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预防少年犯罪？

一个少年犯罪之后，该怎么对待TA？或者，将时间拨回惨剧发生之前，我们该如何预防少年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在《心理抚养》一书中写道：真正需要教育的是他们身边的大人。

在李玫瑾看来，那些耸人听闻的少年犯罪事件，都可以找到其源头，她引用美国犯罪心理学家的话，“一个人不可能在35岁的某一天，突然由一个绝对正常的人转变成完全邪恶的人，暴力人格形成的关键在于童年。”

下文摘选自《心理抚养》，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少年犯最容易成为惯犯

2019年10月20日下午3点多，大连一个13岁男孩把一个10岁女孩骗到家中，试图与之发生性关系，遭拒后连砍七刀。然后，男孩把奄奄一息的女孩拖到小区绿化带的灌木丛中，还在她身上压了两个垃圾袋，里面装着砖头和碎瓦块。

当女孩的父母发现女儿失踪了，焦急地四处寻人时，男孩还若无其事地上前询问：“你女儿找着没有？”

当晚7点多，女孩被父亲找到了，但已因失血过多死亡。女孩衣冠不整，左眼有瘀青，脖子有掐痕，身上刀痕累累，让她的父母悲痛欲绝。

警察很快抵达了现场。那里离男孩家仅20米远，男孩就在同学群里发了一条从自家窗户拍摄的搜查现场视频，并直播警察从开始怀疑他到最终锁定他为犯罪嫌疑人的过程。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这个男孩小小年纪，作案手段却极其残忍。他虽未成年，却长得很壮，身高一米七几，体重140多斤，乍一看像个大人。据媒体报道，小区里多名女住户称，此前曾遭他尾随和骚扰。有个被掀了裙子的姑娘找过他的家长，可他父亲没有理会，反而把她骂了一顿。

这个男孩强奸未遂后杀人，犯罪动机清晰，恶意明显，理应受到严惩。然而，因为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是14周岁，他还差两个多月才满14周岁，是不用承担刑事责任的。这时候，公安机关就面临两个选择了，一个是责令他的监护人加以管教，另一个是由政府收容教养。办案人员在做了大量的取证工作后，认定他的父母没有管教能力。因此，公安机关最终决定对他收容教养三年。

尽管公安机关称这已是在法律框架内所能做出的最严厉处罚了，但这个案件还是在社会上引发热议，很多人觉得太便宜这个男孩了。

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我国要不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加大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的惩罚力度。因为有些人善于钻法律空子，把立法的仁慈变为作恶的机会。比如，曾有几个孩子聚在一起商议：“我们可以作大案，因为我们不满14岁，法律没有死刑，就是杀了人也不用负刑事责任。”甚至有家长嚣张地对执法的警察咆哮道：“你信不信我让我儿子弄死你！他不到14岁，弄死你也不犯法！”

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很多法官内心也很纠结，按照法律应当从轻发落，可被害人家属会很痛苦。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我认为，如果未成年人做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却因不满刑事责任年龄而逃脱刑罚时，应该由父母为其负部分法律责任。 因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是法律意义上的有责者。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当然，我说的“判父母”，并不是说让父母去坐牢，而是除了民事赔偿外，还要强制接受家长教育。因为孩子的问题首先要从父母来调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却不像学校的老师持有教师资格证。只要把孩子生下来了，天然就是父母了，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 有的父母生而不养，有的养而不教，有的教而不当，这些不称职的行为往往毁了孩子一生。

过去有句话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写给孩子们的。2010年，我在妇联参加一个座谈会时，遇见一位退休的中学老师，她说：“其实是大人们好好学习，孩子们才能天天向上。”她借用这句话表达了另一层意思，我觉得特别好。

中小学开家长会的时候，不妨多讲些家庭养育的知识。我女儿以前上学的时候，每次开家长会，我都会认真听。

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而是全社会的。如果一个孩子得到很好的养育，长大后成为栋梁，就会造福社会。相反，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养育好，长大后成为犯罪人，将是社会的灾难。所以，养育孩子不仅是父母的责任，社会也有义务提供相应的支持。例如，国外有很多像性格教育联盟这样的组织，学校也开设了性格教育课程，还有不少基于父母育儿模式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太少了。

