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历过失败、非议，还要坚持？”79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日前被媒体问道。
“没去考虑这些事情，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去争取。1.0往往不太好用，那没人做就不去做了吗？也得做。1.0是一个过程，没有1.0哪有2.0？”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下海的科学家，倪光南大半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中国IT核心技术，尤其是芯片和操作系统上。全球化的市场浪潮里，他曾被定义为失败的一方，但如今再看陈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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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30日上午，联想集团六层会议室，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坐在第一排的两边。
联想中层以上干部200多人都要参加会议，虽然他们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但仍静待事情的发生，不敢妄议。
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在随后的发言中声泪俱下，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则镇定自若，他说：“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大目标（科教兴国），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
会议结束后，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地离开现场。十年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背道而驰。
当年，中关村有“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知名企业”的经典故事：柳传志找到倪光南，开发联想式汉卡，成就了联想；张玉峰找到王选，开发方正激光照排系统，成就了方正；万润南找到了王辑志，开发四通打字机，成就了四通。
在中科院计算所，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相比，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他参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并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
《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中记述，柳传志1970年进计算所，老听人说倪光南聪明，记性特别好，于是假装对一个非常长的方程式不会，向倪光南请教，后者提笔就写了出来。倪光南1961年大学毕业，10年不用的方程式居然还能记得如此精确，这让柳传志钦佩不已。
在70年代“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时，两人在一班一个宿舍，倪光南发烧39度，照样坚持打场，不肯下来。这也给柳传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觉得倪光南和他一样，都是可以吃大苦的人。但最后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恰恰就是各自的坚持。
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了新技术发展公司，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这一年年末，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刚创办不久的公司被人骗了14万，而所里给的开办费一共才20万。冥思苦想后，三人模仿诸葛亮、周瑜、鲁肃，将各自的方案写在纸条上。三张纸条同时打开：“倪光南”“倪光南”，还是“倪光南”。
倪光南心中也有一个科技产业兴国梦。1939年出生的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从小逃难的经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它让我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受人家的欺负。”
1983年，倪光南毅然放弃了高薪留任加拿大工作的机会回国。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
因此，当柳传志伸出橄榄枝后，倪光南没犹豫就接受了。他相信，柳传志能推广好他的科技成果。
因为有一件事让他难忘：下放劳动时，一天晚上，柳传志讲《基度山恩仇记》电影，倪光南看过这部小说，但柳传志讲得绘声绘色，他依然听得津津有味。从此，他对柳传志的文学功底和表达能力佩服不已。
倪光南接受邀请时提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研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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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将联想式汉卡技术带入公司，它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利润，并带动了包括微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
倪光南亲自站柜台推销汉卡，了解用户需求。他还坐在负责接热线电话的工程师旁边，随时准备回答用户的提问。
