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错误信息的传播并不鲜见，它对人类健康、环境福祉以及创造可持续和公平的未来构成威胁久矣。然而，随着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制定应对科学错误信息的策略已变得迫在眉睫。Cell编辑Nicole Neuman与Walter Quatrociocchi和Dietram Scheufele进行了访谈，深入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以及对抗科学错误信息传播的方式哪些有效或无效。以下内容为本次对话的摘录，完整对话可与文章一起在线阅读。
以下中文内容翻译自原文，请以英文原文为准。
Nicole Neuman（以下简称NN）：
当我们提起“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时，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和“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之间有没有显著区别？
Walter Quattrociocchi（以下简称WQ）：
当我们谈论错误信息或虚假信息时，我们只是概述了它们的意图。它可能是一种错误，也可能只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一种策略。然而，这两者都是信息循环的商业模式变化的副作用。直到两年前，信息都是由专家和记者挑选出来的，由他们设置科学传播过程中的讨论议程。现在仍有专家在“过滤”信息，但人们也在通过社交媒体选择他们青睐的内容。造成目前商业模式彻底崩溃的第二个因素是，社交媒体不是为了传播复杂内容而生，它们是为娱乐而生的。
NN：
在新冠疫情相关错误信息方面，科学信息的大爆炸对科学错误信息的传播起到了什么作用？
WQ：
新冠疫情是研究错误信息的一场“完美风暴”，即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严峻局面。我们处理所有信息的能力尚未达到要求的水平。这一过程造就了以下局面：首先，因为当下情况骇人听闻，我们因此迫切渴望获得更多的信息。这种对信息的需求导致了内容创作的增加。
第二个问题是，科学是动态发展的，这其中也包括对假说的验证。因此新冠对我们而言仿佛一场科学真人秀。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清楚，科学家也只是试图理解事物的区区凡人，优质论文在久远的未来也可能被证误。至此，对于科学家和科学研究的“信仰”已经基本崩塌，因为对群众而言如迷雾一般的科研过程正在激发他们的不信任感：科学似乎没有给出正确的信息。
第三个因素是机构交流——至少在意大利和欧洲——并不是很好。科学交流的管理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命名了“信息疫情（infodemic）”一词，用于形容全球范围内的信息过剩。
NN：
我认为错误信息有一个令人沮丧的特点是，它经久流传。即便面对许多与之相反的事实，错误信息还是会一再出现。你认为它为何会持续存在？
WQ：
我们在2015年进行过一场实验。通过测量阴谋论用户对揭穿信息的反应，我们发现他们忽略了不同的信息。网络社交机制的真实情况是，人们寻求与自己信仰体系一致的信息。我们寻求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伴，在其中我们构筑我们的故事和组织。这是一个典型的回声室效应。而要把新信息带入“回声室”真的很难，因为“回声室”中的人们对异见信息的反应往往是忽视、排挤或反对。
这就是我们如今看到的现状背后的过程。这令人沮丧，是的，但我们是人类。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见。
NN：
如果用与人们的世界观和信仰相悖的事实来对质并不能真正起效，那么什么方法可能会有效？你对于在对抗错误信息方面取得的进展有什么乐观的看法吗？
WQ：
有很多举措都在发挥作用。最有效的是试图向用户解释我们的大脑在处理信息时是如何工作的。建立对我们偏见的认识，对回声室的认识。这种信息商业模式的改变甚至有一个很好的效果——我们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我们必须学会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工作。愚人将永远存在，但我认为大多数人正在适应新的信息系统及环境。
NN：
Dietram，对抗错误信息的进展是否令你感到乐观？如果是的话，你认为原因是什么，以及我们需要怎样解决这一问题？
Dietram Scheufele（以下简称DS）：
我稍微回溯一下。我们的社会中已经有了很多阴谋论，但社交媒体让阴谋论传播的成本变得极低。社交媒体平台的激励机制使得这种“愤怒经济”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存在一个完整的抑制措施能够调低愤怒、专注于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而不是我们想要听到的事情。
