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20年11月26日凌晨，足坛巨星马拉多纳在家去世；2020年9月，北京地铁13号线霍营站一中年男子猝死，45岁；2019年，明星高以翔在录制综艺时突发猝死，35岁；2016年，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在北京地铁6号线站台上突然猝死。34岁；2014年，珠海国际半程马拉松的终点线前，一名跑友心脏骤停，抢救无效死亡，年仅30岁。
他们都因心脏骤停离开人世。
最近，东老师认识了一位前急救医生，他说，自己当急救医生的时候，
对于心脏骤停患者，十年里只救活了一个人。
对，你没看错，就是只！有！一！个！人！
但当时如果他们身边有一台AED（自动体外除颤仪），结局也许会不一样。
为什么心脏骤停死亡率如此之高？这位前急救医生说：
因为救护车赶到现场，要十几二十分钟；
期间，绝大部分的患者家属都表现为紧张、焦躁、哭泣，以及不停打电话催救护车，却无法施以援手。
这位医生叫张元春，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今年45岁，2000年-2010年，曾先后任职于北京急救中心和朝阳区急救中心。
张元春告诉东老师，
心脏骤停的人，生存率以分钟为单位递减
：每延迟1分钟，生存率递减7%-10%，十几分钟后，生存率接近零；
因此，前4分钟被称为黄金4分钟；
错过时间，人是救！不！活！的！
北京治疗心脏病最好的医院是安贞医院和阜外医院，
但再牛的专家也无法让尸体起死回生！
再来看看生存率“分钟递减图”：
（据公开数据制图）
有时候，急救医生达到现场，已经得出专业判定：人救不活了；但仍会实施现场抢救，目的是，照顾情绪处于崩溃点的家属，让他们心理好受点。
时至今日，急救反应时间长这一现状在北京并无多大改善。11月26日，北京市政府在一份报告中披露：
目前本市急救服务平均反应时间为18分钟左右
，而规划目标为12分钟。
在这方面，上海、杭州等多个城市均已达到12分钟水平。
如何能帮到那些心跳骤停的患者呢？家属们除了无助、哭泣和催急救车，能做点什么吗？
能。
一项研究显示，发生心跳骤停的人们，如果在心肺复苏的同时接受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除颤，有38% 活了下来。1%和38%之间，是成千上万条被救回来的生命，以及无数个避免悲剧的家庭。
与之呼应的，是中国的心血管病患者的庞大数量。
我国心血管病现患人数3.30亿，每年发生心脏性猝死54.4万例，
相当于每分钟约有1人发生心脏性猝死
——这是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估测的数据。
（图片来源：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官网）
可对比的数据是，中国消防系统2019年全年共接报火灾23.3万起，死亡1335
人；
心脏性猝死人数是火灾死亡人数的407倍。
有人把AED比作“救人的灭火器”，称在救人方面，安装AED的性价比远高于消防设施。
还有一个理由：心脏猝死多数发生在青壮年男子群体，正是上有老、下有小、担当家庭顶梁柱或者单位骨干力量的年纪。
仔细看近年来引发媒体关注的一些猝死案例，其中不少都发生在北京地铁站，地铁是猝死发生的高风险公共场所，因人流巨大，上下班高峰期拥挤，空气相对不流通，容易导致身体、情绪紧张。
北京地铁近年来建设发展迅猛，城市地下有一张巨大的“三环四横八纵十二放射”网络。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拥有405座车站的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的日均客运量达1035万人次，排名世界第一，可参考的数据是，当年北京常住人口数量为2150万。
人类对除颤仪的研究始于1939年，上世纪50年代，世界上第一台除颤仪在美国研制成功。AED则问世于1979年，由德国美茵次大学医学院的狄克教授设计。
AED被引入中国，张元春的前辈、现年81岁的急救医学专家李宗浩功不可没，他也是北京急救中心的主持筹建者之一。
（李宗浩（左）在接受采访，图自新华网）
1997年，李宗浩在德国参加医学大会，与狄克教授探讨在中国启动AED。第二年，由他牵头，在北京急救中心举办了一个以心肺复苏和AED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首次提出在中国先由急救中心、急救站使用AED。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大力推动了北京在许多领域接轨国际先进理念和做法，AED的推广便是其中之一。2006年，首都机场在T2航站楼安装了11台AED，开创了内地公共场所安装AED的先河。
