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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莹:《长安》完成我一个心底的夙愿|纪念

当代  · 公众号  · 文学  · 2025-02-08 08:30

正文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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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著名作家阿莹于2025年2月5日在西安逝世,享年71岁。阿莹先生是《当代》杂志的重要作者,其代表作《长安》首发于《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21年3期。编辑部对他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
阿莹,本名白阿莹,1955年4月生,曾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陕西省政府副省长,陕西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8年加入中国戏剧家协会。著有散文集《大秦之道》《饺子啊饺子》《旅途慌忙》《重访绿地》,短篇小说集《惶惑》,艺术评论集《长安笔墨》,报告文学《中国9910行动》,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大明宫赋》,话剧《秦岭深处》,秦腔剧《李白长安行》,实景剧《出师表》,电视剧《中国脊梁》(合著)等。其中,散文集《俄罗斯日记》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和俄罗斯契诃夫文学奖;散文《饺子啊饺子》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报告文学《中国9910行动》获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优秀奖;长篇小说《长安》获第六届柳青文学奖,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21年度好小说、作家出版社2021年度好书;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获第九届国家文华大奖特别奖、优秀编剧奖和第二十届曹禺戏剧文学奖;话剧《秦岭深处》获第三十一届田汉戏剧奖一等奖。
长篇小说《长安》是阿莹代表作,全面立体地反映了中国军工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艰辛历程。小说通过众多典型人物,如忽大年、黄老虎、忽小月、黑妞等军工人的人生际遇和情感纠缠,生动形象地写出中国军工企业在建国初期的迎难而上和特殊贡献,写出了这个特殊行业乃至整个国家在建国之初的艰辛探索,更是再现了新中国火热的奋斗岁月,是为一代建设者画像立传的现实主义作品。今天特分享《长安》创作谈与评论,以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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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后记


我想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由来已久了。记得我在三十多年前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心里那是一个欣喜,可看到文友们都在创作大部头,心里便萌发了创作长篇小说的念头,为此曾专程请教过文坛大家,就长篇的结构、人物、语言做过探讨,还阅读了一批国内外的工业题材小说,后来我躲到一家工厂招待所,拉拉杂杂写了一两万字,但繁重的行政工作还是让我放弃了创作。

当我的工作又一次与企业有了直接关联,创作长篇的想法竟强烈起来。我想,我的视角应该聚焦在相对熟悉的军工企业。虽然后来我离开了军工领域,但我几乎年年都要与一帮工友们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那些看似乏味的酸甜苦辣,那些听着不很入耳的粗俗玩笑,那些有些夸张的过五关斩六将,让我心里很受用也很过瘾,军工情结早已融到了我的血液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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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人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的欢喜和烦恼,需要着普通人一样的柴米油盐,他们跟共和国一样经历了种种磨难,即使个人蒙受了难以承受的屈辱,即使心爱的事业跌入了低谷,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始终不变。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个兵器试验场,参试的反坦克导弹发生故障,一位年近花甲的工程师毅然上去拆卸了令人胆寒的弹头引信,只为能保证试验按节点进行。而让我为之动容的,不仅仅是工程师的果敢,还有他腰间系着的一条红腰带。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一个重点装备定型成功的晚上,一位大校操起麦克风忘情地喊道,今天我们可以说不,激动得在场人禁不住热泪长流!

军事工业从来都是尖端科技的首选之技,是大国重器的诞生之地,我国几代军工人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默默无闻地劳作着拼搏着,形成了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勇于奉献的军工精神,为共和国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章,是共和国名副其实的脊梁!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生活总是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在文学艺术的舞台上几乎看不到军工人的形象。其实他们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与普通人一样有痛苦也有悲伤,他们也与共和国一样,沐浴过建设的热浪,经历过前进的磨难,也获得过成功的喝彩。可以说正是军工人忘我地奉献,我国的国防事业才能不断突飞猛进,我军才能成为当今世界一支不可轻视的正义之师!

所以,把军工人呈现到文学舞台上是我始终的梦想!