有些父母没有能力照顾好孩子，比如贫病交加、身患残疾、正在服刑等。这种家庭仅靠自身是很难摆脱困境的，需要社会来帮助这些孤弱无助的孩子。有人会说，社会哪有那么多钱来干预？但是，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衡量。

我们来算一笔账：如果一个没有被善待过的少年因犯罪被判刑，社会不仅需要为启动侦查、起诉、判决等行动付费，还需要付出监狱建设费、监管费、矫正教育费、医疗卫生费等。

2000年，我去英国考察有关犯罪预防的举措时，他们曾计算出每年为每名少年犯付出的成本平均超过2500英镑。还有一笔账更难计算，那就是 这个犯罪的污点将使少年犯付出一生的代价，他们很容易成为惯犯或累犯，而他们的持续犯罪会给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把这笔费用预支出去，比如，发现异常家庭的未成年人就及时进行社会救助，使之不流落街头、不辍学；开办特殊学校，对生活状况异常的少年及早进行社会干预，将其收容，进行基本的教育；资助那些从事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的志愿者，让他们去关爱那些亲情缺失的少年……

把这种主动的预防性投资与被动的司法活动权衡一下，我们就会发现，预防犯罪比打击犯罪更有价值。所以，与其盖监狱，不如盖学校。我们要尽量在孩子违法之前把他们看护起来，不要等到他们违法之后再送到监狱去。如果父母不管孩子，社会一定要管。

英国有关部门调查发现，要减少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必须解决逃学问题。因此，英国规定警察发现该上学的孩子在街上游荡时，有权把他们扣下来，送到学校或当地教育部门指定的地点。如果没有家人管他们，就送去寄宿学校。如果有监护人，但管不了他们，就要更换监护人。这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安定的维护。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英国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做法是： 如果10～17岁的孩子已出现违法行为，而父母又不能保证孩子能去正常上学，则法庭可判父母去上“家长学校”。 父母必须参加为期三个月的教育咨询或指导活动，每周至少去一次，学习如何给孩子树立行为规范，以及如何对孩子的青春期做出适当的反应。法庭还可要求父母学习控制孩子行为的方法，最长学习一年。如果父母不遵守这个养育令，将被视为犯罪，并处以罚款。

英国这种处罚父母监护不到位、帮助父母提高育儿技能的做法，这值得我国借鉴。

02

“偷拿是孩子犯罪的最初表现形式”

很多人看到孩子犯错甚至犯罪就很愤怒。经常有记者给我打电话，说哪儿又发生了一起案件，然后问我如何对这些未成年人加强教育。我说：“其实，真正需要教育的是他们身边的大人。”

我曾经在《今日说法》点评过一个案例：有个男孩才十一二岁，就把街坊邻居偷遍了。他什么都偷，自行车、电饭锅、剃须刀等等，只要能拿走的就都拿去卖了，然后买吃的，买烟抽，去网吧玩。

邻居天天来告状，他父亲没办法，最后就拿一根铁链把他拴在床上。但他一点也不在乎，吹着口哨在床上玩。

邻居见他好几天没惹祸了，一看是被拴在家里了。孩子老这么拴着哪行啊？邻居就向街道办报告，街道办就报警了。

警察来了就说：“你这样侵犯了孩子的权利。”

他父亲说：“没办法，我管不了他。我还得出去挣钱，不能老看着他。我要是不看着他，他就出去偷，人家就来告状，我还得给人家赔。我没钱，赔不了那么多。”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他父亲是从外地来广东打工的，需要挣钱养家糊口。警察一听，觉得这件事还挺难办。

这件事惊动了当地的共青团组织，维护青少年权益部的人就来了，然后想了一个办法。他们找了一家心理医院，把孩子送去那里进行心理与行为矫正。

孩子进入医院的第一天，几乎所有病房都被偷了，放在桌上的香蕉、苹果等都不见了。女护士一说他，他就对她又打又骂。

有人提议把他捆起来，但医生说：“家里用暴力都管不了他，我们这里不能用强力手段。如果我们这样做，就重复了他父亲在家里对他所做的行为，那是无效的。”

