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GDP保“6”大争论。
这场争论反映了当下复杂的宏观经济局势：
今年前三季度名义GDP增速持续下滑，分别为6.4%，6.2%与6.0%，预计第四季度破6的可能性较大。
不少人预测，2019年GDP增速将降到6%以下。
最近三个月，CPI持续走高，9月为3.0%，10月为3.8%，11月达4.5%，涨幅创下7年多以来新高。
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今年第四季度的实际GDP增速并不高。
图：
1978-2019中国GDP增长率，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余永定等经济学家对经济下滑感到担忧，认为“经济增速已滑至6%，该刹车了”。
陆挺等经济学家则认为，不应过度执着于GDP增速，需尊重经济规律，注重改革与效率。
二者反映了刺激派与改革派的不同主张。
“保六”问题涉及到经济学的根本命题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问题：
第一层问题：
是否应该设立GDP目标？
计划增长，还是尊重市场？
第二层问题：
用什么手段保持经济增长？
政策刺激，还是依靠改革？
第三层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多大的空间？
周期性下行，还是改革性增长？
本文标题及部分观点受经济学家刘世锦演讲“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启发，在此感谢。
本文逻辑：
一、经济目标论 VS 国家无目标
二、刺激性政策 VS 改革性手段
三、周期性下行 VS 改革性增长
（正文1万字，阅读时间约30分钟，请耐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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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目标论 VS 国家无目标
在讨论是否“保6”之前，我们需要关注一个更为本源的问题：
是否应该设立经济增长目标？
经济增长依靠计划还是市场？
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经济理论。
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不支持设立经济增长目标。
他们认为，GDP增长还是衰退，是技术创新、市场交换以及无数企业及企业家、工人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的组织及个人都无法决定。
历年来，中国经济政策一大特点是，我们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制定五年经济发展计划，设立一系列经济增长目标。
这在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特朗普可能会在竞选中向选民承诺经济增长率目标，但是，不大可能向国会递交经济增长计划及目标。
毕竟，美国经济增长不是联邦政府及总统说了算。
哈耶克将这一主张极端化为“国家的无目标性”，即现代政府“普遍的、无目标的抽象行为规则取代了共同的具体目标”。
【1】
哈耶克认为，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统治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
政府不需要设立经济增长率等具体目标，只要建立公平的抽象规则，即“实施这些抽象规则，以此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不受他人的强制或侵犯”。
“国家的无目标性”源自信息分散、不可知论和自发秩序理论。
整个市场的信息是分散的，资源也是分散的，这些信息和资源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自发组合在一起的。
管理国民经济与管理公司不同。
公司需要设立经营目标，负责人可以按照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方式调动资源，激励员工达成目标。
但是，国民经济增长无法按计划行事，只能交给分散而有序的市场。
在哈耶克看来，政府在庞大的经济系统面前也是无知的。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政府都无法掌控所有信息，制定合理的经济目标，也无法掌控和调动所有资源按计划生产。
当年，米塞斯和哈耶克以信息分散和经济核算，批判兰格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主张。
与哈耶克相对的是，凯恩斯强调政府应有明确的经济目标及干预政策，尤其在经济衰退时。
其实，
哈耶克的主张是对的，但是中国的情况不符合哈耶克“国家的无目的性”的条件。哈耶克的理论在自由市场中是成立的，自由市场的信息分散、资源分散，市场通过自发秩序形成，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市场定目标、做计划。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到现在依然是一个“转轨型国家”。
转轨型国家与自由市场最大的区别是，大量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上。