为了寻找从生活中走来的艺术形象,我翻阅了我的父母和数十位老军工的档案,那厚厚的牛皮纸袋,浸润着老军工的汗水和泪迹,装着他们的人生,也装着他们的灵魂,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一部长篇。那已经远行的我的父母、我的师傅、我的领导,又微笑着向我走来,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让我禁不住想跪下了;我翻阅了几部军工企业的厂志,那波澜壮阔的轨迹,那艰苦卓绝的努力,那给共和国带来激情和荣耀的故事,像画卷一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让我沉浸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不能自拔;我还借阅了解放后的《人民日报》和《陕西日报》,两人多高的合订本,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就像在阅读一部生动的共和国的发展史,其中的体会便融进了人物的背景,让作品中的人物在那般氛围里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还有部队的朋友提供了共和国经历的几次战争的资料,让我从中感受到极大的震撼,也让我深刻理解了军工与战士、军工与战争、军工与国家的关系。我想,这是文学不该忘记的“角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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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二〇一七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开始在工余动笔创作了,为此我还拎上了手提包,装上了笔和本子,只要有空闲就掏出来划拉几下。时间就这样积累起来,文字也这样开始延展,当年初秋便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初稿,之后的每一次修改有增有减,最后形成了今天的样子。我将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了故事的开头,因为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军工力量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这也与我国现代工业的发展相同步,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大幕启动的一九七八年。故事是在一个完整的计划经济的体制过程里进行的,这个时期的人物有着特定的语境和行为,几乎人人都渴望成为时代的建设者,而我国正是积累了这样一个宏大的基础,才催生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

那么,如何展开这些复杂而富有激情的故事呢?

我在阅读我国工业题材的小说时,感觉这类作品喜欢沉没在“方案”之中。解放后的作品习惯反映技术方案的先进与落后,后来的作品习惯反映改革方案的正确与否,当然这类作品也的确诞生了经典。但我想,我这部长篇不应拘泥于方案之争,而应抓住人物在工厂大院里的命运来铺排,所以我将人物置入巨大的工业齿轮中去咬合去博弈,以便释放人物内在的性格。也就是说想努力反映军工人的灵魂轨迹,而没有仅仅将工厂作为一个背景,以使工厂大墙里的喜怒哀乐具有更为深刻的时代烙印。这是我的思考之一。

我通过阅读我国以往的工业题材小说,感觉把国家意志化身为一种僵硬的形象很难让读者信服。因此,我在创作中注意将国家意志渗透到具体工作中,以再现政治因素在主人公成长过程的作用,显然忽大年的英雄之举正是党多年培养的结果,而江南人深沉的托付,成司令关键时刻的援手,武文萍半城停电、保障长安的决策,钱万里推心置腹的交谈……也都体现的是党的领导和国家意志,蕴含着那个时代的特征。政治可以严肃冷峻,也可以春风化雨,我努力将这个特征熔化到事件的肌理里,表现在具体的工作进程中,使作品人物在那个浓郁的时代背景下,一步一步完成人格塑造站立起来。这是我的思考之二。

我通过阅读经典作品得到一个启示,一个开放的结尾似乎更有力量。我没有为主人公设置一个光明的尾巴,似乎为主人公设计了一个悲怆的结局,其实是将人物放置到大潮将至的氛围中,让人物更真实更纠结,也让读者对改革开放更期待。作品结尾其实蕴含了一个“光明的焦虑”。从一般意义上讲,工业领域的改革开放,与农村大不相同,呈现了更深刻更复杂的状态,基本上是由国家逐级选择试点,自上而下渐次开始的。所以,主人公屡次冲击计划体制的窠臼,正是工业领域改革的先声,但军工单位的改革本身滞后,作为主人公,作为军工企业的负责人,在改革开放呼声初起之时,当难以知晓国家层面在酝酿体制革命,面对上级下来的调研,必然会按计划经济的框框来估量,内心也就必然会产生痛苦和焦虑,所以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主人公命运的走向实际上是可以预期的。这是我的思考之三。

我在阅读当今文学作品时,感觉文学所以能够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延续,而没有被其他的艺术形式所取代,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文学可以充分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而其他如影视之类的艺术,却难以生动精准地刻画人物的思维。所以我在小说的叙述过程,没有采用“上帝之手”,而是从一个个人物的视角来展开故事,试图让读者在不经意间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沿着人物的思想张力去感受个性的情感脉络,也使人们对这些已有模糊的形象有更深切的理解,对那个时代的风华有更真切的感受。这是我的思考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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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的上述思考都是一厢情愿,我对自己能否驾驭这般题材,心里始终是忐忑的,因此我在写完初稿后,开始了一遍一遍的修改,如今有记载的已有十五六稿之多了,都不好意思说写了多少根笔,积累了多厚的底稿。而且每次完稿搁笔后,我都要送给不同的人去阅读,大家看得认真无比,得到的意见都是良言,几乎都在以后的修改中得到了体现,也使得这部小说逐渐丰实起来,一个个人物也生发了灵性,这才让我敢把书稿投给出版社和杂志社了。所以,我要向所有的审读者致以深深的谢意。

这部作品的名字,我先后更换过几次,所以定名为《长安》,是故事主要发生在古称长安的西安,主人公生活在长安机械厂,恰与军工人的职业情怀相一致,寓意一切都为了长治久安,这也是军工人的心底祝愿。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要感谢文学。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当今时代波澜壮阔。正是文学之梦的始终烛照,让我在纷繁的前行中得以宁静,得以反思,得以找到自己心灵的书屋,也促使自己能够不断地在生活中有所领悟,有所激励,从而让自己能够静下心来,书写英雄史,塑造军工人,完成一个心底的夙愿,以报答我的老爸老妈、我的领导和我的工友们,也期望读者朋友能够从主人公身上找到今日中国崛起的秘密!


