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1》剧照
我很想告诉他，他错了，读书就读书，不用会干体力活。劳动加强不了思想，也改造不了思想。
外公家有个多年的习惯，堂屋里总是悬挂国家领导人的画像。
大门的位置会留给门神，有些年，堂屋的墙壁上也贴一张观音菩萨。但唯独领导人的画像，一直挂在最显眼的地方，比如堂屋大门正对的一面墙上，客人来串门，主人没见，就要先拜了领导。
最开始，墙上是开国十大元帅，并排站着，高头大马，戎装飒然，背景则是晴空、沃野、苍松、红日。由于是画像经由那个年代独特的“手工PS”，元帅们个个相貌不凡，器宇轩昂，威风八面。
外公上过朝鲜战场，执行任务时，踩到地雷，丢了条腿，捡回条命。大概作为军人，崇拜军人理所当然。不过在我的记忆里，除了十大元帅，外公家堂屋里似乎还挂过十大将军的画像。但不知为何，后来外公就不挂军人们的画像了，兴许是将军们不再流行，市面上也不卖了。
当然，就算没了元帅、将军，外公的墙上也不冷清。
毛主席的画像一直稳坐排头，并且年年更换。今年才换了新的，来年春天，又换上一张更鲜艳的，或者脸型有些微妙的变化，或者背景的红太阳换个位置。
这还是一面与时俱进的墙。打我有记忆起，外公的墙壁上，江主席就一直是跟毛主席并列的。大约到我上初中以后，胡主席和温总理也被外公请上这面荣誉墙。2012年之后，他也紧跟形势，再次丰富了荣誉墙的阵容。
逢年过节，家家打扬尘，换春联。在外公家，还要加一项：换画像。
以前住乡下，春节前外婆上街赶集，外公总要叮嘱一声，看看街上是否来了新的画像。有时，果然买到新的，外公就会急忙展开，那是一幅幅裹成卷轴状的过塑纸画像。他极其满足地端详、欣赏，并很快地换到墙上，整个堂屋仿佛都洋溢着一种崭新的氛围。
很多年来，我都以为，外公喜欢挂领导人的画像跟年轻人在卧室悬挂明星画像，没有本质的区别。
除了领导人的画像以外，外公的另一个爱好是看新闻联播。但直到去年他去世，我都没有机会跟他好好聊聊时事。
实际上，在其他方面，我们交流得也很少。他是那种沉默又威严的家长，连我妈妈和小姨都很怕他，尤其是当她们过年回家休假，准备打几圈麻将的时候。
我与他之间的交流，也都是指令性或问答性的对话。比如，瑞熙来吃饭了；瑞熙，床头柜里有糖，你去拿来吃吧；瑞熙，拿扫把去楼下，把院子打扫一下。
这院子其实不是外公家的。
搬到镇上以后，他住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栋商品楼里，二楼，根本没什么院子。商品楼下确实有块水泥空地。但是农贸市场人流庞杂，这块空地就被当成了厕所和垃圾场。此后的很多年，这块空地就成了我以及几个表兄妹义务劳动的场所。
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看来，其实就是多管闲事，但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却是外公别有用心的——
作为一名有名望的“老革命”，他要向邻居们显示他的精神境界，他大概不能允许，自家屋檐下发生这么一出“公地悲剧”。场地打扫干净了，别人议论起来，功劳自然就归到外公名下了。
当然，他后来告诉我，这也是为了锻炼我，或者说考验我。读书人是否情愿去干这肮脏的体力活，这一点站在外公的立场上，是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劳动，尤其又是体力劳动，在外公的道德价值标准里有着独特的分量。
正是这个义务扫地的行为，外公对我有了极其正面的评价和期待：读得了书也干得来体力活，这是一种优秀的品质，此子大有前途。
现在我敢确定，外公打量我的这种目光来自某个历史深处，来自好几十年前。我很想告诉他，他错了，读书就读书，不用会干体力活。劳动加强不了思想，也改造不了思想。
今年4月，外公再次病危，住进镇上医院。表姐说，看来这次真的不行了。我从北京飞回，看到病床上的他已极度消瘦，用家乡人的说法就是，虎气没了。
他再也不是那个威严的大家长，也不再面色凝重，充满主见。他头脑已经不太清醒，记得的人越来越少，这里面已经不包括我。
那几天，我夜里在医院守夜，白天离开医院回家睡觉。有一天醒来后，我没再去医院。他已与我生死相隔了。
外公二十出头单腿截肢，作为一个重度残疾人，他的前面大半辈子，却活得像个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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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了趟老家，第一次去了一个叫做红星水库的地方。在外公还有兴致回忆当年勇的年岁里，他经常提起这个地方，“我在那儿待了十几年”，在他漫长的回忆里，这里似乎是一个显著的坐标。