这位医生非常专业，就仔细观察这个孩子，发现他特别爱吃，凡是好吃的，见什么就偷什么。

在我看来，孩子最早出现的偷拿行为，往往具有与他所偷东西相对应的匮乏现象。比如，爱偷吃的东西，意味着孩子早年被疏于照看，经常挨饿。这种孩子一开始是因为饥饿才偷的，用偷来的东西换吃的，后来就偷开了。 偷拿往往是孩子犯罪的最初表现形式。

这位医生发现这个孩子的特点后，就设计了一个矫正方案。孩子每次表现不好时，比如骂人、打人、偷东西等，医生就在黑板上画一道。第一天，那个黑板就画了四五十道。然后，医生把他领到黑板前，说：“咱们数一数你今天做了多少错事。”

孩子刚开始低着头不听，医生就告诉他，只要他改正行为，每减少5道、10道、20道，就奖励他不同的好吃的东西。然后，医生每天就领着他数数，看今天比昨天少了几道。哪怕只减少3道，医生也会奖给他一小块糖，然后告诉他想吃巧克力的话，还要减少10道。

这个方法奏效了，孩子很有动力去改正不良行为。一个月后，黑板上的竖道就不足20道了。接着，医生还提出其他要求：如果他想要一个东西，要先征得人家的同意；如果他想跟人玩，要先跟人家商量，不能马上就抢玩具……

三个月后，孩子的行为越来越有规矩了。有一天，他跟护士长说：“我想回家。”

护士长听了特别高兴。因为他在这里有好吃好喝的，还想回家，说明他的情感恢复了。

医生又观察了一段时间，觉得他没什么问题了，就叫上共青团组织权益部的人，一起开车送他回家。然而，他们却扑了个空。他的父母已经搬家了，却没有告诉医院，也没有通知公安机关和共青团组织。

他们就向街坊邻居打听，又到派出所查访，好不容易才找到地址。当他们领着这个孩子走到他家门口时，他母亲正好从家里出来，手上抱着一个孩子，身边还跟着一个孩子。他母亲只看了这个孩子一眼，连个招呼都没打，扭头就出去了。

他父亲在屋里，医生跟他说：“你孩子想家了。我们觉得他现在懂事多了，不再骂人了，也不打人了，愿意学习了，就送他回来了。”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他父亲只说了一句：“回来就好。”

他们问：“孩子回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他父亲说：“没什么打算，就让他上学吧。”

节目播到这里时，主持人问我：“李老师，你怎么想？”

我说：“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其实，还需要送医院的是这对父母，否则这个孩子很快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现在很多学校有心理咨询室，老师经常跟我讲他们怎么辅导孩子，我就给他们提一个建议：“你们咨询的对象，重点不是孩子，应该是大人。如果家长不改变，孩子的心理问题就不能解决。”

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学老师在《今日说法》谈未成年人的教育问题时，那位老师就跟主持人讲：“其实，我们做老师的教育孩子不发愁，我们发愁的是如何教育家长。有一些孩子，我们给他们讲了很多道理，结果他们一回家，就全变回原样了。他们的家长完全不讲理，根本不跟我们老师配合。所以，教育孩子容易，教育家长很难。”

工读学校的老师也跟我讲过这种话：“这个孩子在我们这儿教得很好了，可他一回家，过完节回来又变样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孩子的家长有问题。如果家长的问题不调整，孩子的问题也调整不了。要改变孩子，先改变大人。我们在关心孩子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身边的大人，把教育工作做到他们身上去。孩子出问题，第一个工作应该是先教育大人。

03

“残忍是孤弱无助熬出来的”

有一部老电影叫《青松岭》，开头演两个年轻人想学赶车的技术，有一天就偷偷赶着生产大队的马车出去练习，在经过一棵歪脖子老树下时，马突然惊恐狂奔，差点闹出人命。后来，大家发现马每次走到这儿就发狂，觉得有猫腻，就开始调查。原来是一个车把式故意使坏，以前走到这儿就抽马，后来马一见到这棵树就惊恐不安，必须抽三鞭子才能制服。别人不知道这是他驯马的诡计，以为只有他能驾驭这些马，他就能长期把持这驾马车。

