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离开，才会有故乡
刘擎：
乡愁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类的思乡情绪在中国的诗词里比比皆是，在国外至少在近代以来的文艺作品中也很多。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第二乐章的主题就是“思故乡”，非常有名。还有苏联的导演塔可夫斯基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乡愁》，里面有一个几分钟的长镜头，令人印象至深。乡愁挥之不去，一直是文学艺术的重要主题，这意味着乡愁是一个永恒的心境，这个状态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昭示着现代人的存在境况。
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人类文明演化的一个基本动力就是奔赴新的天地，冒险地探索未知的领域。但这种探索自由几乎总是带着伤感和落寞。人有多种不同愿望，最深层的渴望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多种渴望之间常常存在张力。我在其他场合讲过，人至少有两种深刻的意愿是相互矛盾的，一种是向往自由、探索新的天地，想象具有创造性的、在别处的生活，不断地变化，这好像是喜新厌旧。但实际上，人类是“喜新恋旧”， 因为我们也需要故乡的那种亲切和熟悉，那种确定性和归属感，让我们能完全安心的地方，那就是家乡。但是，我们又不甘愿留守在家乡安顿自己，总是想要出走，去探索外面的世界。所以才有了“故乡”。如果你不离开家乡，就没有所谓故乡，故乡是过去的家乡。有故乡的人就已经离开家乡了。
但是，外面的世界总是既精彩又无奈，感到无奈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故乡，就会心生乡愁，感到所谓的nostalgia。这种情怀古今中外都有，只是到了现代，越来越多的人出走了，不仅在地理的意义上，而且在精神和文化的意义上，告别了故乡。乡愁就成了几乎每个现代人挥之不去的情怀，变成永恒的主题。怎么办呢？现代人好像是一面喜新、一面恋旧，就是怀着乡愁的同时享受探索的自由。
严飞：
正如刘老师所说，因为离开，才会有故乡；因为出走，才会有怀旧。如果没有现代性，没有社会的快速发展，大家也许都还局限在自己出生的地方，没有任何网络连接或向上流动的趋势，那么社会将是静止的、固化的，也就不会有出走的故事存在。换句话说，道别是艰难的，上海彩虹合唱团在《道别是一件难事》里唱道：
和故乡去道别
遥远的地平线
那端是一场冬的雪
和往事说再见
可过去的影子
又怎么能填埋清洁
说是都忘记了吧
其实比谁都要记得
那个场所那个刘海那个雨天
……
故乡哟故乡
爱人哟爱人
既然都忘不掉
不如就装着吧
刘擎：
在家乡的时候会不甘心，一种向往自由要出走的渴望会喷发出来。乡愁这个话题会激发我们对自己处境更深入的反思，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家”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至少可以把它分解成两重含义，一个是物理意义上的家，一个是精神意义上的家。家最朴素的意义就是你熟悉、确定、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处所。人在家里会有一种天然的自由，这是感到无拘无束的自在。英语国家的人邀请客人到家里做客时会说“Please feel at home”，就是请你像在自己家一样随意、放松或者自在，这是家的重要意义。在家，意味着你对于环境或物件了如指掌，随手拿起杯子、笔、纸、餐具，坐进沙发或者座椅，都不用思索。在精神意义上也是类似的，你使用你特定的语言，有时候可能是方言，是特别自在的。你特定的言谈用词，近旁的人都听得明白，时而可能会心一笑。所以在家你就特别从容和放松，不管你是外向的E人还是内向的I人，都不会感到紧张，不会顾虑言谈举止是否得体恰当，在家里都是自在的。
可是，如果感到过于自在，你可能会觉得乏味，没有新鲜感，也就毫无挑战性，这不会唤起你的激情。所以人又会渴望自由，向往远方的新天地。奔向外面的陌生世界，多半是既兴奋又不安。就像我们最初到外地上大学，走进新的校园，一方面是激动，一方面是不安，这种激动而不安的感觉和我们“在家”的那种自在松弛的感觉很不一样。所以现代人往往生活在这两种欲望的张力之中。究竟如何是好？这取决于每个人的个体状态，有的人慢慢适应了，能够在不断变化的新颖探索中找到自己，安顿自己，而有的人始终会有不适感，就会有很深的乡愁，不断涌起回归家园的渴望。但麻烦的是，如果你真的回到故乡，可能会发现那个“家”已经发生了巨变，家乡的景观变了，人的观念也变了，甚至面目全非。你会发现“故乡不再是故乡”，不再是那个让你能熟悉自在的故乡。于是就有了无处安放的乡愁。
严飞：
当社会流动性充满活力时，人们更愿意走出去探索新机会，选择自主的人生。这种探索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经济层面的追求，更在精神层面拓展了更广阔的视野。最近正值博士论文答辩阶段，我正好读到一位博士生的论文致谢，里面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这位博士生写道，她的父母从小就鼓励她多出去看世界，当她从家乡的小县城走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学习的时候，父母对她说，你已经接触到了我们从未遇见的人，见到了我们从未见过的世界，所以对于未来的发展，你已经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但是对这位学生而言，她最幸福的时刻仍然是在家里和父母一起看电视聊天的时刻，仍然是她背着书包回来时妈妈打开家门的时刻。正是因为故乡和父母都在，她会有一个坚实的根基，有一个托举的支撑点，让她可以更大胆地探索未来的新世界。
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在新地方找到一个新的“家乡”。然而，探索也伴随着挑战、挫折、不如意、沮丧和不适应。作为“北漂”“深漂”“沪漂”的自己，这座城市并不属于我，而故乡对我来说也变得遥不可及。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变成了一种“夹心面包”的状态，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既疏离又寻根。