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之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在香港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
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分别于1988年和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这十年，也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截止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47.6亿元。
不过当时汉卡已经江河日下，国外电脑品牌大举入侵中国市场，联想需要突破瓶颈，必须要寻找新的出路。
此时，一个不害怕失败的科学家和一个需要谨慎行事的企业家发生了分歧。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从圆底到达圆顶，但却选择相反的路径进击。
力主自主核心技术、想要抢占科技高点的倪光南要对标Intel，从设计入手做芯片。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资建立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的意向，中科院和电子工业部甚至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
但在最后一刻，此前一直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他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非联想的实力可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再做技术开发。
科学家比拼的是长板，优劣之分只在于能否取得成功，不在乎失败的次数；企业家还要顾及短板，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千古恨。
也许二者结合才是从圆底到达圆顶的直径，但是两个都极度自信的人都不能说服对方，坚强固执又让他们更加水火不容，每次工作会议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倪光南还向中科院控告柳传志作风霸道、有严重的经济问题。
1995年6月30日，中科院派出的工作组调查表示，没有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联想ASIC芯片和程控交换机等项目陆续中止。1996年的一次会上，柳传志第一次把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变成了“贸工技”。
媒体把“柳倪之争”称为“市场派”与“技术派”的一次决斗。在那个时代，不仅柳传志，联想其他董事和高层都站在了他这边；不仅联想，彼时绝大多数企业家都选择了同样的方式去应对国际竞争；不仅企业家，是中科院这个政府单位选择了“联想路线”。
中科院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所以，不仅倪光南，王辑志也被扫地出门，王选遭遇过“逼宫”。
脱离了时代，用后世之明去要求前人是不公平的，中国的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在新时代背景下，尤其是“中兴事件”之后，新人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半导体产业又会如何？
即使被解聘，倪光南依然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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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倪光南看成是唐吉诃德，那他要搏斗的风车不止联想一个。
倪光南刚被联想解聘，一个叫李德磊的人找上门来。后者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要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倪光南后来回忆。
BBT是李德磊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他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因此BBT承接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国内研发芯片领域一片空白之时，BBT却磨练了一支做CPU的技术队伍，中科院计算所博士刘强是主管研发的副总裁。
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睛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为李德磊找钱、找政府、找资源、找人，本人则未要一分一文一股。
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尽管在技术上还不成熟，但作为第一款可以商品化的32位芯片，“方舟1号”一出生就备受瞩目。
2001年7月，经过高级别的专家技术鉴定会，并由四部委联合召开了盛大的发布会，“方舟1号”被推上了技术神坛。此后，国家开始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
为了配合内嵌方舟芯片的NC（互联网计算机）推广，北京市政府直接订购了几万台。他们还专门把各个行业领头人召集起来，“逼着”他们支持推广NC。
国家层面，2002年10月实施的“缩小数字鸿沟——西部行动”，动员国务院众多部门、西部地方政府和科研单位，重点推广应用国产NC和内嵌的Linux软件产品。
形势一片大好，但一个细节已经暴露出它的危机。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后，在“方舟一号”通过认证后不久就无奈退出。
原因竟是李德磊把“宝”都压在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上的客户供货。而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个人信誉拉来的，他不得已离开了方舟。
