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山间的雾气很重，他还没来得及读懂，蓦然回首，已望不到父亲的背。
2024年清明节前，我回乡暂住，晚饭后陪父母散步，沿着丰江，途中迎面走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我有些眼熟，但与记忆中的人对不上号，于是沉默在一旁看父母与他寒暄。直到父母提醒我：“叫人啊，不记得你涛叔了？”我才依稀辨认出来，眼前这位已被时间催得颓败潦草的老人，竟然是涛叔。我的父亲比涛叔年长十岁，看起来却抖擞一些。
“这么高了？刚才还以为你是家安，没想到是家乐。”涛叔握住我的手，掌心干燥温热。
他会误认并不奇怪，上次见面是2000年前后，我6岁，不同于哥哥的高大，我特别矮小，亲戚们都断定我成年后身高不会超过150CM。我同样没有认出他来，有关他的记忆只存下一幅画面——在游戏机厅的办公室的茶桌边，他盘着一串佛珠闭目养神，房间的另一边是一名身穿白衬衫，跪着的年轻人，我记得年轻人是游戏机厅的员工，口吐的鲜血已经染红了他的衬衫，而皮带的金属扣子仍不住地拍打着他的脸。挥舞皮带的人是我的幺叔。
“得了得了，再打出事了，交给警察吧。”涛叔劝了句。
被打的员工木然地用手托住从嘴巴滴落的鲜血，眼睛直勾勾盯着地板，对外界的声音失去了反应。
这时站在门口的我被父亲扯到一旁，他将办公室的门关上，拉着我坐到一台“水果机”旁。父亲拿出钥匙，打开投币板，伸手拨动里面的拨片，红色的分数随着滴滴响声增加，做完这些后指着“水果机”对我说：“玩到2000分，奖励你玩三国。”
于是旋转的彩灯代替了我接下来的记忆。
多年以来，被打得浑身是血的员工和安坐在茶桌上的涛叔形成鲜明对比，让涛叔在我心中一直是黑恶的形象，这种印象与日俱增，更随着涛叔的生意越做越大而愈发根深蒂固。涛叔最风光时，拥有一百号“马仔”，出门时有两名保镖贴身紧随，还垄断了数个县城的游戏机赌厅生意，放言要将县城打造成“小澳门”，甚至将别墅建在时任县委书记的别墅旁，建得更高更大更豪华。
成年后的一次闲聊，母亲说我哥福大命大，两岁时被鸡腿骨头噎住，脸都紫了，是我爸冲过去将他倒着拎起，不断抖甩，才幸运地吐出骨头来；五岁时我哥独自坐在皮卡车副驾驶，不知道怎么板起了手刹，皮卡车一路倒退，好在撞上了路障才没有酿成大祸；八岁时，差点被游戏厅的员工绑架……我才了解到当年的事实，涛叔当天只是碰巧做客而已，真正指使幺叔殴打员工的人是我的父亲，理由更是让我匪夷所思，后知后觉自己在死亡边缘走了一遭——员工打算做内应，伙同他的发小，绑架我和哥哥，向我的父亲要钱，本来此事很隐秘，但员工的发小并不想真的干绑架，便找到我的父亲，威胁说不给钱就绑架，事情才败露。
这样看来，我对涛叔的误解同样很深，难怪后来他会对父亲说：“我是个见不得血的人。”
涛叔出生于1963年，与我幺叔同年，属于光着屁股拜把子的交情。在那个年代，长辈不懂也无瑕看管子孙，涛叔和幺叔便如山上疯长的草一样野蛮，算是方圆几里最有名的混世魔王。
“老头子”是涛叔对他父亲一贯的称呼。作为一名父亲，老头子无疑是失职的，缺席了涛叔生命开始后整整十六年的时光，生下涛叔后便送回家乡由爷爷奶奶抚养，以至于涛叔长久以来，铁了心要成为“老头子”的眼中钉，肉中刺；但作为警察，老头子大概是称职的，几乎全天候奋斗在斗争罪恶的第一线。
