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出版业就是做学徒？年轻编辑们都怒了

做書 · 公众号 · 文学 · 2020-12-01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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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書按： 两周前，我们曾在第一时间关注了《掬水月在手》前编写者控诉出品方活字文化“洗稿、PUA员工”事件。两周以来，这一风波持续在出版业内不断扩散、发酵，引发更多关于行业生态、编辑权责等方面的争锋讨论。

这次事件撕破了出版业温情脉脉的面纱，将新旧出版人之间，中上层从业者与一线编辑之间的鸿沟暴露无遗。比如，老一辈出版人常常以“一生为人做嫁衣”为荣，讲求奉献精神和编辑的本分。然而，这种甘居幕后的心态是与彼时出版人的身份待遇密不可分的。

如今，在很难拿到体面薪水，还要靠情怀加持的出版业，再要求作为“打工人”的编辑不求名利、为他人做嫁衣，乖乖处理领导安排的稿件，就未免有点不合情理。长此以往，这里将越来越成为一片无新鲜血液注入的人才洼地。

希望这次风波能成为出版行业观念更新，情怀祛魅的一个契机，用契约精神代替人情关系，用利益驱动、创新机制代替师徒传承，用出版者与作者的平等合作关系代替单方面的成全。

今天我们推送的这篇文章，来自一位入行多年的编辑。对于知名媒体人关于编辑需要“自我牺牲、漫长学徒期”“为他人缝好嫁衣”的观点，TA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异议，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认同其全部观点，但至少反映了部分编辑所面临的生存现状与长期积蓄的不满，不容忽视。

大概是一周多前，知名媒体人郭玉洁老师在她的微博上发了一条关于近期出版圈某焦点事件的评论，其中提到“编辑这个工作，没有点利他精神、对大图景的想象和追求，是做不下来的。因为它要经历漫长的学徒期，才能稍微掌握这门技艺，而这技艺的本质是——为他人缝好嫁衣。在人人都要做中心的今天，这个工作的挑战太大，太容易让人失望了。这种自我牺牲、学徒期漫长的工作性质，又和现代公司文化太不兼容，很容易就是论事，忽略了人，最终导致混乱。 ”

这段言论被转到编辑和读者云集的豆瓣平台后，立时引发了又一轮讨论浪潮，尤其是年轻编辑们反应强烈，用豆瓣最近流行的话来说，叫“捅了编辑窝”，而“学徒期”“大图景”这些字眼，也刺激了个体权益意识已经觉醒的诸多网友。笔者在此发声，也希望有心人把一个一线编辑的心声传达给郭老师。

为什么我强烈反感“学徒期”这个字眼

我做出版的时间不算太短，入行至今十二年。大二那年看了绥青的《为书籍的一生》，决定将出版作为终身事业，但作为一个理科生入门不得，辗转多年，历经图书发行、营销等不同岗位，才终于转到编辑，而且还是工作多年后特地考了研究生，毕业后才终于转岗成功。

我入职编辑时候拿到的薪水，大概是我本科同期毕业同学平均工资的五、六分之一，也是研究生同期毕业同学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不到，如果不是铁了心要做出版，不会选择这么清贫的一条路。所以郭老师所说的做出版的“利他”精神，我想我应该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事实上，今天还愿意做出版的人，多少都是抱着理想主义情怀，没有任何一个无利他之心的人会愿意进入这个清贫的行业。

同样，正因为做过出版流程不同环节多年的工作，对出版业现存的问题有很多切身体会，我才对郭老师所说的“学徒期”这个字眼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这几年在出版业，一线编辑低薪和高流动率的问题日益凸显，已经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心。

尤其是编辑岗，往往要求高学历，很多出版社入职标准都要人文专业硕士水平，但工资水准依然停留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从工资水平来说，说是“学徒期”工资，那是毫不为过。但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可以跟“学徒”挂钩的事实，甚至是侮辱了“学徒”这个词。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看学徒这个词的解释。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学徒”这一词条的解释是“在商店里学做买卖或在作坊、工厂里学习技术的年轻人”，而网络释义中，“学徒制”指是“旧中国手工作坊、商行、工厂中的一种剥削青少年工人的制度。学徒年龄有大有小，以幼小者为多。初入厂、店者要先充当学徒。学徒须有铺保、人保，付一定数目押金或保证金，要办拜师酒。要对厂主或店主立下‘学徒契约’或‘保证书’，上面一般多写明‘只许东家不用，不准本人不干’‘生死不管，不干还钱’等，以保障厂主和店主对学徒的剥削与压迫”。

而“现代学徒制”则指“由企业和学校共同推进的一项育人模式……就学即就业，一部分时间在企业生产，一部分时间又在学校学习。因此，学生和员工都可以从企业领取相应的工资。”

姑且不说现代企业是由社会地位平等的个体缔结契约而构成，也姑且不看词条解释中“剥削”这样容易刺激人的字眼，按照常规的理解，学徒制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两个要件：一、有师傅带；二、培养目的是出师自立门户。仅说这两点，在当下的出版企业，尤其是民营出版企业中，都是不具备的。

就第一点而言，现在很多出版企业，特别是民营公司里，是不存在能够带新人的“师傅”的。很多老一辈的人对出版行业还停留在上世纪的认识，有一份收入不错、还算稳定闲适的工作，新人入门有老编辑带，进了单位就可以安安稳稳做到退休，对，那时候的单位还管分房。如果真是这么好的条件，我估计很多人是不介意做学徒的。

但问题是，今天很多底层一线编辑面临的是，一上岗就直接丢一本书给你编，也不管你会不会游泳，直接把你往深水里丢，根本没有人教，全要靠自己有心去问身边的同事，慢慢摸索出版流程。

