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愈的诗史观，表现出对传统“知人论世”说的新理解。《孟子·万章下》：“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东汉赵岐注云：“乃复上论古之人，颂其诗，诗歌颂之故曰颂，读其书者，犹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论其世以别之也。”孔颖达疏云：“如友天下之善士者为未足以极其善道，则又上论古之人，而颂歌其诗，看读其书，如此，不知其如是之人可以友也乎？然犹未知其人之可友也，抑又当论其人所居之世如何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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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孟子“知人论世”的核心含义乃是“论世以知人”，即通过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来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但胡氏的诗史观，显然将“知人”与“论世”的关系，转变为“知人以论世”，即通过了解诗人来了解时代和社会。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是不是所有的“一人之诗”，都可以反映“一代之史”呢？
宋代以前的诗论家，在讨论诗人的个体抒情与时代社会之联系时，往往从儒家诗教观“观风知政”的角度来认识。
孔子论诗，认为“诗可以观”（《论语·阳货》），《礼记·乐记》、《毛诗大序》都详细阐发了“观风知政”的思想，《礼记·乐记》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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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大序》所论与此接近。但由于《乐记》、《诗大序》“观风知政”的着眼点，在诗歌对政治状态的反映，因此对诗人抒情的方式与内涵都没有特别的要求，循此思路，即使是诗人最自然的饥寒之怨和温饱之乐，都具有知其政事之兴衰的意义。
唐代孔颖达在解释《毛诗大序》“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时，对诗人的抒情提出了一些进一步的要求，他说：“一人者，作诗之人。
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言天下之事，亦谓一人言之。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作诗道说天下之事，发见四方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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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作诗之人，其一人之心，当是“一国之心”，他需要“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这显然对诗人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但孔氏此论并不十分流行。
胡宗愈所标举的“诗史观”，经过历代论者的阐发，对诗人个体叙事抒情的方式与内涵，都有了特殊的要求。在这种诗史观看来，能够概见“一代之史”的“一人之诗”，首先需要详陈个人之出处，通过个人小历史的详细记述，令读者从中了解天下之大历史。
晚唐孟启《本事诗》称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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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认为，杜甫之为诗史，既源于对大历史的“推见至隐”，也来自对诗人个体小历史的“毕陈于诗”。胡宗愈本人进一步明确指出，杜诗能将诗人的“出处、动佚劳息”，“一见于诗”。宋代李纲《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亦称杜诗：“自天宝太平全盛之时，迄于至德、大历干戈乱离之际，子美之诗，凡千四百三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见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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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陈个体人生经历，成为诗歌能知“一代之史”的必要前提，这种看法，在宋代十分兴盛的年谱和编年诗文集的编纂中，有很明确的表现。浅见洋二深入地分析了这些文献整理形式所蕴涵的文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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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对于宋代文人来说，年谱及编年诗文集，一言以蔽之，也可说是一种‘论世知人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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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编纂形式，与宋人的“诗史说”有密切的关系，它反映出“时事”和“出处”是“诗史”的两个支撑要素。这一见解很有启发性，编纂年谱和诗文系年，当然可以使读者方便地了解作者的时代及其创作的背景，从而通过“论世”来达到“知人”的目的，这反映了“知人论世”观念的传统理解。
另一方面，年谱和系年所体现出的对于诗人人生“出处”的细致关注，则是一个相当新颖的现象，这无疑体现了对于“知人”的进一步强调，和胡氏诗史观立足“知人”以“论世”的理论重心，颇多接近。
在年谱编纂和诗文系年中，那些充分记述人生出处经历的诗人的作品，受到极高的评价，被目为“诗史”，如邵长蘅《施注苏诗·例言》：“诗家编年始于少陵，当时号为诗史。少陵以后，惟东坡之诗，于编年为宜。常迹公生平，自嘉登朝，历熙宁、元丰、元祐、绍圣，三十余年。其间新法之废兴，时政之得失，贤奸之屡起屡仆，按其作诗之岁月而考之，往往概见事实。而于出处大节，兄弟朋友过从离合之踪迹，为尤详。更千百年犹可想见，故编年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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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详于出处的作家与作品的推重，固然与年谱和诗文编年的编写追求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能概见“一代之史”的作品，所应具有的品质，即详于人生出处，对诗人个体的人生经历、交游都有详细的表现。