涛叔幼年时，老头子是一名负责任的便衣警察，全天候蹲守在鱼龙混杂的火车站，再隐蔽高明的扒手无不在他的火眼金睛底下现形。老头子有些拳脚功夫，有一腔血勇，不惧贴身肉搏，嫉恶如仇且油盐不进，因此招了许多恨，负过不少伤。那个年代的扒手都是穷凶极恶之徒，火车站便衣称得上高危职业，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老头子才没有将年幼的涛叔带在身边，等到老头子退居二线任某辖区派出所所长职位时，野惯了的涛叔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回到父亲身边，直到成年后才不得不为了谋生去往父亲的城市。
有一次，我和父母聊起他们认识的官员，无论大官小官，都落得一个贪，母亲更是说：“这年头哪还有清官？”这时我提起老头子，母亲竟一时语塞，半晌后喃喃说：“他倒是不贪。”
老头子为官清廉，在那个年代，有些同僚早已吃遍山珍海味，住着豪宅开着豪车，他却粗茶淡饭，没有轿车，一辈子攒下的财产只有一套容身的老破三居室。他从不干以权谋私的事情，唯有一次破例，为涛叔这个儿子拉下脸皮去请求老战友，为他谋了一份正儿八经的好工作，期望着将涛叔“绑”在白云制药厂，好磨一磨跳脱的性子，就当弥补他对儿子教育的缺失。
然而事与愿违，老头子认为的好工作，涛叔却丝毫不懂得珍惜，班没有好好上过一天，心思全放在了谈恋爱上。在制药厂，涛叔与第一任妻子方茹结识，凭着油滑的腔调和洒脱的性子，没费什么力气确定了恋爱关系。爱情顺利进行，父子关系却一塌糊涂，涛叔和老头子的摩擦越来越多，涛叔认为父亲打心眼里瞧不上自己，将自己看作是遗传的残次品，总是将“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挂在嘴边，并且自小在老爷子身边长大的两个弟弟老实本分，更凸显了涛叔的吊儿郎当。老子看不起儿子，儿子也看不起老子，在那个几乎人人下海经商的时代，处处充斥着一夜暴富的神话，黑的白的，多的是发财的偏门，老头子非要守着他从艰苦年代遗留下来的红色品质，宁愿省吃俭用，也不肯同流合污，在涛叔看来这完全是迂腐的表现。
1982年，涛叔在制药厂工作的第四年，在一次与父亲激烈的争吵过后，涛叔决定带着方茹离开制药厂，逃离这座难言亲切的都市和无法融入的家庭。
因为钟爱武侠小说，涛叔去了距离家乡县城50公里的另一座县城，用铁皮搭起棚房，经营起小书摊。书摊总是聚集着一群学生，当时19岁的涛叔很快和学生们打成一片，共同讨论武侠小说的情节，成为了附近有名的“孩子王”。后来这群学生长大了，好几个远离家乡追随涛叔走南闯北，充当涛叔手下的马仔。
那一年，我的父亲和幺叔恰好也在这座县城做生意，店面和涛叔的小书摊距离不远，两家本就熟识，来往走动也就频繁起来。我的父亲和幺叔经营着一家小卖部，明面上做零散生意，实际上是走私香烟批发窝点，父亲负责分销，幺叔负责运输，开着改装过夹层的小货车，从广西水路拿货，一路开回粤北。到了年底，父亲将钱一箱箱地搬回家，恰巧碰上涛叔，涛叔却不眼红，仍然乐呵呵沉浸在他的武侠世界里。在此之前，幺叔曾邀请涛叔一起干，但被涛叔以风险太大为由拒绝了。
没过多久，幺叔驾驶的小货车遇上了缉私警察设卡，冲卡后，警察对着货车连开十多枪。小货车就这样带着好几个弹孔回到了县城。经历此事，父亲放弃走私，带着幺叔离开县城。
涛叔送我的父亲和幺叔离开时，追着启动的车辆，伸出手往上一扬，高声喊：“爱顺啊（要顺利啊）。”
幺叔从副驾驶弹出身子，挥了挥手，大喊：“顺。”
我的父亲从后视镜看了一眼，跟上脚步的方茹站在涛叔的身边，将他半举高的手压下，牢牢地握在一起。俩人依偎着的身影很快被轮胎卷起的黄沙遮盖。