2021年7月12日夜于新城


把英雄的枪炮深藏在血液里

—— 评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

文|孟繁华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总体来说成就不大,文学史上评价不高。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评价是:这一题材虽然受到重视和强调,但是,“创作总体上乏善可陈。描述范围狭窄,人物、情节设置的公式化,是普遍性问题”。被提及的小说也只有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萧军的《五月的矿山》、雷加的《潜力》三部曲、罗丹的《风雨的黎明》、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乘风破浪》等。这些作品大多与辽宁有关。但是,看到这个书单,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个印象:这一题材的小说创作,底子不厚,积累有限,这不仅仅指数量,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创作出类似美国作家德莱塞的《珍妮姑娘》,苏联作家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等那样有影响的“工业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引起读者和文学界广泛瞩目,并成为一个引领时代文学潮流的现象,是因1979年第7期《人民文学》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一时间,乔光朴成为改革开放的时代英雄,他大刀阔斧刚正不阿的性格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乔光朴受过迫害,妻子惨死“牛棚”,但“解放”出山之后,他心怀国家民族大局,勇于担当,在机电厂这个破烂摊子上大胆改革。小说有如一声惊雷,震荡在改革开放初始年代的中国。小说虽然引起过巨大争论,但是,历史的大趋势站在了蒋子龙和乔光朴一边。“改革文学”成为一股巨大的文学思潮写进了当代文学史。《乔厂长上任记》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的潮汛,在春寒料峭时,如惊雷滚地,如春风拂面。怀念那个文学年代,就是怀念那个文学曾经拥有的胆识和荣耀的年代,历史为文学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的机遇,那是一个文学的大时代。或者说,那几乎是当代中国唯一一次由工业题材“领衔主演”的文学时代。此后,工业题材的小说风光不再。这个领域文学的不断式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时代生活的变化,或者说,工业题材的文学命运与工人的命运,恰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但是,“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无论是传统的力量还是现实的要求,从中心到边缘,这一题材仍在艰难地延续。

现在,我们读到的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从秦岭方向逆袭而来,它声势浩大气概不凡。其题材不仅是工业题材,而且是军工题材。这一题材的性质以及创作经验的稀缺,决定了小说创作的难度。在我的印象中,只是在“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的非虚构作品《把一切献给党》中,读到过制造枪榴弹、平射炮等情节。除此之外,还没有读过关于军工题材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意义上,阿莹的《长安》在小说题材上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作者阿莹说:“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负有盛名的军工大院里,在军工厂里参加了工作,又参与过军工企业的管理。后来我尽管离开了难以割舍的军工领域,但我依旧对军工人一往情深,依旧和一帮工友保持着热络的联系,几乎年年都要与他们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那些看似乏味的酸甜苦辣,那些听着不很入耳的粗俗玩笑,那些有些夸张的过五关斩六将,让我心里很受用也很过瘾,军工情结已深深地渗透到我的血液里了。”这一自白告诉我们,阿莹曾经生活在军工企业环境中,甚至参与了军工领域的工作,或者说,他对书写的领域不仅熟悉,而且部分地亲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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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环境是不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它与我们的联系就是与国家民族命运的联系。因此,作者没有过多地描述专业层面的故事,军工领域只是小说发生和展开的背景,他将笔墨集中在他塑造的人物上。在这个意义上,阿莹深得小说之道。