但家里人对这地方的兴趣却不大，小时候，从来没有一位长辈带我去过。
外公说，他以前在这个水库经营渔场，是渔场的场长。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很神往这个地方，想来那定是一片疏朗开阔的水域。
骑个电动车出了小镇，沿着乡村新修的水泥路，没半时就到了。水库没有想象中大，不是那种有拦河堤坝的流域水库，而是一个形状极其不规则的湖。
我假装问路，其实是为了问人，喊住一位看起来五十来岁的农人。“请问红星水库在哪里啊？”“这里就是”，那人用手指向我刚刚经过的地方。
“请问你认识一个叫胡志义的人吗？很多年前他在这里待过。”
“你说的是那个打仗丢了条腿的胡志义吗？恩。我认识，他在这里管过很多年渔场。”
看来，外公果然不是凭空吹嘘。
但是，在外公的人生履历中，这甚至都不能算得上最华丽的经历之一。
朝鲜战争才是他一生骄傲的资本，那些纪念章和奖章被当做传家宝似地保管着。在战场上，他当了班长。一次，带队执行夜间巡逻任务，他走在最前面，踩到了地雷，当场就把脚给炸没了，后来截肢到大腿。
我忘记自己是否问过他那个最敏感的问题：是否杀过人。如果我有问过，我想他回答的也一定是“没有”。就像他对待自己的文革经历一样，回答得很模糊。
参战之前，外公是一名矿工，他参战的动机也非常古典：想去搏命。
旷工胡志义是在救助院长大的，不知道当年组织是如何为外公的出身定性的，想必一定是根正苗红，因为在五六十年代，他确实很红，红到发紫，直到铩羽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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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外公虽然是旷工，且在救助站长大，但他确实出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那时，外公的父亲在镇上做屠宰生意，请了七八个帮手，后来得病早逝了，女人撑不起家，生意渐渐被瓜分。两个儿子送去救助院，母亲一个人回了乡下。
外公跟着那位和自己性格极其不同的长兄一起下了矿，可这位长兄却总是拿着两兄弟拿命换来的工钱去赌博。
朝鲜开战，招募志愿军时，外公觉得机会来了。与其这么存不下钱耗下去，不如干脆当兵打仗拼命去。
外公的长兄我们叫三外公，关键时刻，这位三外公也很硬气。他知道外公参军就是为了离开他，既然这样，不如自己去拼这个命。
在兄弟之间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搏命挣功名，一个是活命传香火。三外公觉得自己应该选第一个。不过后来三外公的体检没过，最终还是外公上了战场。但两兄弟之间，已经有了事关生死的交谊。他们两兄弟一辈子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战争结束，外公得了一笔不菲的遣散费，那还是五十年代初。
他用遣散费做了一个大手笔的投资，入股了当年挖煤的矿厂，当上了厂长。
在新中国，这是一家纯私营的企业。如果站在今天的时代回首往事，那真是一个悲剧般的选择：他本来是一名坠入汪洋的水手，九死一生，攀上了一艘航船，然而，茫茫大海中，航船的前方却是滔天的巨浪。
煤矿效益很好，但没过多久，还是免不了被合营、改造的结局。
尽管如此，他的人生仍在急速上升。
离开煤矿，回到母亲的原籍，当了农民。只有一只脚，走路必须完全依靠拐杖，这样的身体状况能做一些简单的农活已算不错，但他却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农民。
挥锄头是很容易的，甚至拄着拐棍背背篓，也都可以理解，但据说他还可以挑担子。我还曾自己试验过单拐或者双拐挑担子，很难想象，那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但外婆也言之凿凿，我不得不信。
外公经常说自己曾经很“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里的红，即是当年政治正确的本意，同时也是现在明星当红的意思。
在生产队，他的公分很高，每年都当选劳模，一级一级地评上去，最后当了全国级别的劳模，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还跟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合过影。