很快，方茹和涛叔在简陋的环境下结婚，这些年来，方茹不嫌弃涛叔穷困潦倒，始终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他们没有宴请父母高朋，只是炒了几个好菜，喝了半斤“酩头烧（家乡自酿米酒）”，终身大事就定了下来。酒后，涛叔给他的母亲去了个电话，告知结婚的消息，并且让母亲转告父亲，母亲答应下来，匆忙挂断电话，可在此之前涛叔还是依稀辨清了电话那头父亲传来的声音：“……死在外边都好了。”
没有人知道挂断电话后，涛叔是如何度过他的新婚之夜，我只知道，后来涛叔风光时，从不避讳谈起与父亲的关系以及这段往事。他总是带着笑容，仿佛说着别人家的笑话一般毫不在意，酒友们对此倒背如流，因为，但凡两杯酒下肚，涛叔就会重说一遍，紧接着，在揭开旧伤疤过后，他便滔滔不绝地夸耀起自己的“成就”，每说一句就将手中的丰田佳美车钥匙重重敲在饭桌上，似乎这样能给他带来某种自尊和底气。
也许是父亲疏远带来的刺激，或是婚后造成的蜕变，涛叔比从前更机敏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赚取财富的欲望日渐膨胀，道德和法律全然不在他考虑的范畴，这样说并不准确，在80年代，不少年轻人只要有利可图，是不惜以生命作代价的，遑论舍弃道德与践踏法律。
1983年，去广州进货的涛叔，意外发现时兴的游戏机厅，他感叹世上竟然有如此暴利的无本买卖，这些摆成一排的游戏机，就像一尊尊嗷嗷待哺的吞金兽，总有人心甘情愿地将血汗钱献出，然后失魂落魄地离开。巨利背后的成本不过是一千多元的游戏机电路板和忽略不计的电费支出。
回到县城的小书摊，武侠世界对涛叔的吸引日渐褪去，现实的名利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他。
终于，他一咬牙，决定干了！
涛叔又去了广州，他在那间游戏机厅玩两手的同时默默观察着。足足等了一个月，涛叔终于碰上了维修机器的师傅，跟着师傅离开，搭话递烟，请吃一顿饭，供应链就搞定了。隔天，涛叔随着师傅到了工厂，掏出定金订下10台水果机和3台赛马机，承诺一周后取。
可是，涛叔兜里根本没有支付尾款的钱，涛叔明白自己需要一个有钱的合伙人，他想到了在市场卖粮油的朱有富，花名猪油富。猪油富膀大腰粗，头脑算不上灵活，用家乡话说就是有些“木柴头”，哪里抵得住涛叔的巧舌如簧，虽然猪油富没同意合伙开游戏机厅，但还是变卖家产，将现金以借款的形式交到涛叔手上。
拿到钱的涛叔对猪油富说了一句改变他一生的话：“你的名字好，命中注定会富得流油。”
游戏机厅很快开了起来，对于80年代的县城而言，游戏机实在是太过新潮的事物，生意别说像广州那样火爆，甚至连一个客人都没有。涛叔每天眼巴巴守着游戏机厅，水果机上闪烁的彩灯和活泼的音乐填满这间生意惨淡的游戏机厅，像是一种嘲笑。
坚持了半年，涛叔满怀愧疚地来到猪油富面前说：“富哥，生意赔了，欠你的钱我是还不上了，游戏机厅留给你了。”
猪油富闻言怔住了，五大三粗的汉子当场痛哭流涕，涛叔趁他哭得不得自已，急忙偷偷溜了出去，当天便孤身一人乘车去了广州。
到了广州，涛叔去同乡家中暂住，同乡时常掏出一把手枪把玩，有天涛叔开玩笑说：“我俩干脆去打劫得了。”
同乡竟然同意了。涛叔稀里糊涂地跟着同乡出门，俩人来到菜市场附近一处民居，同乡指着房门说：“菜市场的猪肉佬住这里，上次看见他手上拿了一万多现金，肯定有钱。”
“入室抢劫，有点危险啊。”涛叔不太敢。
同乡见状，将手枪塞给涛叔：“狂条令，敢反抗，biang了他。”