刘擎：
你提到的那位博士生的父母，非常不容易。学生的父母在孩子离开以后，生活会发生很大改变。虽然他们仍然留在家乡，但因为孩子远离了，不在身边，失去了一种曾经熟悉的自如感，一种触手可及的、可依靠的亲近。许多父母是希望孩子大学毕业后能回到家乡工作和生活的。但有些父母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就是鼓励孩子向外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哪怕自己心有不舍，也放手让孩子随心所愿、追寻自己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虽然父母原地不动留在家乡，但对他们来说，家乡也不同了。
所以总的来说，现代人是比传统社会的人要麻烦一点。虽然现代人的生活更丰富多彩，但是有出走和回归的双重情感在拉扯——一种复杂含混的情感。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听的那首歌《故乡的云》，是费翔在1987年春晚时唱的。费翔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偶像，去年在西宁的青年电影节上还遇到了他。《故乡的云》的副歌这样唱着，“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费翔是美籍华人，他的歌感动 了无数海外游子，但他自己并没有回到中国生活。我在想，如果“回归故乡”真是一个出路，那么乡愁就不存在了。前几年有所谓“逃离北上广”的说法，不知道真的逃离的人后来怎么样。可能对许多人来说，回归故里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所以乡愁才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
严飞：
确实，这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现象。许多年轻人对春节回家感到害怕，因为一旦他们在饭桌上坐下来，七大姑八大姨就开始催婚催生了。
刘擎：
而且家乡的人多半会问你工作怎么样，挣多少钱。
严飞：
我们成了故乡的陌生人，只能把故乡当异乡。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在城市里务工的边缘群体的研究，就发现大城市里的打工者，他们往往会陷入一种巨大的身份焦虑之中。离开家乡越久，就越有一种“回不去”的惆怅，这种回不去，当然不是地理上的，而更多是精神上的。习惯了城市里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的关系，“故乡”对很多人来说，越来越像一个回家过年的符号，一年一度的仪式感。而在大城市里，他们又始终有着渴望“被看见”的强烈愿望。比如我在田野调查时就遇到过一位小伙子，他从安徽来到北京，在北京已经工作了十多年，对北京的道路非常熟悉。然而，北京对他来说并不是家，他的家在高碑店，朝阳区的一个下辖乡，那里才是让他有归属感的地方。而更广阔的北京，像三里屯这样的购物场所，以及北京的博物馆、艺术活动和体育赛事，都与他无关。他十几年前回安徽老家的时候，尚未有高铁，坐的是慢车，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在路上。那时候，火车旅途虽然漫长，却挡不住一颗急切回家的心。现在，虽然交通便利了，高铁四个小时就能到家，从首都返乡的时间距离越来越近，但心理距离却越来越远。高铁站修成以后，他的家乡面目全非，他甚至有一次差点找不到回家的路。原来村口的地标——两棵槐树被砍掉后，每条路看起来好像都长得一样，他一时分辨不清，到底哪里才是通向家门的真正入口。
此身、此时、此地，蓬勃生长
严飞：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异乡漂泊，一边渴望着精彩人生，一边付出巨大的代价，身在其间的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为了动辄几百万的高额房贷，每天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到了周末就累得只想躺在家里吃外卖、刷短视频。这样的异乡生活，是否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妥协与牺牲？在强烈的无根感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办？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到底应该做出何种选择？用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大城市与精神生活》一文中所提出的一个经典问题，就是：“一个现代人在城市生活中如何保持独立个性并存活？”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年轻人沉迷上了社区夜校。40元就能在夜校里上一节乐器、刺绣、书法或绘画课，这些活动也变成了年轻人逃离日常工作单调性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公司格子间里拼命对齐颗粒度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精神世界无处寻觅，下班后去健身又太贵，反而是在社区夜校里找到了一方新的天地。通过这些课程，他们不仅可以学习到有趣的新技能，并且还会结识许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这些在他乡漂泊的年轻人就这样一下子自然连接了起来。
刘擎：
这特别有启发性。最近在上海也开始流行年轻人上夜校的风尚，这是他们尝试让自己和自己喜欢的事物、和周边世界建立联系的努力。我觉得人类学家项飙老师讲的那个“附近的消逝”是不可避免的，要想在原来的地理位置上重建“附近”非常困难。但在另一方面，你总是可能重新建立自己的“附近”，也就是说，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能在你的所到之处去寻找和培养自己与“附近”的关联，这其实就是安顿自己。当然，这在今天比在传统社会要难得多，但也总有可能在异地他乡重新安顿自己。以前苏东坡写过一首给朋友的诗，其中有一句就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怎么才能安心？我觉得仅仅在一个地方找到工作可能是不够的，你要进入一个社群，有自己的community，上夜校可能就是一个方式。