特别是对新冠疫情而言，这个问题使人感到困惑和挫败，因为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我们将进行无法复制的研究。我们清楚自己会走入死胡同，我们清楚要迅速完成这件事，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甚。每一个失误都会被那些平时不会注意的人看到。我认为我们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是我们说，“科学的机制一向如此。”这是不正确的，科学界不会在科学刚刚向前发展的时候就从高规格的期刊上撤回论文。我们会撤回的是那些一开始就不应该发表的研究。显然我们做了一大堆这样的事，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政治评论家的回应：“如果他们再告诉你要相信科学，就看看这些撤回的论文。”那是我们的第一个重大失误。我认为的第二个错误是，我们想用还不确定是否正确的科学去纠正我们知晓是错误的信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说明科学到了哪个阶段，它是还会发展的。
积极的一面是我们学会了如何驾驭政治信息环境，正如我们了解了病毒和疫苗一样。这真的很重要，因为疫苗本身不会阻止新冠病毒，接种疫苗的人才能阻止新冠病毒。
这意味着，一半的挑战是成功地找到正确方法应对这一崭新的信息环境。我们要说服人们做最佳决策，不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他们身边的所有人。实际上，我希望我们已经在实验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从中获益良多。如果有何区别的话，它也把这一点推到了实验科学思维的前沿。我想上一次我们经历这样的时刻是气候变化，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做得不是很好，生活在不同现实中的人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又一个类似的时刻，只是情况更加紧迫。
NN：
Dietram，你刚刚提到我们在为人们接种疫苗方面会遭遇挑战。围绕疫苗的怀疑和误导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尽管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它仍然存在。我们要如何利用我们所学到的知识，以不同的方式让人们接种SARS-CoV-2疫苗？
DS：
有几件事非常重要。其一是关于纠正错误信息的警示。其二，我们从社会科学中得知，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与信息无关。实际上恰恰相反。我知道这么做很愚蠢，但我还是这么做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做。我们知道，大家在屋顶上装太阳能电池板并不是因为了解可再生能源， 而是因为他们的邻居装了这些。因此，这种示范行为的想法、 这种建立一个社会规范的想法是举足轻重的。
最后，现如今，意识形态在疫苗犹豫方面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素，这就把问题又带回了政治上。这意味着，为了克服疫苗犹豫，科学家们将不得不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无论他们喜欢与否。我们看到了类似的事情在一些欧洲国家发生，超保守主义运动——例如德国的AfD——正与反疫苗言论和反气候言论联合。突然之间，我们政治版图构建于科学信息之上，这迫使科学界介入政治。而这项游戏的规则与我们过去在实验室和教职员工会议上习惯的规则截然不同。
NN：
萦绕在许多科学家脑海的问题是：科学家是否应该政治化、是否应该从政？科学界对此的情绪五味杂陈。
DS：
科学家必须确保科学为政治提供信息，为政治决策提供信息。这很复杂，其因有二。首先，科学家往往相信科学应该决定政策，可事实并非如此，未来也不会如此。
疫苗有一个非常妙的比喻：科学家可以告诉我们，如果百分之X的人接种或不接种疫苗，出现流行病的可能性是多少。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他们无法回答以下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强迫每对父母在将孩子送到托儿所之前给孩子接种疫苗。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它显然侵犯了某些个人权利。因此，是的，科学需要具有政治性，但是科学家也需要理解它是试图影响政治决策的众多利益相关者之一。这样很好，这就是科学应有的模样。
第二个原因是党派偏向性，这是科学经常失误的地方：我们会觉得自己喜欢的政策是科学的、无偏袒的。但事实并非一向如此。意识形态仍旧一个显著的预测因素，保守派喜欢更少的规定、自由派喜欢更多的规定。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科学家也和芸芸众生一样都是公民。因此参与政治最棘手的部分是，你很难从自己的政治中抽离。当科学被视为有党派的、而非我们作为社群可以产生的最佳可用信息的中立仲裁者时，我们就陷入了大麻烦。
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也就是启蒙运动出现裂痕的时候。所以我自始至终敦促科学家远离党派关系。