有枪壮胆，涛叔跟同乡骗开房门。开门的是个妇女，卧室内传来阵阵鼾声，涛叔和同乡都没想到，即便拿枪顶着腰窝，妇女仍然如此彪悍，她大喊一声，将卧室内酣睡的猪肉佬叫醒，而猪肉佬更是彪悍，视手枪如无物，拐身进厨房掏出一把长尖杀猪刀，气势汹汹就追了出来。
涛叔转头去看，同乡早跑没影了，他也跑，出门看了一眼，往同乡跑的相反方向跑去，跑了一会儿回头看，猪肉佬还穷追不舍。
“别追了大哥，我有枪。”涛叔挥舞手中的手枪，朝身后喊话。
没有听到回应，涛叔回头看，猪肉佬越追越近，涛叔吓得赶紧将手枪一扔，低着头拼了命地跑，不知道跑了多久，跑到大腿都发颤了，终于确认猪肉佬没有追上来，涛叔才敢停下。
涛叔被吓破了胆，不敢再待广州，当天乘车回了家乡。同乡不久后因抢劫被捕入狱，但因为手枪被涛叔扔了，犯案时无枪可持，只判了四年，出狱后同乡进了东莞的工厂做销售，如今是工厂股东，身家也有几千万了。
1985年，22岁的涛叔攒下一笔钱，又向猪油富借了一点（猪油富硬着头皮接下游戏机厅，竟然将生意做了起来，人也被磨炼得格外圆滑），在家乡县城第二次开游戏机厅，同时吸取了上次的失败经验，以及向猪油富取了点生意经，总算是有了起色。
正好当初一起看武侠小说的学生有几人来投奔他，涛叔便让他们天天在游戏机厅当托，要求他们输了不声不响，赢了大喊大叫。果然，当水果机开出24盏灯时，这些年轻小伙嗓门大到震天响，吸引了一圈眼红的看客。
从此，涛叔的游戏机厅越开越多，生意越做越大，小小的一座县城就有不下于十间游戏机厅，同时手下聚拢了越来越多的马仔，这些马仔鱼龙混杂，但涛叔一概全收，只要投奔他的，一律包吃包住包玩耍，每天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也是这时涛叔放出豪言：“澳门没什么了不起，粤北也有自己的小澳门。”
不仅黑道上涛叔的地位水涨船高，白道上方方面面也打点到位，游戏机厅营业以来，街知巷闻是赌场，却从未遇到一次扫荡。
涛叔赚到钱，一方面想要向父亲炫耀，一方面想要修复父子关系，便提出转100万给父母养老，老头子拒绝了，并且让涛叔母亲传话：“叫他一辈子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不然我亲手枪毙了他。”
发了偏门财后，涛叔成为了信徒，经常去寺庙求佛，身上挂满了佛牌佛珠这些物件，他的豪宅别墅三天两头装修，只要哪个大师说哪里不对，马上就整改，最后他家的格局特别奇怪，门槛特别高，说是挡灾，客厅又往下凹，说是聚财。
虽然做非法的生意，手下也养着100多号马仔，但涛叔一辈子从未与他人大动干戈，要说算得上舞刀弄枪的，也就当年被猪肉佬追着跑那回，底下的人也是只顾着吃吃喝喝，从不惹是生非。
2002年，涛叔和游戏机厅一位年轻女员工搅合在一起，有了离婚重娶的想法，但不知道怎么跟方茹开口，只好编造了一个谎言。
去寺庙回来，涛叔对方茹说：“老婆，今天大师给我算了命，你的八字会妨我，不久的将来会害死我。”
方茹闻言很担忧，问涛叔有没有破解的法子，涛叔说：“有是有，但我不会做的。”
在方茹再三逼问下，涛叔才开口：“大师说，要你和我离婚，这样断了缘分，也断了祸根。”
方茹哭了一晚，隔天搬回了广州娘家，没过多久，他告诉涛叔，自己决定和他离婚。
想起这些年来一起走过的风风雨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涛叔心里过意不去，于是他将名下大部分不动产，包括广州的一栋自建房、两套商品房、一间商铺，都给了方茹，自己只留下县城两栋自建房和现金。