严飞：
需要人和人之间那种真实的连接，而不是把自己完全抛置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现代人需要建立一个精神上的故乡。俗话说“三十而立”，立的不是金钱的饱满，而是个人的精神世界，一个活在世界上感到意义的生活锚点。
刘擎：
对，就是要应对那种悬浮的、无根的状态。这需要你在一个地方扎根，这不是说一辈子也不离开某个地方。而是说无论到哪里，都要与周遭的人与物发生深入一些的关联，否则就只是过客。比如，我们在这里访学只有十个月的时间，就在此地结交了许多不同的朋友，有美国人，有海外客居的华人，也有和我们一样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大家一起吃饭、出游和交谈，慢慢就找到了社群的感觉。我们不会因为远离故乡熟悉的环境就封闭自己，在陌生的环境里更需要打开自己。当然，结交朋友也是有选择性的，往往是和你有共同爱好的人，也会有吸引你的“他者”。你没有办法独自扎根，总是要建立某种connection，有了这种联结，才能扎根，让自己在异乡的生活也能蓬勃生长。
严飞：
在形成社区的过程中，经常会有意外的惊喜出现。例如，你可能会发现某人和你来自同一个地方，大家都可以讲出地道的家乡方言。芭芭拉·卡森就曾说，乡愁背后是语言，是对某种语言的眷恋。语言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载体，它映射出我们对家乡的怀念，一旦大家说起家乡话，马上就能打成一片。上个礼拜我去了趟加州，拜访我以前的老师和同事时，遇到了一位新朋友。我们坐下来刚刚聊了五分钟，就发现原来是老乡。
刘擎：
南京人。
严飞：
对，不仅是南京老乡，而且我们的父母曾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甚至我们的爷爷辈也是。从小我们就生活在同一个单位院子里，上同一所小学和中学。这种连接一旦被发现，我们马上就开始用南京话聊了起来，分享旧时街道的记忆、过去的老师。比如小学的老师，她叫什么名字，教过什么科目，你还记得吗？我们还开始分享小学时候的照片。虽然刚刚认识五分钟，但十五分钟后我们之间就建立起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正是这种共同的语言背景，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刘擎：
我们谈了这么多，对于如何面对乡愁这个问题，会有什么启发呢？当然这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当今这个世界上谁会有标准答案？但我们的对话可能提供某种思路，或者说是某种参考答案吧。
严飞：
刘老师说得很好。把世界作为我们的参考答案。
刘擎：
我想说，人们完全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来扎根，并与所在之地相互发生影响。比如说今天我跟严老师一起拍摄视频的这个地方，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这是哈佛大学的地方，但你会发现我们的背后有汉字的书法条幅。现在也有些师生在争取，关于中国的研究是不是可以用中文来写博士论文？因为有些与法语和德语相关的专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严飞：
还有西班牙文，这里很多人都在讲西班牙文。
刘擎：
对，前不久我参加过一个会议，是费正清中心和亚洲协会主办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有美国的汉学家、中国研究专家，也有母语是中文的中国学者，在这个会议上，主办方就提议，让与会者自己选择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来发言。另外我也发现，目前在美国各地的中餐馆，比30多年前我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要多很多，也要好得多。你看，世界也在流动中改变。一个四川人到上海工作，想念川菜的时候不用回四川，在上海也可以找到不错的川菜馆，现在中国人在美国也可以找到许多不错的中餐馆。
这让我想起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她有一个特别好的表达，就是当我们面对那种无根的漂泊感的时候，可能很容易失落，感到不知身处何处，好像是生活在“no where”，但是她说，我们可以将“no where”这个词拆解之后转变为“now here”，此刻就生活在这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时找不到自己可以归属的地方，可能漂泊在北上广或者在异国他乡，但我们可以就从当下的这里开始，在这里重新扎根，就是“且认他乡作故乡”。这不是说你一定要在这里永远生活下去，而是说每在一个地方生活，你都可能在此地建立关联，与自己的朋友、亲人、志同道合者联结起来，然后重新将自己与内心最深的渴望关联起来，从而安顿自己。
严飞：
尽管我们扎根异乡，在这里寻找着新的连接，不断地拓展我们的知识深度和生命的广度。但同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可以随时启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回家！
刘擎：
是的，随时都可以回去。每个现代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同程度的异乡客，哪怕你留在故乡，也可能会心生一种异乡感。但应对乡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都有可能把no where变成now here，最后可能会找到一个地方，或者获得一种方式，能够跟自己生命当中最深刻的渴望建立紧密、亲切的关联，获得自在和从容，于是就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严飞：
对，其实就是朱光潜先生的六个字“此身、此时、此地”。
刘擎：
对，“此身、此时、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