原来马不是无缘无故受惊的，而是有原因的，只是这个原因不在眼前，在于过去的经历。人也一样，问题往往不是出在眼前，而是源于过去。人成年后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在他早年的经历中找到影子。

一位美国犯罪心理学家说， 一个人不可能在35岁的某一天突然由一个绝对正常的人转变成完全邪恶的人，暴力人格形成的关键在于童年。 大量案例表明，那种残忍、冷漠、狠毒的犯罪人，童年时大多有过无助、缺乏关爱、生活坎坷的经历。

2003年7月，沈阳警方根据举报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对这名28岁的男青年，警方并不陌生，因为他曾被劳教两次。让警方震惊的是，这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瘦弱男子，竟然在八年间连续作案三十多起，杀害四十多人。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这个冷血杀手的童年很悲惨。他跟警察说：“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感受过家庭的幸福和童年的快乐。我爸是一个赌徒，打我记事起，他一天到晚就是赌，赢了回来就喝大酒，输了就拿我妈和我们哥俩出气，不是打就是让我们跪着，有时一跪就是半宿。因为他不务正业，家里穷得只剩下一铺炕和一口锅了，连吃饱肚子都困难。在我八岁那年，我妈实在受不了了，就和我爸离婚了。六岁的弟弟跟了我妈，我跟了我爸，但我爸根本不管我，把我往爷爷奶奶那里一扔，就又去耍钱了。我爷我奶也不愿管我，动不动还骂我、打我。”

他13岁才上小学，上了一年多就辍学，整天在外面游荡。他从开原市跑到铁岭市，在那里待了半年左右。他没有谋生技能，饿了就乞讨，晚上就睡在火车站里。有一天，他看见有一节车厢拉的是草袋子，就爬了上去，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醒来时已经到了沈阳。后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沈阳度过。

刚到沈阳时，他主要在沈阳站、太原街一带当乞丐。那里乞讨的小孩很多，都是因各种原因从家里跑出来的。他们小的时候要饭，大一点就偷，再大一点就抢。由于他长得小，又是新来的，很多人欺负他，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一次，他被人打得昏死过去，醒来时发现浑身是血。他咬着牙爬回火车站，暗暗发誓非打出一片天地来不可。他跟警察说：“可能后来作案时杀人不眨眼的狠劲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练出来的。”

1991年，他在偷钱包时被警察抓了现行，被劳教两年。出来后，已满18岁的他胆子更大了，觉得偷钱包来钱太慢，不如去抢劫。于是，他就找人合伙作案，把刀藏在身上，到处寻找作案目标。1993年，他们在一个胡同里第一次实施了抢劫，从一个男人的西服里搜出两万元。尝到甜头后，他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他变本加厉，在抢劫的同时还强奸、杀人。1996年，他的同伙被抓，把他供了出来。因警方只知道他冒充警察敲诈的事情，他就只承认这个。蒙混过关后，他被劳教三年。这件事促使他下定“作大案一定要单干”的决心。

1998年12月4日，他被提前半年释放。当天晚上，他就用棍子把一个在河边散步的女青年打倒，实施强奸。没过几天，他又用同样的方式强奸了另一名女子。从劳教所出来的第一年里，他就单独作案二十多起，杀死十几人，强奸七八个人。

在1999年的一次入室抢劫中，他仅抢到200元，却毁了一个三口之家。女主人当场死亡，男主人受重伤后送医院抢救，三年后去世。他们八岁的儿子被刺伤脊椎神经，导致高位截瘫，境遇极其悲惨。当他被捕后，听说这个孩子终身残疾时，心里挺不安。但他不是愧疚，而是后悔，觉得当初还不如把孩子杀死算了。

只有一次，他萌发了一丝善念，但很快又把它掐灭了。那是一对二十多岁的恋人，他把男的先杀害了，女的就跪下来求他。他犹豫了一下，跟她聊了二十多分钟，后来想想不能放她走，就一刀从后心扎进去。“一刀毙命，别让她遭罪”，这就是他认为的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