性，以及商业性的场所。该厅业务繁忙，我们赶到的时候，上一场告别还没有结束，我们只能在外面等着。时间到，作为陌生人的工作人员马上更换大厅内外的挽联、条幅、花篮、花圈。整个告别仪式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结束。因为一个小时之后，是下一场告别，另外一群陌生的人，已经在等待我们的结束。告别仪式的主持人也是职业性的。他不是死者的亲友，不是神职人员，而是，一位工作人员。他的悲伤不是由内而外的，而是职业性的、操作性的。

随后，我又经历了同样的葬礼。墓园的工作人员主持骨灰安葬仪式，一个着装不知来历的乐队，演奏着不知来路的乐曲，为小锷送行。

在这资本为王的时代，人把一切变成资源，连死亡也不放过。

在这个技术性、操作性、商业性的框架里，我的悲伤被紧紧地挤压着，我仿佛能听到它的尖叫。

现代人的死亡文化是如此没有文化，如一口重重的铡刀，斩钉截铁，刀口齐整，切断了我们与逝者的关联。

对于死神，人不再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畏，只有技术性、职业性和商业性的应对。我相信，死神已经感受到了人对他的忽视、无视与漠视。

那是我第二次去八宝山。此前是一九九七年，告别王小波。此后，还去过两次，先后告别我的兄长和老师高建刚、胡新和，一再地感到这种死亡文化的贫瘠、尴尬和无奈。以至于，我开始回避这样的告别。

在我不长不短的一生中，我多次经历了亲友的死亡，也曾有过两次濒死体验。记得在上小学时，我曾痴迷于思考死亡。死是什么？死后是什么？死后还有没有灵魂？死后我还有没有知觉？死后有人骂我，我还能否反击？直到在南京大学时，我自以为解决了灵魂问题，也自以为超越了生死。我不怕死，只是有些时候，不耐烦生。

多年以前，曾经听过生物学家何大澄教授的讲座，他说过大致这样的话：作为一个哺乳类动物，你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有了下一代，并且你的下一代也已经长大成人了，你的生物学使命就已经完成了，可以去死了。

这话令我印象深刻，心有戚戚。归根结底，人是一个动物，不能完全脱离动物界的规则。既然大自然设定了人的生老病死，也会在人的生物钟里，设定一个死亡的刻度。时间到了，人自己就会知道。

台湾诗人洛夫诗云：“我们唯一的敌人是时间。”人终有一死，无法与时间抗衡。而拥有了科学和技术的人类，却有了对抗时间的妄想：通过技术手段，抵抗衰老，获得长寿，推迟死亡，乃至于抗拒死亡。

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是人有需求，而技术满足了人的需求。人们对抗死亡的愿望，并不是现代人发明的。秦皇汉武，都曾寻求延年益寿、长生不死的法宝。所以是人的需求，呼唤了技术。传统的吐纳炼丹做不到的事，现代技术可以做到。然而，技术一旦出现，很快就反客为主。有人宣称，新的技术给人以更多的选择。但实际上，新的技术取代了原来的方式，很快成为唯一的选择。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中指出，有了收音机，并不是原来的社会加上了收音机，而是整个社会都围绕收音机重新建构了。在当下的制度性的安排里，死在医院已经成为常态。正如出生在医院也已经是常态。医院里开出生证，也开死亡证。这是医院的职能和权力。而生死在家里，马上就会遇到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去哪儿开证？死在医院，医院里有整套体系安排下面的流程，与火葬场无缝对接。而死在家中，即使不需要开死亡证，家人也不知道下面该如何去做。因为整个社会的死亡文化，已经围绕现代医院重新建构了。

技术之所以能够反客为主，那是因为科学的技术有另外的主人。在工业社会中，科学的技术首先满足的不是人的需求，而是资本增殖的需求。资本为了使自己增殖，有的时候需要满足人的需求，有的时候需要创造人的需求，还有很多时候，要剥夺一部分人的需求，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求。明晃晃地站在技术背后的，是资本。

曾经看过一个报道，矿井塌方，被困在井下的工人在矿帽上写下了他的遗言：欠某某多少钱，要家人替他还上。人死了，还欠着债，他的灵魂便不得安宁。这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对自己最后阶段的尊重。在这些报道中，我们还能看到传统的死亡文化，一息尚存。但是，我们也不时地耳闻目睹，很多人死得不甘心，死得暴躁，打骂护士，打骂亲友，抱恨而终。在死亡文化丧失之后，死亡不再是集体的事儿，没有和尚道士牧师阿訇东巴毕摩们安顿灵魂，亲友们不知道如何陪伴他走完这最后一程，人只能靠自己应对死亡，脆弱、恐惧、无力、无助。

二〇〇七年春天，U.C.伯克利春假过后的第一天，伯克利的学生报纸《加州人日报》（ The Daily Californian ）头版上有一则消息：一位女学生，春假期间，等电梯的时候，轰然倒地，猝死。英文用的是collapse，意思是坍塌。新闻还说，这个女孩性格开朗，热爱运动，身体健康，她的死亡毫无先兆。

我忽然意识到，我们进入了猝死的时代。死亡不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个点。对于死亡文化乏味不敢直面死神的现代人来说，这反倒是一个解脱。死亡骤然降临，无论死者还是亲友，都不需要经历漫长的与死神的尴尬相处。

就在写作此文期间，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我的本家同行田洺先生脑溢血去世，终年五十七岁。三年前，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我在从苏州回来的火车上得到消息，我的老师和兄长胡新和先生睡梦中去世，终年五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