特别是在流动率很快的民营公司，有时候一年就会换一茬人，工作两年就已经算资深编辑了，然后自己手上也是一堆领导安排下来的活根本干不完，根本没有太多闲工夫去教新人，有心情点拨两句已经算是很友好了，还指望人家像旧时学徒制那样事无巨细去指导新人，简直是不现实。

当今业界，除了极少数相对正规的出版机构还保持着老人带新人的传统，可以说九成的出版企业都是要靠新人自己摸索，根本没有所谓“师傅”的存在，只能靠自己不断试错，在被批评、被惩罚中慢慢成长。

有些出版机构，甚至很多领导自己根本就不是做出版出身，是从媒体等其他行业跳槽过来，他们自己也没有实战经验，根本没有指导底层编辑看稿的能力，却试图通过“惩罚最大化”来提高质量，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造成能干活的一线编辑流动率继续攀升。

没有“师傅”的能力和责任，却要求员工像“学徒”一样服从和苦干，那简直是比旧时还不如。换而言之，真正需要学徒期的，其实不是员工，而是缺少管理经验和专业能力的公司。

编辑不是匠人，最关键的是选题开发能力

“学徒制”能够成立的更关键在于第二点，也就是学徒修行的目的是将来能够独当一面，自立门户。但在很多出版公司中，其“培养”目标决不是独当一面的人才，而仅仅是熟练的看稿工，最好随时还可以被替换的螺丝钉。

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老板，您招的到底是编辑还是校对？》，当时主要谈的还是关于“编校合一”的问题，但更深层的问题，依然在于轻视人才，把编辑当校对用。

再次声明，我这里绝不是对校对工作的轻视，相反，校对岗位的存在对保证编校质量极其重要，现在很多稿子错误百出，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过好三校的关。但是，编辑不是校对，审稿能力固然是编辑的基本功，但是做编辑最核心、最重要的能力是选题开发，而不是挑文字错误。

但是在很多出版公司，一线编辑长年累月做的都是领导摊派的活，他们的审稿能力确实在不断提高，但是对于做编辑、做出版来说最关键的选题开发能力，却根本得不到发挥，甚至也不鼓励发挥，因为想法太多的编辑绝不是一个好用的螺丝钉，他总要想方设法去做自己想做的选题，而不是老老实实只做安排的活。

当然，也有觉得自己开发选题麻烦，更愿意做看稿编辑的人，这种人才对于出版企业也是必要的。但是，一个出版企业要抵御风险，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保持不败之地，它最关键倚靠的绝对不可能是文字加工能力，而必须是在选题把握上的的创新发挥能力；对于一个普通的打工人来说，想要不在中年危机到来时候被淘汰，也必须让自己具备不被他人随便能替换的能力，而对于那些想要独当一面在业界做出成绩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可以说现在某些出版企业，甚至连旧时的学徒制都不如，因为学徒制至少还以培养能出师、独立营业的匠人为目的，而今天很多机构存粹只是打造流水线工人而已。君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如果你对员工的要求只是可压榨的螺丝钉而已，那何谈投入，何谈奉献？

上述两点已经足够说明，用“学徒期”来概括现在很多出版机构的新人“培养”，是极其不恰当的——既没有师傅带，又根本不想培养能独立的人才；既要高学历人才，抓来马上就能干活，又不肯给出稍微体面一点的薪水；简单说，就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哪有这样的好事？

很多从业者都把编辑的“学徒”修业主要等同于审稿能力的培养，关于这一问题我已经多次撰文分析过其谬误，这里再重复多说一次。如上文所说，编辑不是匠人，编辑最关键的是选题开发能力，选题开发最重要是要有眼光，而新编辑往往是抱着一腔热血入行，这时他们最接近读者，有最敏锐的市场感知力，但绝大部分公司都不允许他们在这一阶段发挥选题能力，而要求他们安下心来看领导安排的稿子。

此后，如果没有转行，他们的文字处理能力会逐渐上升，但对市场的敏感、激情，却将被长期的案头工作磨光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漫长的学徒期”恰恰是抹杀编辑最宝贵能力的罪魁祸首。

其实往市场上一看也会知道，除去靠人脉拉成名作者资源的资深编辑外，当今出版市场上能做出热点畅销书的多数都是没有太多看稿经验的年轻编辑；像博集、磨铁等敢于尝试的民营公司，也都通过大胆启用年轻编辑做品牌创新，在市场上做出不俗的成绩；也有公司尝试分开“策划编辑”和“文字编辑”的岗位，虽然我个人不一定赞同这种做法——种种事实都说明，“漫长的学徒期”绝无必要，甚至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是有害无利。

“为他人做嫁衣”是对出版本质的一种误解

郭玉洁老师的原文里，还有一句让我看着觉得不太舒服的话，那就是她认为编辑这门工作的本质是“为他人缝好嫁衣”。我知道，对于很多作者，对于上一辈的很多出版人乃至当下很多出版工作者来说，这确实是他们所理解的出版的本质。但在我的认知中，这可能是一种误解。

研究生毕业之际，很多老师都觉得我不去做学术而去做出版，是很可惜的，但只有一位老师对我表示了理解和鼓励，他说，“出版，是对大众国民教育至关重要的事业”。我也是这么理解。出版者的工作，是同作者一起，将好的价值，好的文化，传递给读者大众，提高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在这一过程中，出版者和作者是合作者的关系。

更准确来说，对于“国民教育”这一目的来说，出版者是主导者，这也是作为出版人最大的骄傲。出版者应该将作者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而不是需要“跪舔”的“衣食父母”——“跪舔”大牌作者的反面，往往是对没有名气的新人作者颐指气使，毫无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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