但在政府部门，方舟芯片同样遭遇了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他们根本不支持Linux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另一方面，政府内推广也是困难重重。虽有大领导支持，但下边的人却想一步到位，“难得采购一次，还不赶紧买好的！”
2003年年底，NC开始从政府采购中淡出，方舟芯片销售也大幅下滑。作为一个想着赚钱的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就要退出。他开始宣扬芯片无市场论，同时放弃“方舟3号”的研发。
伤心的刘强离职后，创建了北京君正集成电路公司。在《IT时代周刊》的调查中，许多方舟老员工称，倪光南和刘强都不过是李德磊用完即扔的棋子。
“方舟3号”的夭折受到各方关注。李德磊表示“没钱研发是关键”，但方舟大厦却拔地而起，至今仍竖立在中关村软件园。
倪光南为自己看错人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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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联想和方舟的挫折后，倪光南没有再加入一家公司，但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
在他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核心技术上被对方钳制，更大的潜在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
这些年，国内外血的教训不少。
2010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遭到美国“震网”病毒攻击，1/5的离心机报废。只要目标计算机使用微软系统，“震网”无须通过互联网即可传播。
2013年6月，斯诺登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要求谷歌、雅虎、微软、苹果等互联网公司的服务器直接接入NSA信息存储系统，监听、监控、监视全球，中国是重点对象。
今年年初，Intel、AMD和ARM架构被发现近20年发售的芯片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它们几乎波及全球所有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
但刀不砍在身上，就不会感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倪光南说。
美国放宽了对中兴的制裁，也许一部人会抱有侥幸心理。但实际上，你家的钥匙还在人家手里。
虽然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这些核心技术也过得很好，但中国是要崛起的大国，加上特殊国情，中美必然要在方方面面进行多番较量。
“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有多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
美帝良心本无娘，此事说起话自长，那又从何说起呢？还是从2011年11月老爷子又宣布退休的那次吧：
那天老爷子在北京香格里拉讲台上忆苦思甜，回忆2008年金融危机时联想集团站在悬崖边，第四季度差不多亏了一个小目标，还是美刀。
他很快复出担任董事长。接手烂摊子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公司管理权从老外CEO手里拿过来，全权交给自己的学生杨元庆。
两年后，联想集团在PC领域超过宏碁和戴尔，位列全球PC的老二。老爷子春风得意，67岁的他宣布再次退休，将联想集团交还比他小20岁的杨元庆。
现在回头看过来，这几乎是教父职业生涯里最后的高光时刻。
旧世界是在那时候坍塌的，iPhone如日中天，地上都是它的影子，3G技术的普及也彻底改变了潮水的趋势。
教父老了，他不用iPhone，对于做好一个产品，特别不自信，或者说根本没有什么兴趣。人们喜欢乔布斯，老说外国研发投入多少钱，联想投入多少，所以联想跟不上。
我特别不爱听这些话。这些钱都是中国老百姓的，说实在的，不容易。
教父想的还是什么挣钱做什么，什么容易做什么。
前几天，海外市场调研机构Gartner数据显示，华为在今年第一季度以5800万台的出货量，超过了苹果手机4460万台，成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厂商。
华为身后的小米、一加、传音都在国际上卖得很好。张开双臂却只能抱住风的联想，在大家印象里还是一家攒组装电脑吃饭的科技公司。
柳传志和任正非一样，都出生于1944年。两人创立的联想和华为最近都陷入了巨大的风波。
1944年，郭沫若写下了《甲申三百年祭》，他说：
中国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前几天，任正非接受彭博社的采访，谁也没想到，野路子工程兵出身的任正非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两三年以后你再来采访我们，看我们还存在不存在，要是不存在了，记着带一朵鲜花放在我们的墓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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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联想集团发布了去年的业绩。2018年联想收入达到历史新高，营收超过腾讯，直逼阿里。这才是中国三巨头。
董事长兼CEO杨元庆非常高兴，他说：
这当然是一个好时刻。虽然净利润率只有1%。
只是在这种令人振奋的场合，中国媒体还是没忘记把关于“中国还是美国”的问题抛给这位老爷子的好学生。
自从去年杨元庆告诉外媒“联想是一家全球公司，我们不是一家中国公司”之后，大家就总喜欢在公开场合问他类似的问题。
去年11月，广州财富全球科技论坛上，《财富》杂志主编、美国人穆瑞澜向杨元庆发出了灵魂拷问：
你们到底是中国公司还是美国公司？过去十几年你们一直跳来跳去的。
然后杨总就用了七秒钟搞了一段b-box：
啊，这个……额，对，我……我们……我们，这个这个……额……