政府对经济信息及资源的掌控力很强，经济增长需要政府释放更多资源。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技术外溢红利及全球化市场等，但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是政策驱动型，而市场驱动型。
或者说，政府政策驱动市场。
在转轨型国家，政府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只有政府打开资源闸门，市场才能够发挥作用。
如果政府不批这块土地，这块土地资源就很难增值，无法盖工厂、建办公大楼；
如果政府不放开价格管制，商品经济很难兴旺，外资及技术难以进入国内市场；
如果政府不破除行政垄断，私人资本则无法进入该领域投资。
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特点叫“文件经济”。
政策一出来，试验区成立，市场被解封，准入门槛降低，企业、社会资本开始进入，然后经济开始增长。
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企业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而是政府掌握着大部分资源，包括土地、资本及经营许可权等。
过去四十年，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也是政府资源对外释放、市场逐渐形成的过程。
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是官僚激励体系。
2008年，为答谢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科斯组织的中国改革问题研讨会，张五常撰写《中国的经济制度》，指出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
【2】
张五常认为，县际竞争机制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增长效率的制度。
张五常利用他的合约理论解释县际竞争机制。
在他看来，县际竞争机制的核心在土地的利用上，尤其是土地使用权（非所有权）的自由转让上。
在改革开放初期，张五常曾借鉴英国及中国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建议中国高层以土地使用权转让来打开土地改革的突破口。
土地资源松绑，市场才可能兴起。
张五常认为，城市土地使用权能够自由转让，市场就可以运行。
使用权的转让关系体现在承包制上，县与上级部门之间是承包制，县与域内企业之间是承包关系，而承包关系中“分成合约”对官员、企业家、外资都有较大的激励作用。
图：转轨国家的资源配置与经济目标，来源：智本社
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实行财政包干制，官员以经济指标为政绩考核，各级政府努力招商引资，批租土地，兴建工业园区及基础设施，想办法提高当地的财政税收和经济效益。
这就是我们说的唯GDP论。
事实上，我们没必要夸大唯GDP论、县际竞争机制及政府的作用，但有一点必须认识的是，县际竞争机制下的GDP政绩考核，很大程度上释放了政府手上掌控的资源和权力。
更多的原本政府控制的土地兴建了产业园区，更多的垄断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更多的外资及技术引入中国。
以GDP考核、财政包干制为主体的官僚激励体系，是释放资源，解除管制，打破垄断，促进市场兴起的重要动力。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经济计划时期到转轨经济时期，再到市场经济时期，资源集中度不断下降，目标考核也在发生变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掌控了大部分资源，政府需要非常全面而详细的经济计划和目标。
在转轨经济时期，经济目标的作用是倒逼改革，释放市场资源。
GDP考核和财政包干制倒逼各级政府相互竞争，将各类资源及权力下放给市场，把舞台重新交给市场，让企业及企业家各显神通。
这个逻辑是：
先激励官员，释放市场资源，然后有可能激励企业家及科学家。
到了转轨经济后期，经济目标逐步转弱，国家治理目标不断强化，主要包括法治体系建设、公共用品提供等。
（这部分内容请参考《
国运（二） | 中国正临近一次历史性跨越
》）
只有到了真正的自由市场时期，国家才能推行哈耶克主张的“国家的无目标性”。
政府只需要维持公正的营商环境，剩下的事情交给市场处理。
事实上，此时资源集中度相对较低，政府掌控力度有限，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既无力又无效。
前些年，中国媒体批判唯GDP论（唯GDP论确实有问题），试图降低GDP考核压力。
若GDP长效考核机制被打破，又无法建立更加科学的官僚激励机制，这无疑不利于继续深化改革、破除资源垄断及保持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樊纲表示，“经济保持稳定的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
”
在当下经济转轨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全国上下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拾基于GDP长效考核的官僚激励体系。
维持相对高压的经济增长目标（未必是6%），是倒逼改革，释放资源，促进持续增长的动力之源。
刺激性政策 VS 改革性手段