忽大年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也是一个有性格、有感染力的人物。他解放那年转业,成了八号工程的总指挥。这个来自黑家庄、阴差阳错地倒插门娶了黑妞的胶东汉子,因新婚之夜的性无能,无法忍受奇耻大辱,在第三个夜晚出走黑家庄。参加太行游击队的忽大年遇到了勤务兵靳子,靳子是女兵,经上级批准两人成婚。新婚之夜忽大年突然想起自己是个废人,在号啕大哭后突然雄起成就了好事。于是,忽氏家族人丁兴旺,子鹿、子鱼相继出世。但是,黑家庄的黑妞未消失,这一伏笔在忽大年、靳子、黑妞“三角关系”中再掀波澜。这一情节虽然不免戏剧化,但也有合理性阐释的可能。它的世情小说或“小叙事”元素,使小说具有了人间烟火的可读性。虽然不免让人想到《绿化树》中章永璘男性功能的失而复得,但其社会历史内容的隐喻毕竟有所不同。章永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后抛弃了劳动人民马缨花走向红地毯,确有其猥琐和虚伪之处。但忽大年为了纠正个人不公正的处分,为了恢复荣誉,他可以火急火燎地闯省委大院,一切未果他敢直接去总参找老首长成司令,甚至上了战场还想着,如果战死了,黄老虎会怎样为他念悼词,谁还敢说他是受过处分的人?这些都从一个方面深刻地塑造了忽大年的性格,使他成为小说的灵魂人物。当然,他不是一个完人,巷道抢险死了人被降职后,心情烦躁的他,和靳子口角甚至不惜挥手打老婆的耳光。这些情节或细节,符合一个农民出身的军人性格,他的可爱就在于他的真诚。小说也写世道人心的变化。比如忽大年没受处分时,他的孩子谁见了会给块糖、给颗枣,玩累了想回家就有人跑过来背起小家伙回家;受了处分之后,大家脸上、嘴上客气,真诚善待尽失。

忽大年命运的一波三折,还是在国家民族叙事中展开的。中印反击战、珍宝岛事件的军火支援,特别是军工企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艰苦奋斗迎难而上,军工行业乃至整个国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时代风云,是忽大年个人命运的整体背景,或者说,他是那个不平凡年代的参与者。因此,隐秘世界的个人命运一直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当然,忽大年不是一个超人,他的英雄性格的形成,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时代的因素,成司令关键时刻对老部下的救助,武文萍以城市停电保长安的决断,钱书记的倾心交谈……都体现的是党的领导和国家意志,蕴含着那个时代的特征。“政治可以严肃冷峻,也可以春风化雨,我努力将这个特征溶化到事件的肌理里,表现在具体的工作进程中,使作品人物在那个浓郁的时代背景下,一步一步完成人格塑造站立起来。”阿莹的这一体会弥足珍贵。小说的其他人物如黄老虎、忽小月、靳子、黑妞、连福等人物,也都写得好,有个性,有年代感。通过这些人物,写出了一代人创造的那个时代。忽大年连同这些人物,是今日中国能够崛起的传统力量,也是一个民族复兴繁荣的最大秘密。当然,那是一个有问题、有缺陷、有诸多不完美的时代,那也是一个简单、有梦想、有追求、有魅力的时代。那个时代的魅力是由那些人物构成的——“这个时期的人物有着特定的语境和行为,几乎人人都渴望成为时代的建设者,而我国正是积累了这样一个宏大的基础,才催生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

另一方面,我们除了希望看到独特的文学人物外,也希望在作品中了解那个时代的更多的信息,这是文学的知识性要求。在《长安》这里,我们还看到了作者对时代重重矛盾和难解困惑的描摹。一张大字报轰毁了忽小月的精神世界,她爬上烟囱扑向了天空;连福入狱,为了忽小月既不写信也不收信;毛豆豆牺牲,黑妞儿不嫁等,这些悲剧因素极大地强化了小说的人性深度和人的精神困境;小说的叙述基调急促而流畅,与那个特定的年代极为合拍。小说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尤其是对历史的客观态度,显示了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同时,这也是一个开放的现实主义,其中有诸多现代小说元素,特别是人物心理以及幻觉的摹写,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因此,《长安》的丰富性是多种元素合力构成的结果。它为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崭新的经验,这是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

阿莹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就,1979年就开始发表作品,四十年来,在戏剧界和文学界获得了诸多重要奖项。如是,阿莹能够写出优秀的长篇小说《长安》,就不足为奇了,他是有长期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准备的。

去年12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阿莹,他的谦虚谨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诚恳地谈着对文学的热爱和迷恋,倾心地讲述他的创作体会和对当下文学的看法。我惊异于一个西北人居然一口东北话,这既让我这个东北人倍感亲切,同时也大惑不解。阿莹告诉我,他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就是在工厂大院里,工厂的许多技术骨干和工人,大多是从东北支援来的。大院就是一个小社会,不用与外界联系完全可以生活。于是,孩子们大多说东北话。说着东北话的阿莹因其丰富的个人阅历和对文学的执着,终于写出了《长安》这样的优秀作品。在北京,同行见面曾热情交流着读过《长安》后的兴奋。我在深深地为阿莹高兴的同时,也真诚地祝愿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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