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胡同文化》是为照相集《胡同之没》写的序言。
汪曾祺面对胡同之没，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再见吧，胡同。”是全文的结句，也是对于全文的情感的整体的概括。
语气词，是直接表达作者情绪情感的，“再见吧”，和“再见了”、“再见啊”、“再见”表达的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吧”字，体现出了作者非常复杂的情感，这是一声重重的叹息，表现出的正是上文所提到的“无可奈何”的感觉。在作者看来，胡同的没落从理性的角度说是一种无可挽回的必然趋势，但是从感性的角度看，却又表现出万千的不愿。为什么不愿？因为汪曾祺是一个典型的传统文人，这种传统文人的气质实际上与老北京胡同的特殊氛围是相契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汪曾祺面对胡同的没落一定是依依不舍的。但是，汪曾祺也是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能够冷静地感受到以胡同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种种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在汪曾祺看来又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它与现代文明相乖离，展现出传统文化的种种弱点，但另一方面从传统文化的角度也能够隐约感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种种不足。这就是汪曾祺复杂情绪的全部内涵。
这里我们可以品味文中“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蛤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一句，其所表现的情感，对于“商品经济大潮”明显是有所保留的。
我们还可以发现有趣的一点是，文章的前半部分（到“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之前），主要的描述对象是胡同（四合院）的本身，而下半部分主要的叙述对象则是由胡同生活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其实，“文化”从其定义上来说，也应该分为两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此文实际上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的。（当然，关于胡同的布局、来历虽然也属于精神层面的，但是与“物质的”胡同联系更紧密些。）
首先谈作者对胡同本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亲切的，不舍的。比如，文章的开首强调北京的“方正”，并说“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注意“方正”一词，并不带有贬义，甚至某种意义上还是有所褒扬的。但是作为一篇急就章式的文章，作者写着写着就开始反思批判起以胡同文化为代表的北京市井文化了，这似乎就和文章开首定下的基调不尽吻合了。（当然，如果将“方正”与刻板、保守、封闭联系起来，那么就照应全文了。）作者对于胡同的来历的大段叙述，表现出了作者对于北京胡同了解之深，也从某种意义上表达了作者对于以胡同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津津乐道，所谓“如数家珍”。这是爱之极深才会有的絮叨，我们在阅读时不可不察。面对颓圮衰败的胡同，大谈胡同的来历，是不是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啊？
而作者最动感情的一段是：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这种“近”与“远”的辨证，这种以声衬静的手法，无不表现出作者对于胡同生活一往情深的情感。在这里，有闲谈掌故的幽远，也有静处闹市的惬意，而骨子里则是无法挥去的“往日不再”的感伤。
但是，当作者走出自己的日常感受，用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眼光去审视这样的市民文化的时候，他还是不得不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格格不入。封闭守旧，易于满足，隐忍懦弱，是作者认为胡同文化最不容于现代文明的三个特点。北京人即便不是住在胡同里，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分析这些特点的时候，汪曾祺除了使用老北京的方言展示老北京的态度和思想（拟真）外，更多地借助于他自身语言的敏感性，通过一些富有表现力的北京语言的展示，来揭示问题的实质。比如“处街坊”的“处”字流露出的隔膜与世故，“过学生”的“过”字所表现出的漠然与超然。汪曾祺将自己的思想的深刻性与对于语言的独特的感悟力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
当然，对于胡同文化，汪曾祺并不是大义凌然的批判，而是同情中有批评，批评里又透着无奈：“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这不是金刚怒目，而是摇头叹息。设若没有前半段对于胡同那种亲切的描写，那么在如此分析批判之后，这样的语气或许会显得有些轻佻，但是因为有了文章的前半段，再来读这一段，那种情感的深沉性与复杂性就跃然纸上了。这就是这篇文章语言魅力之所在。
对于一个旧的事物的消逝，并不是欢欣鼓舞，而是显出寂寥的伤感，那是因为我们最终都会发现，我们无法像甩干手上的水珠一样将我们的过去甩掉，历史总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指向我们的未来——因为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昨天的继续。对于所有人来说，我们无法摆脱我们自己的历史，而对于文化的传递者——那些代表了传统与历史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历史是他们最不愿放弃的精神桃花源。这就是对于汪曾祺《胡同文化》所传递的复杂情感的文化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