经济增长目标一定可以激励政府释放资源、激活市场吗？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即增长方式——这才是“保六之争”的关键。
同样一块土地，有两种典型的做法：
第一种：
批租给地产商搞房地产——刺激性政策；
第二种：
建设工业园区招商引资——改革性手段。
在八九十年代，在GDP考核和财政包干制的压力下，政府大量使用第二种办法，即改革性手段，释放各类资源、权力以及市场的活力：
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将土地的经营权下放给农民个人，由农民来支配农产品的交易和买卖。
推行国有经济及国企改革，打破了大多数行业的行政垄断，社会资本大规模进入，同时淘汰了大批亏损的国有企业。
推行价格双轨制改革，先调后放，促使商品市场启动价格发现程序，93年之后中国基本上形成了由价格决定的商品市场。
各地政府推行各类招商引资政策，释放土地资源，提供税收优惠，搞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一个个产业园，帮助中国建立覆盖广泛的制造业网络。
邓小平1992南巡时说过“谁不改革谁下台”。
改革的压力，倒逼出改革的红利。
但是，如果将土地和资金大量用于房地产开发，而不是实业投资，结果则不同。
1994年，财政包干制的问题凸显，财政体系出现强支弱干的局面。
这一年，朱镕基副总理推行了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取代包干制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事权不匹配：
中央拿走了税收收入大头，配备了大规模基建的财力，地方政府则开始为钱而发愁。
最开始，地方政府依然勒紧裤腰招商引资、发展实业，以扩大地方税源，创造GDP政绩。
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招商引资工作受到打击，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陷入困境。
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地方政府找到了一条卖土地生钱的办法。
这就是土地财政的开端，也是经济刺激的开端。
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为了降低改革的阻力，朱镕基将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划给了地方政府。
当时，实行福利分房制度，城市化水平低，土地不值钱，中央又掌控着货币闸门，不担心土地出让金冲击财政预算体系。
就在一年前的1993年，刚兼任央行央长的朱镕基，就以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的调控办法，刺破了海南房地产泡沫。
即使“98房改”后，朱镕基依然严控货币供应量，抑制房地产投机，地方政府的主要创收方式依然在税收上。
从1994年到2002年，虽然经历了财政改革和房地产改革，但是，中央一直把控着货币闸门，地方政府的GDP考核及激励体系依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但是，2003年《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出台，房地产开启市场化之路。
中国房地产借着城市化大潮开足马力，各地房价开始上涨，地方政府的创收途径逐渐从税收向土地财政过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逐渐从改革性政策向刺激性政策转变。
从2003年到2008年，是中国经济的繁荣期：
这时，90年代中后期改革的红利开始显现。
同时，实用的外交政策及入世机会的把握，帮助中国迎来了宽松的国际环境。
中国借助全球化浪潮，大力引进外资与技术，发展制造业及出口贸易，经济迅速增长。
这一时期，也被称为是全民创富的时代。
不过，经济繁荣把一些关键的问题给掩盖：
经济增长方式从改革性政策愈加倾向于刺激性政策。
图：
1978年-2018年广义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方式，来源：智本社
“98房改”到2002年，广义货币增长率基本控制在15%以下。
2003年土地挂牌拍卖，广义货币增速迅速飙升至19.24%。
到2008年之前，广义货币增长率基本在15%以上，2002年更是达22%。
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土地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收入依赖度逐渐从税收转向土地转让金。
以杭州市为例，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地方税收收入及中央税收返还）1998年仅为20%，2002年为72%，2003年飙升至200%。
从2003年到2008年，杭州土地出让金总收入超过地方财政总收入。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动力彻底发生了改变。
为了应对危机，中国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包括提前发放3G牌照、大规模基建投资、4万亿货币供应等。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中国广义货币增速达28.4%，此后两年这一数据依然保持在17%以上。
图：
1999年-2019年杭州土地财政依赖度，数据来源：杭州统计年鉴、中国土地资源统计年鉴