今年的业绩发布会上，他再次以“植根于中国的全球化公司”视角和记者们谈笑风生：
我们在全球一直是被信任的玩家；我们没有被针对的理由；我们不打算做操作系统和芯片，会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这说得是被针对的那家不被全球信任的“友商”，没有扮演好自己角色的意思吗？很多网友在视频的弹幕里表现得非常不理性：我不是来看他说什么的，我是来呸的。
同一天，联想集团的CFO黄伟明在接受CNBC采访时，迈开了比杨元庆还大的步子：
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生产线，所以我们绝对有能力把一部分生产线从中国搬走，转移到不受关税影响的国家。
卖电脑的时候说自己是民族品牌，面对投资者就强调自己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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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联想和他们的“友商”一样，还是一家有核心技术的科技公司。
1994年联想上市，吃到了技术领先的甜头，总工程师倪光南想继续走技术路线，然而总裁柳传志不干了——那一年，著名的“柳倪之争”爆发了。
这被认为是代表了中国企业“贸工技”和“技工贸”的两条道路之争。最终以联想永久废除“总工程师”一职告终。
50岁的柳传志全面掌控联想，他下马了倪光南自主研发的项目。
造不如买，“贸工技”路线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
那几年，机械工业部被撤销，仪器仪表工业局被解散；运十大飞机解散研发团队。同样在50岁那年，任正非宣布成立“中央研究部”。
创业之前，任正非只是国企南油集团的一名中层干部。刚创业时也是什么业务赚钱做什么，他甚至研究过减肥药、墓碑等生意。
通过贸易代理积攒下第一桶金后，任正非再开发一点边边角角，并在50岁那年决心孤注一掷，把赚来的利润全部投入到技术的研发中。
多年后，柳传志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讲道：“我和任正非性格不同”。在技术攻坚中“他敢往上走”，而自己不行。
不是不行，而是做贸易挣快钱挣习惯的人，都容易把长跑当短跑了。
1999年，“民族企业”联想在政府采购领域拿到了2亿元的订单，第一次尝到了甜头。
从那时起，联想迅速组建了招标处，开始对政府采购进行精细化耕作，此后的十几年里，联想在政府采购领域里一骑绝尘。
2001年，联想融科智地成立，正式迈进房地产领域——“贸工技”的道路，最终通向了什么挣钱做什么的不归路。
同一年，任正非发表讲话华为的冬天，思考华为的方向，并加大科技投入。
杨元庆给联想的所有副总裁转发了这篇文章，但两家公司已经自此彻底分道扬镳。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联想非常幸运经历了PC革命、互联网革命、移动互联网革命。最闪亮的业绩，就是每年卖给政府部门的电脑越来越多。
2018年，联想拿到了15万台电脑的政府采购订单，比上一年几乎翻了一番，在政府采购的市场份额上升到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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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山雨欲来时，路透社做了一项民调，他们问了美国人两个问题：
美国制造重不重要，你愿意为美国民族品牌多花多少钱？
七成美国人认为美国制造无比重要。但是，接近四成的人却不愿意为民族品牌多花一分钱，还有四成多的人把胸脯子拍得山响：
以前，波士顿咨询也问了中国人类似的问题，超过六成的中国人告诉他们：
这两项调查的结果在一家跨国公司身上得到了验证。
在路透社做民调的那一年，联想集团在中国区净利润5.68亿美元，在美洲区的净利润只有7000多万美元。虽然联想在两地的销售收入相差不到30亿美元：
社交媒体流行对比联想电脑在中美两国的售价。同一个型号的产品，你能找到中国比美国贵20%的，我就能找到贵两倍多的。
2015年6月29日，联想控股在香港上市。这是柳传志第二次带队IPO，他说香港的投资者比较理性，这是联想控股选择香港的原因。
然后，激动的老爷子目睹了联想控股跌破了发行价。
媒体们其实也不在意联想控股的股价，毕竟联想集团的光荣历史就在那儿摆着。他们又问了老爷子关于在联想控股退休的问题，他回答说：
之后的一个月里，香港人向老爷子充分展示了在下坡路上他们能跑多块。虽然联想控股和承销商们戮力同心，拿出20多亿港币护盘，还是没能阻挡住联想控股市值崩盘。
公司是不是在走上坡我不敢说，四年来联想控股的股价已经损失六成了。
2018年的青年节，恒生指数正式将联想集团从恒生指数成分股中剔除。
很快，联想5G标准投票事件被曝光。教父振臂一呼，上百位企业家一起站台，保卫联想。
同样都74岁，同样都亲自上阵。同样是保卫公司，但舆论却迥异。
5G投票的真相，我至今没弄清楚。但这只是个导火索罢了。能把产品和服务做到90分的企业，哪会有一边倒的非议。
前几天，任正非接受外媒采访，办公桌上放着一本《美国陷阱》，作者是法国阿尔斯通前高管，讲述他们如何与美国司法部斗争。
现在，从国家到企业终于都下决心要突破了。
5月9日，年近耄耋的倪光南出席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并发表了《国之重器：自主知识产权才是核心竞争力》的主题演讲，国产软硬件已从“不可用”发展到“可用”，正在向“好用”推进。
在《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中，倪光南当年的助手梁宁写道：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唐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
不过对于金钱和名利，倪光南从没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
当初联想的许多研发人员去了华为；方舟没了，但君正将国产CPU技术延续了下去。
“没做成事之前，可能都会被当成唐吉诃德。”倪光南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是一定可以的。”
此文综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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