离婚尘埃落定，涛叔和方茹的女儿也跟着母亲去了广州生活。没过多久，涛叔迎娶了小娇妻何丽，又过了一年，何丽生下了男孩小智。
2007年，我的奶奶病重卧床，听说消息的涛叔不远千里驾车来到我家，忙前忙后，帮忙照料老人。当时我在初中寄宿，并未与涛叔碰面。
有一天，奶奶将我的父亲召到床前，对我父亲说：“你的八字不够硬，没有大富大贵的命，做生意总是失败，听妈的劝，将生意关了，买房收租过完这辈子吧。”
奶奶的话是对父亲说的，旁听的涛叔倒是将话留在了心里。当时我的父亲做的是正当生意，尚且旦夕祸福，涛叔做的偏门生意，岂不是更加岌岌可危？
前不久涛叔的邻居——县委书记落马，曾经热闹的门庭一夜荒敝，也让涛叔兔死狐悲，加上有传言他的保护伞将要内退，新来的官未必那么好打点，千禧年后，监管越来越严，他的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倒不如干脆金盘洗手，反正钱也赚够了。
涛叔回到县城，将自己的产业低价转手，手下剩余不多的马仔全部遣散，他的马仔们还有些困惑，有人甚至怀疑自己这些年到底是不是在“捞黑”的，打架斗殴的事从来没有，按月发放的薪水也只够糊口，但到底还是鸟兽散了。
曾经的高调也给涛叔带来了一些后遗症，有一天晚上，涛叔在街边吃肠粉，突然走来一群小年轻，当先一人一脚踹在他的胸口上，将他踹翻在地，涛叔身边的人站起来喝问：“社青，知道他是谁吗？”
小年轻说：“就是知道才踹的。”
涛叔倒是不恼，拍了拍屁股起身坐下，接着吃那碟肠粉。
2008年，涛叔将所有钱一股脑扔进了股市，为了解套还不断地借债补窟窿，最后不仅将这些年赚的钱赔得一干二净，还将县城两栋房抵押了出去。
2009年，涛叔一无所有，在电脑前中风瘫痪，送医治疗后回家生活不能自理，何丽独自照顾涛叔和年幼的儿子，日子过得极其艰难。
2009年4月初，涛叔中风后第二个月，久未迎客的家中响起了门铃，涛叔看着大门的方向，何丽去开门，门打开，炽烈的阳光照了进来，方茹拎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出现在阳光下。
方茹一句话也没说，进门放好自己的行李，开始帮忙照顾涛叔，与何丽一起将涛叔抬上床后，她拉着何丽到客厅，从行李中拿出一个红色塑料袋，塑料袋里是满满当当的百元大钞。
“广州的房子我卖了一套，这些钱拿着，你去开个土特产店，以后你看店，我在家照顾老涛。”方茹用几乎命令式的口吻对何丽说。
何丽没有反对，接受了方茹的安排，用心操持起土特产店，家里的经济情况逐渐有了改善。
过了3年，涛叔的身体情况有了大幅改善，已经可以独自坐轮椅，简单下地走两步，除了口齿不太利索以外，生活自理基本上没有问题。
中风后的涛叔性格像个孩子，特别是复健期间，只要做出良好的改变，总是期待地望着方茹，而方茹总会笑一笑，给他充分的鼓励。
又过了一段时间，涛叔在方茹的搀扶下走出了大门，沿着丰江走了一段路，回到家，涛叔高兴地盯着方茹看，口齿不清地说：“快……快好了，能……能走了。”
期待中的鼓励这一次没有如期而至，方茹让涛叔坐在轮椅上，认真地对他说：“你放心，你的儿子不是我生的，但出了什么事，我一定养他一辈子。现在你恢复得差不多了，我也要回广州了。老涛，你对我的好，我都还你了，你欠我的债，下辈子我再向你讨。”
说完，方茹进房间拿起提前收拾好的行李，头也不回地离开，就和来时一样突然。
后来，方茹嫁给了广州本地一个离异的男人，夫妻感情和睦，家庭美满幸福，和涛叔再无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