四万亿之后的宽松政策，推动全国房价逆势上涨，资产规模迅速膨胀，土地财政规模快速扩张。
还以杭州为例，2008年受金融危机冲击，杭州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土地转让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7年的140%左右骤降到59%。
但是，2009年在“四万亿”的推动下，这一数据立即飙升至200%。
此后，土地财政依赖度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依然维持高位。
2011年货币刺激的边际效果开始递减，GDP增长开始下降。
这一年广义货币增速高达17%，但是GDP增速却破10，为9.55%。
第二年，GDP增速立即下跌至7.8%。
到了2015年，经济刺激副作用凸显，需求侧的投资拉动，引发了高库存、高杠杆风险。
这一年GDP增速破7，为6.9%。
这时，经济增长就像挂着空挡踩油门，油门踩到底，车速依然在下降。
为了降低经济风险，中国推行了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
但是，从2009年4万亿救市计划开始，官僚激励体系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过去的唯GDP考核转向弱GDP化及行政性目标；
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从过去的税收收入为主体转向土地财政。
这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过去GDP政绩倒逼的长效机制改革，转向短期的、不稳定的刺激性政策。
从2003年到2008年，这轮房价普涨，还属于市场化的结果。
但是，2009年之后房价逆势上扬，则属于货币化的结果。
换言之，后一轮房地产资产膨胀更多体现的是货币现象。
2016年供给侧改革开始，货币供应量快速下降，政府强力管制资管，市场流动性出现紧缩。
但是，就是这种大背景下，全国房价在深圳高位翻腾后迎来一次较大幅度的上涨，从一二线城市波及到四五线城市。
还以杭州为例，2015年杭州的土地财政依赖度下滑到50%附近，但是2016年立即超过120%，此后几年持续维持在140%左右。
这是为什么？
这时，全国正在以棚改货币化的方式给房地产去库存。
具体操作方法是，通过政策性银行（不是商业银行）给地方政府发了一笔钱，把旧房子拆了刺激购买新房，这样房地产的库存转移出去了，降低了大型房地产企业及地方政府的杠杆风险；
同时，还扩大了土地财政收入，刺激了地方经济增长。
这其实是用凯恩斯式的干预主义以及刺激性手段搞供给侧改革。
这种惯性及势能破坏了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很多人怀着美好的愿望，希望稳增长与促改革协同，短期需求调节与长期供给侧改革兼顾。
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都是倒逼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只要短期刺激的机会存在，出于人性本能，改革一旦遇到阻力、困难与压力，很可能就退而求其次。
这导致经济增长在短期需求调节与长期制度性改革之间徘徊，错失机会窗口，消耗经济动力。
更坏的选择还是，利用短期刺激的办法搞改革，把止痛药当治疗性药物长期服用。
实际上，供给侧改革本质上与凯恩斯式政策是截然相反的，前者基于供给侧，主张制度手段及长效性；
后者基于需求侧，主张政策手段及相机选择。
凯恩斯式的经济政策搞需求拉动导致产能过剩、市场扭曲，这时就需要供给侧改革来恢复自由市场。
但是，长期依赖于凯恩斯式的经济政策，容易导致两种恶果：
一是颠倒经济增长的因果，将手段与目的搞反。
比如说，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就连凯恩斯也在《通论》中反复强调：
“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
”但是在凯恩斯式的政策中，消费刺激，需求拉动，就导致消费是手段，经济增长是目的。
不知道是凯恩斯装糊涂，还是后继者装糊涂。
（详见《
刺激消费，有用吗？
》）
二是凯恩斯式的经济政策容易导致宏观调控扩大化，政策的随意性、随机性，替代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执行性，以至于习惯用行政干预的手段搞改革，而不是制度建设。
如果资源要素长期被随意性的经济政策所支配，市场价格因随意性的经济政策而扭曲，企业家就会在跨期协调中因失误率增加进而趋于保守，企业家信心下降，经济失去活力。
比如，经济发展好时，环保标准提高，企业压力增大，当经济增长乏力时，环保标准下降，企业家就不敢再投资了，因为担心哪天环保标准又提高。
这体现了短期需求调节与长期供给侧改革之间的冲突。
若用凯恩斯式的手段干预供给端，这本质上与需求端的调节没有区别，改革很难贯彻到底。
所以，供给侧改革与需求调节最重要一个区别是，通过立法来保障市场自由竞争。
这轮改革的关键是从供给端破除制度性障碍，建设制度来保障资源要素的自由流通。
总结起来，过去十年，货币宽松以及GDP政绩长效考核的松懈，彻底改变了八九十年代建立的官僚激励体系。
县际竞争的具体手段从长效政策性改革，释放市场活力，转变为短期刺激性政策，实施逆周期调节以及创造土地财政收入。
货币闸门的宽松以及考核目标的模糊化或综合化，导致了经济增长手段的转变，进一步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
这才是近些年中国经济增速逐渐下滑的重要原因。
如今，经济增长方式亟需重回制度性改革的轨道。
周期性下行 VS 改革性增长