我没亲眼看过照片，据说是文革的时候，都给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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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来了，乡里斗得很凶，很多领导都没能幸免。社会动荡，“上面”的人尚且自身难保，何况一个乡。
运动开始后，外公一直没有参与，待在家里。一天夜里，区委书记带着几个主要的领导干部来到家里，请老胡，也就是外公出山。
造反派需要一个头，但也不能乱斗，老胡是最合适人选，乡里没人不服他，出身好，身残志坚的战争英雄，全国劳模。
据说后来，还曾出现过这样一个场景：两股造反派势力正在街头对垒，剑拔弩张，斗得不可开交。这时，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老胡来了。众人让出一条路来，他拄着单拐一步一步地走入人群，脸上挂着多年以后他的儿孙见着依然会胆颤的威严。他成了“造反派司令”，运动纷乱的局面结束了。
家里人只知道，外公后来当官了，是区里的主任，正副不详。从那时候起，外公作为造反派头领，应该是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跨入了政界。
之前，他根正苗红，履历光鲜，没有明显的把柄，但很快就有了。同样的一个夜晚，区里的领导再次来到外公家里，宣布了组织的决定：胡志义政治立场有问题，不再适合担任原来职务，给予开除公职，以及开除党籍处分。
自此，他的政治生命结束，出身、军功、劳动，都不算了。不像一些有文化自觉的人，对出于朴实人性的行为，能够给予足够的道德意义。外公的心智并没办法超越一层，到了晚年还时常懊悔。
他稀里糊涂的，一辈子都没有理解自己生活的时代。
早年从战场上回来，外公还想逆潮流而行，当个小老板，努力挣点家业。根正苗红，荣誉等身，最终却前途尽毁。
被打回原籍时，外公还不满五十岁，之后就是在红星水库管渔场的十余年。
外公身上有一股顽强的生命力，但悲哀的是，无论多强的生命力，却终究只是在泥沼里打滚。
在红星水库，我还听到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我辗转找到当年与外公共事的工友，这位老人正在田边锄地。我简单介绍自己的来意，怀着某种轻微的自豪感，准备从老人口听到一些对外公的称赞。然而并没有。
老人说，外公离开渔场是因为男女问题，他跟当地的一位妇人好上了。我尴尬到甚至忘记了告别时是否体面。
向妈妈求证，她说这是别人陷害的。渔场效益好，有人眼红很正常，耍手段也不是不可能。毕竟从群魔乱舞的时代走过来，人心邪魅，可以理解。
但终究或许，确有其事。
外公的认命，大约就发生在我出生前后。
时代又变了，九十年代初，私营经济复生，乡镇企业勃兴，已是垂暮之年的外公再度从零开始创业，跟人合伙开了一家采石场。从煤矿到种地，再到采石场，他总是离不开土地，想要折腾出什么东西来。
其中，有一个关键是需要打通政府关系，所有人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个规则。但是外公却不懂得变通，以自己的原则性抵抗着大势，犹如螳臂当车，以卵击石。
他让舅舅准备一份“礼物”，那是前一天在田里摸来的几条鳝鱼，然后用报纸包裹了，送到领导办公室。
后来，采石场果然是垮了，他一生的挣扎也就此结束。据说，这位领导恨了他很多年。
之后，他便每天窝在家里看《新闻联播》，分析世界大势，在我成长的这些年，就不断听到他的感慨：外面的样子，像是又要打仗咧。
外公一生都没什么特别的爱好，不爱玩棋牌，不嗜烟酒茶，却非常重视家庭生活中一些仪式性的东西，比如逢年过节时简陋的祭祀，比如家庭成员过生日时，一些简短的电话问候，比如墙上那些领导人的画像。
以前，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张贴领导人画像的习惯，并且紧跟时代，只是后来，有些家庭渐渐放松了。外公的习惯却一直保持着，这既是习惯，或许也是某种警惕。
一直到了晚年，他才“红”了一把。
虽然有被开除党籍的污点，但是作为一名在世的革命军人，他仍然有政治价值，他那残缺的大腿是永恒的勋章。
每年春节，或者重要的国家节日，都会有地方政府的领导登门慰问，镇上的，县里的，市里的。这个时候，我们小孩子都会被赶出来，此时，墙上领导人画像的功能才真正地体现出来。外公的荣誉和待遇与此息息相关。
时代面前，他终于做对了一次，但晚了。
（文中皆为化名）
编辑：董俊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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