北京奥运会时，张元春已调入朝阳区急救中心，参与了奥运赛事医疗服务和培训工作，赛后，朝阳区急救中心接到了很多外企的培训工作——当时，欧美、日本等国的AED普及力度空前，许多在京外企都配备了AED，并要求员工接受心肺复苏和AED使用等相关培训。
大背景方面，国际上有几个著名的推动AED普及的事件：
2000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演讲，开启全美公共场所安装AED；
2003年，足球运动员维维安·福在法国联合会杯半决赛现场心脏病发，不治身亡，明星效应放大了事件热度；
2004年，日本亲王高圆宫宪仁在加拿大驻日使馆进行体育运动时，突发心室颤动离世，其遗孀高圆宫妃久子力推AED在日普及。
由于看好此类培训市场，2010年，一家名为中援思德科技发展的公司在北京成立，致力于中国境内的紧急灾害救援培训，在当时的市场上，这是个新事物。张元春跳槽到该企业担任急救培训导师，主讲心肺复苏和AED。
2014年初，因经营状况不佳，那家公司倒闭了。
张元春形容，AED在中国的推广普及，像一个难看的波形，由于奥运会的召开，一下子冲到波峰，在山峰坚挺了两三年，然后，“啪”的一下，直接摔下来了。
（张元春在某单位讲解心肺复苏和AED。高雪梅拍摄）
触底之后必有反弹。
2014年，深圳发生了梁娅事件——2月，某外企女高管梁娅猝死在深圳地铁水湾站；6月，其父母将深圳地铁集团等告上法庭，索赔百万元；11月，法院宣判地铁集团赔偿31万余元。
这件事对深圳当地人、当地政府震动颇大，圈内人视其为国内普及AED触底反弹的标志性事件。
此后，那条摔下来的曲线开启了缓慢却坚定的爬升之旅。上海与深圳分别于2015年和2017年启动AED在公共场所的普及，2020年11月，杭州以立法形式规范公共场所AED配置和使用，甚至将AED配进了公共厕所。近期，有不少关于三四线城市安装AED的新闻出现。
（图自浙江台新闻视频截图）
犹值一提的是中国版“好人法”的颁布，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令许多担心现场施救不成功、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的人有了底气。
2020年，霍营地铁男子猝死事件后两个月内，北京连发两个重磅“官宣”：
10月27日，北京地铁系统宣布全面开展配置AED工作，2022年底前实现地铁车站全覆盖。
11月26日，北京市卫健委宣布，到2022年底前，本市将实现重点公共场所AED设施全覆盖，一线工作人员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率达到80%。
作为首都，北京的“官宣”极具风向标意义。张元春称，那条曲线的斜率已越来越大，以前是缓坡，现在是陡坡。
但有了设备，培训得跟上，让更多的普通市民掌握AED的使用知识，从而确保在紧急关头会用、敢用，不然花大价钱购买的AED将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钱浪费了不说，那些心跳骤停的患者仍然不能被救活，才是最大的遗憾。
此外，2022年冬奥会迫在眉睫，安装AED、培训急救人员都需要时间，急救的体系和队伍还需要磨炼，需要迅速行动起来。
AED的使用，普通人学起来难么？
不难。AED是为普通人设计开发的体外除颤仪，一般人只需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学会使用，且不会因使用不当对患者造成伤害，安全性有保障，因此又名“傻瓜机”。张元春的儿子9年前就学会了如何使用AED，当时他只有6岁。
AED在国内的零售价2万-3万元，为啥这么贵？
其实，相比12年前，这个价格已经是“打了对折”。早期AED都属于进口产品，一台售价五六万元；2013年前后，市场上开始出现国产AED，价格得以大幅回落。
目前价格仍居高不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普及，没人买，价格就降不下来，因为厂家前期研发等各项成本摊不下来。据了解，国内重要AED品牌商久心医疗，从开始研发到拿到国家合法手续，用了12年时间，那些投入都等着卖产品收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