若重拾改革之法，经济还能持续高增长吗？
这就涉及到中国经济周期性与增长潜力的问题。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战后技术红利及信息技术革命红利逐渐衰退，人类逐步进入近代第四次基础性技术创新的低谷期，全球经济沿着技术扩散的路径陆续进入衰退期。
日本、德国在1990年左右经济下行，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逐步衰退，欧美世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整体进入低增长期，金砖国家的颜色日渐暗淡。
201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了0.1个百分点至3.4%。
其中，对美国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了0.2个百分点至2.1%；
对中国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了0.2个百分点至5.8%。
综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为5.7%-5.9%。
在“保六”争论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在演讲中预测：
“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在6%以下，在5%到6%之间。
我们经历的增长阶段的转换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是在6%以下。
”【3】
近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
“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
以上预测基本上都基于经济的“周期性”。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历了城市化、房地产、基建投资、外贸出口等几个重大历史需求峰值。
峰值过后，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全球技术扩散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环境红利、法律红利等逐步衰退，经济进入周期性下行。
以全球技术扩散红利为例。
历史上，每一次基础性技术革命后，都会引发波纹式的全球技术扩散及全球产业大转移。
在东亚，技术扩散引发的产业转移呈现“雁行产业发展形态”：
二战后，美国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及技术转移到日本，日本再向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亚洲四小龙”转移，接着又进一步扩散到“亚洲四小虎”。
千禧年后，中国成为这一次产业大转移及技术扩散的最大获益者。
过去几十年，中国借助全球化大潮广泛地吸收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技术。
欧美的纺织、钢铁、机电、家电、汽车、电子、计算机等通用性技术、流水线，以及金融、银行、股票、治疗、企业、基础科学等一系列知识及制度，通过产业梯度转移的方式引入中国。
全球技术扩散红利是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东亚经济增长的脚步沿着全球技术扩散的路径行走。
反过来，东亚经济周期性衰退也呈现“雁行结构”：
“领头雁”日本的经济巅峰在1951-1973年间，随后经济增速随着技术红利衰退而下滑，在1990年经济泡沫后进入低增长。
紧随其后的是亚洲“四小龙”。
韩国的经济巅峰在1961年到1996年间，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下滑，进入千禧年后逐步进入低增长。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将日本的经济拐点定为1968年、韩国为1991年、中国台湾为1987年，并将中国2010年的实际经济增速与之对标。
随着技术扩散红利消失，中国未来经济如何走向？
高善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在2010年前20年及后8年的实际GDP走势，与日韩台平均（对标时间）比较接近。
这一轮技术扩散红利大概在2010年开始衰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拐点。
高善文预测，未来10年，中国实际GDP平均增速在4.8%左右。
【4】（详见《
中国及世界经济未来如何演进？
》）
又如人口红利，从2012年开始，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年至少减少二百万人，最近几年减少的数据是四五百万人，而就业人口总量从2018年开始下降。
再如环境红利、法律红利、全球化浪潮红利等日渐衰减，资源环境承载接近临界点，国际宽松环境消失。
这就是周期性衰退：
全球技术创新及扩散周期、全球经济增长周期、国内经济增长周期、全球化发展周期、人口及城市化周期、房地产及基建投资周期等共同进入下行通道。
这就是经济规律。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多少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