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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两年前甫入金融圈时，正是各种热潮期，一片欣欣向荣之景，听到、见到的都是资本涌入、监管宽松。也是，市场大热，官方各种政策支持，民间资本自然争先恐后。谁知不期然的遭遇股灾，接着就严监管，圈中人士在各种新规中手忙脚乱，又有了另一番热闹。现在跳出来，回想过往种种“热闹”，觉得十分有趣，聊作整理和各位看官分享。最开始对金融圈的印象是这个圈子有钱，很有钱，到处都是钱。进这个圈子的老板们，不说百分百，也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冲着钱来的。但是这个圈子更烧钱，所以能从别的圈子转型涉足金融圈的，都是带着大笔资金的大佬。这大笔的资金，是他们积累了不知几桶金以后形成的，甚是宝贵，但在巨大财富增值可能性的诱惑下，很多人还是义无反顾地带上并一头扎进金融圈。笔者曾听一个业内公司的员工抱怨说他的业务开展计划不敢做，因为如果把成本算到1个亿，老板估计会跳起来的，觉得成本太高了。可是证监局的人却明确和他说过，不要抱怨成本问题，要从事这个行业，本来就是要资金雄厚的。你要做一整套十分规范的制度，要各种留痕，要有配备各种高端金融人才，每一样都很贵，如果资金不够不要来从事这个行业。他还听闻另一个公司也计划开展同样的业务，老板准备了10个亿。其实这个抱怨者的老板和一般人比起来算是很有钱了，经常外借几十万、几百万都不怎么在意（手续并不正规）。花几千万买个牌照也没手软过，但和那些随便就出手几个甚至几十个亿的大佬们比起来，又只能算小巫了。金融圈烧钱之程度可见一斑。进金融圈就是为了搵钱，可是在没生财之前就先要付出那么多，所以资金稍微紧张一点的人，其各种节约、能省则省也很正常了。所以很多投资公司之类的，员工人数都很少，不像那些制造类企业，动辄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员工。大家都知道，制度的建立和执行都需要成本，金融圈什么都贵，相关成本也就会更高。加上不少圈内公司员工人数不多，大家又都是高知人士，做的是脑力劳动，很多东西也难以考核、量化，更多是看员工个人自觉表现，所以监管方面就没那么严苛，甚至各种制度空白。这种空白不是说没有人做事，而是没有一套制度告诉你该怎么做事。举个简单的例子，公司对外签订合同需要内部审批，这个审批正常是需要一个流程的。比如业务员拿到合同，交给行政，行政请法务、总监等级别的人审阅、并在审批单子上签字后，拿着单子去盖章，再将合同出具给业务员，由其与客户交接。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流程说明——当然不同公司会有各种不同做法，比如有的给老板签个字就盖章等等——但是也要事先做好规定，讲清楚怎么执行才可能每次都按制度，规范有效的完成盖章。如果不写清楚，就会变成不同的人经手就会有不同的做法。比如笔者有次就看到合同处理单和之前的不一样，以为是行政部改格式了，但他说：“不是改格式，是之前那个单子都在另一个行政那，我手上没有，今天他没来，我就换了个单子。”笔者当时就无语了，单子都能随便改的，真随意。除此之外，业务员各种混乱，不知道单子该给谁、该怎么走流程，以及整个程序的随意变化等，都是司空见惯。这种情况下，合同的质量怎么保证呢？事实上，在笔者之前，根本没有人保证，笔者看过公司以往的合同，粗糙得不忍直视。笔者离职后，也不知道如今会是怎样，是否依然一片混乱。连一个人数不过二十出头的公司，都会因为制度缺失而各种混乱，更遑论大公司、单位乃至一个城市、国家？换个角度说，一个小公司缺少成文规定，最多大家混乱点，出的东西质量差点，但只要业务没出大岔子，也能勉强维持正常运转。可是规模大点的组织，估计就没那么幸运了。尤其涉及各种利益纠葛的时候。这大约就是“放养”之后，监管层也一定会“收网”的原因。如上所述，监管层“收网”几乎是必然的，这也是为了维持整个圈子的正常运转，否则大家只会一片混乱，乱世也许出英雄，但永远不适合久生存，不能是常态。当然，一般过渡期内，会努力通知、宣传、教育，然后说“原则上”怎样怎样，最后再给个时间点，希望大家在此前能完成。等正式制度出来后还会再给个过渡期，遇到争取权利能力强的群体，可能还会就某些特别制度继续推迟，以鼓励为主，不强制。前者如某股交中心在外孵化基地的设立，之前相关机构为了“业务”拓展，可能会放得比较松，接着时间差不多了，就开始说“我的审批要收紧了，原则上需要与地级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签署”，大家设立前一定一定要和对口联络人确认能签约再去办啊；后者如中基协那份经典的《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过渡期有很多种，有的是“精神”已经下了，但具体的官方文件一直没定，搞得监管部门的人和被监管的人全都晕头转向。比如某股交中心推出新的板块后，请一些原来挂其他板块的企业改申请新板块，说这个板块更好、有更多优惠条件等等。于是企业原来的所有申请文件都要改，每次改完提交上去都有新的反馈意见，要求继续改。律所的人恼了，说你能不能把新的制度或指引直接给我，我照着改啊？不要这样一次次玩儿我。谁知，股交中心的工作人员答曰：“这个指引还没确定”，中介机构的人忍不住抱怨，工作人员就说他知道，可是他也没办法，只能照着领导意见做。最后的最后，被这种不确定性“坑”了的企业不在少数，至少那个笔者知道的企业是现在都没挂上所谓的新板块。但想想战兴板的那些企业，又觉得这个企业损失还算小，就当是自己当初决策失误，吸取经验教训罢。