WQ：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有时决策制定者的教育程度也应该改善。最近我们把一些分析交给了意大利的创新部门，他们对信息进行语境化，这一工作非常困难，因为涉及到两种不同的语言。他们想要一些能够立刻行之有效、产生改变的成果，但科学认识是复杂的。这种复杂程度产生了不信任，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这一过程。所以，科学必须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但最终决策是政治性的。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建立共同的本体论，否则就无法达成一致。
DS：
我完全赞同。在我所从事的学科，我们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因为当我们说数据没有被使用或没有以正确的方式使用时，部分原因还在于我们没有以使决策者易于访问的方式来管护我们的科学发现。希望我们能从新冠疫情中学习到如何更好地利用社会科学、行为科学和经济科学。
大约一年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所谓的“社会专家行动网络”，该网络汇集了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士。在新冠疫情过程中，他们撰写了简短的报告，可供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使用。其中之一实际上是关于如何读取数据以及如何理解大趋势数据和统计数据。对于决策者而言，那几乎是新冠数据的入门书，因为他们准确地确定了正在描述的问题。
如果这种方法有效，无论如何，我们都将继续推行。我认为这是在正确的时间进行的有趣实验，并且我没有参与其中，因此我可以说它很棒。
NN：
你提到了数据管护（data curation），这是很有趣的一点。科学界内部一直在努力争取更快、更轻松地提供更多数据，并让科学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让更广大的公众自我管护，而不是使用传统的期刊把关人，如编辑和评审专家。这些事情有点矛盾，例如，我们看到新闻记者在同行评审之前先注意到研究，然后他们基于这些研究发表报道，好像它们就是事实，随后报道就成为了公众常识的一部分。更快地获取更多数据是有价值的，但与此同时，减少管护却引发了一些问题。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
WQ：
内容质量真的良莠不齐，信息过剩也成为了一个切实的问题。管护在决策制定过程中至关重要，得知美国在此方向有所努力时我很高兴。意大利离这个方向相距甚远。信息过剩仍旧成为一个问题，是由于信息的解读。如果记者从我的研究中得出数据，我会感到害怕，因为这很困难。管护意味着学者、记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合作。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创建“通用语言”的方法。
DS：
我认为美国的奥巴马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出色的例证。它们实现了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巨大数据转储，但现实情况是，没有人最终使用它们，因为没有人能真正驾驭这些数据。甚至很多从事数据新闻工作的《纽约时报》高端记者，也只是勉强触及表面罢了。没有人能理清这些数据。因此，仅仅频繁提供数据并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没有Walter提到的那些协作，就不会出现有意义的叙述。
还有一些方面也很棘手。首先，我们在科学中所珍视的价值观，例如开放式科学和透明性，突然与一个不以相同方式思考的世界发生冲突。他们不认为这是仍在审查中的初步产品，而是已经上市的产品，并且经常有一些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在接到《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的电话时，按捺不住地、不加区分地谈论他们的预印本研究。
在如今的美国，我们看到整个透明度运动被推向了极端。在特朗普执政后期，我们看到EPA规则正在实施，它规定数据只能用于完全透明且可供所有人查看的法规。问题在于，我们用于毒理学和其他方面的大多数数据都是基于非常有限的样本，我们知道样本的所有被调查者是谁，因为他们是真正受此影响的人。根据定义，我们无法公开这些数据，因为我们将要揭示谁受到了影响。因此，监管所需的数据是无法共享的数据。我们说需要发布更多的数据以便每个人都能够理解时，也让自己对其中的一些漏洞持开放态度。
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现在我们要求新闻专业硕士生都必须学统计。Walter认为理想的情况是与数据科学家合作来理解这些数据，这并没有脱离这一点，但为了甚至有意义地向数据科学家提出问题，你至少需要了解统计学的基本知识和计算工作。这几乎就像如果你报道政治，却不明白国会如何选举的基本规则，你很可能没法写出正确的报道。数据也是如此。
NN：
此次讨论的主题之一是需要打破孤立，让数据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交谈，与临床和实验研究人员交谈，与政治人物交谈，与所有这些参与对话的人交谈。对于可能属于这些不同学科并且对帮助消除错误信息和科学错误信息感兴趣的任何Cell读者，您建议如何解决此问题？我们如何打破孤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