又如中基协当时收紧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工作，对新申请者从经营范围开始卡起，提交了的都说不行，问那到底哪些行？经营范围中到底什么算卖方什么算买方？工作人员答曰其实现在内部也没定，他也不是很确定，反正写的越少越好越保险……笔者个人认为，上面这种过渡时期，也许不可避免——或者是为了创新，或者是为了紧急止损，但努力一下应该也是能做得更好的。无论是创新还是止损都能在前期再多做些准备工作，这样才能更快的组织出最佳方案，就算边做边学也不应该随意拿被监管的对象练手。而对已经有成文制度的新规而言，有过渡期总归是好的，至少会让那些曾经放养的鱼不会突然间吓蒙，晕头转向来个鱼死网破之类的。毕竟制度太严苛，抓得太紧，很可能会有反效果。比如监管部门的某些信息登记，曾经管的比较松，有些公司可能因为人员素质问题或者历史变革原因等，有些数据或者登记错了，或者没有及时更改，导致最新情况是错的。一般情况下，主动去修正便可，但是监管部门开始突然抓紧，一点修正都要出个法律意见书之类的，那么企业就会考虑其中的成本等问题，反而不改了，就继续得过且过的拖着、错着，这样就起到监管反效果。笔者同样遇过这样的公司：他有些股东管特别严，事无巨细，通通要求公司详细报备、走复杂签章流程，于是公司里有些事，领导层直接跳过那个股东，先斩后奏的先做然后再报备，或者直接不报备。但是，不能因此就不管，毕竟制度缺失的代价更大。事实上后期的“应激反应”更多也是因为前面管太松了，嵇叔夜有段喻解非常经典，笔者引用下：“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去提交申请挂牌的资料时，一般会来回反馈很多次，每次每个人指出要修改的点都不一样，带着强烈的“个人风格”。经常在A看来这样是ok的，但在B看来又不行了。其实不同的人指出不同的点其实还算好弄，大不了一一满足，苦恼的是，有时不同的人会对同一个点提出不同意见，这时被监管的人就忍不住抓狂了。这一点对去工商的人而言最有经验，他们经常祈祷自己如果去两次及以上，那就最好碰到的都是同一个审核员，否则很可能就会有新问题。其实也能理解，制度都是抓重点来阐述，加之我们幅员辽阔，各地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出制度时大部分是个总括，到了各地再根据自己情况进行细化。各地的细化同样也是留有空间，到了每一个案例又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经历过法律诉讼实践的人就会发现，就算已有的法条、案例再齐全，你总是能遇到那些不能被完全囊括其中的案例，只能进行选择性适用。这时候，制度执行者的个人理解就非常重要，但“理解”是非常个人的事，所以自然就会有各种不同。工商局倒是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应对办法，那就是所有人都用工商局出的范本，除了基本信息可替换以外，其他全部套用之，这样就没有什么审核标准的问题了。笔者曾经咨询过代办的人，我们情况实在特殊，能不能对一些实质性条款进行变动？对方答曰，可以啊，你改呗，不过什么时候能批下来我就不能保证了。人家每天要审那么多文件，哪有空去研究你这个条款到底合不合规？而且还是层层审批的……所以，还能怎么办？当然是工商备案一套文件，有特别约定的自己私下再签一套了。此外，可能监管部门也会考虑到自己的“绩效”问题。比如有时候股交中心的人为了业绩好看，会和挂牌企业事先谈好，让他们的开板当天就有交易量，“股东内部转让也没问题，但量不能太大”。而除了这类业绩以外，股交中心真正的“野心”却在于资源整合，将有联系的挂牌企业对接起来，希望能孵化出一些明星企业，达到多赢的结局。总之在制度执行之外，大部分监管部门都会考虑到自己的成绩问题。当法律制度工具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业绩”服务，那么所有人在制度执行及监督上放的精力自然而然又会减少。人是有限理性人，时间和精力也一样十分有限，如何分配有限的理性、注意力、时间和精力，是门科学。就以企业为例，领导者不考虑到制度执行方面的问题，也未有公司整体的长远规划，就是根据推到眼前的需要去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比如最简单的工商变更，今天有个主意就做个变更，明天又有新变化就再变一次，下面的工作人员疲于奔命不说，工商部门也很反感。所以现在工商局已有规定说做完一次变更，必须隔45个工作日才能申请下一次变更，否则不予受理。还有些领导，时常“福至心灵”想要做一件事或者实施一个制度，却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作出后会有怎样的牵连和影响，制度的细节规定也通通未考虑，这样在很多时候只会让整个组织和自己都陷入一种混乱的被动状况。很明显，想要做好制度执行，制定者对“制度”这个存在本身和对自己组织的各个方面，都要有深入了解，才可能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适应组织特殊情况的好制度。总之，制度缺失是有代价的，加强监管却同样有成本，其中利害得失和最佳平衡点，约莫是监管层穷其一生也参不透，却还是要努力找寻的监管智慧之所在。尤其是在这个追寻法治精神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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