为什么详陈个体人生经历，能成为诗歌反映天下之大历史的前提和基础呢？如果这种认识，放在宋代以下独特的史学风气中去看，就会获得比较自然的解释。
宋代史学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其中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通过个体人生经历记录公共历史的风气逐渐流行，集中表现在历史笔记的大兴和日记写作的兴盛。
记录历史琐闻的笔记始自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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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获得极大发展，这类笔记围绕私人生活与交游，以个人的亲历亲闻来记录历史事件。其出于私人交游与公余闲谈，于标题即可见之，如《春渚纪闻》、《涑水燕谈录》、《师友谈记》等等。笔记作者也对此有明确表示，欧阳修《归田录序》云：“《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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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清波杂志》之作者在《自序》中说：“煇早侍先生长者，与聆前言往行，有可传者，岁晚遗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笔之，非曰著述，长夏无所用心，贤于博弈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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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笔记本是以记录轶事琐闻为主，记述的角度也是很个性化的，但宋人这类笔记却有大量关乎国家朝廷之公共历史的重要内容。如欧阳修《归田录》、司马光《涑水记闻》、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王明清《挥麈录》等都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史事。这主要是因为，宋代士大夫参政程度高，许多笔记作者有丰富的参政经历，士林交游，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有极密切的联系，朝廷人事、时政起伏，自然也是公余林下的谈资。
私人生活和公共历史的密切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新的史学风气。
宋人在日记的写作上，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日记可以从广义上归入笔记的范畴，但从狭义上讲，日记是以按时记录个人生活经历为核心，
日记的写作虽非宋人首创，但写作风气之大盛，却是宋代的突出现象。
南宋周煇云：“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语，及朝廷政事，所历官簿，一时人才贤否，书之惟详，向于吕申公之后大虬家得曾文肃子宣日记数巨帜。虽私家交际及婴孩疾病，治疗医药，纤悉毋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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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人日记多散佚，欧阳修英宗治平三年作有《丙午日记稿》，已散佚，今只存作于仁宗景祐年间的《于役志》。王安石日记卷帙亦夥，但今已基本散佚。从今存宋人日记来看，宋人之写日记多是记述一段人生经历，如欧阳修之《于役志》记述欧阳修贬谪夷陵的经过，黄庭坚《宜州乙酉家乘》记述黄氏贬谪宜州的经历。赵抃《御试备官日记》记述仁宗嘉祐六年自己为右司谏时，参与主持进士考试的经历。此外，如出使、行旅、游览，也是日记的主要记录对象，如徐兢《使高丽录》，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等。这些日记在记录个人人生经历的过程中，也记载了天下大政、山川风物、时事民情，体现出由个体的人生出处概见天下大事的特点。
宋人日记中还有一类政治日记，很值得注意，其内容是记录入朝与皇帝应对时的谈话内容，欧阳修、司马光等都写有这样的日记，即《欧阳修私记》与《司马光日记》。
这些日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其写作仍然离不开作者与皇帝之间不无个性化的应对，由于不同的作者之间，其在朝职任不同，与皇帝的关系不同，应对皇帝的环境场合不同，因此即使同皇帝讨论了同样的事情，彼此的记述还是有所不同。每个人可以从自己的立场和个性化的角度出发，去记述天下大政，这是很可注意的现象。而且，有关的作者还认为自己的记述可备国史采录，例如《欧阳修私记》即以楷书认真书写，由此可以推断作者准备将它提供给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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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历史笔记的大兴和日记的兴盛，体现出私人生活交游、个人出处与大历史的密切联结，这是宋代史学中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目前史学界对此的研究还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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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史学风气中，个体人生的详细记述，也就蕴涵着大历史被丰富展现的可能。基于这样的风气，胡氏诗史观对详陈诗人个体出处的强调，就并不令人感到突兀。
详陈个体人生出处，蕴涵了展现大历史的可能，但这种可能要变为现实，对诗人本身参与社会历史的深度还是有很高的要求。
诗人不仅要经历丰富，而且在思想上要有深切的社会关怀，有深厚的主体情志。
清人周济对此有很透彻的表达，他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瀋互拾，便思高揖温、韦，不亦耻乎！”（《介存斋论词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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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明确指出，只有“见事多、识理透”的诗人，其感慨寄托，才能成为“后人论世之资”。
宋人认为杜诗深具美刺、比兴的寄托之旨意，而明清时期的论者，则进一步将美刺、比兴与史家之褒贬联系在一起。
明清之际钱谦益，就认为堪为诗史的作品，表达了作者对于“兴亡升降”的“感叹悲愤”（《有学集》卷十八《胡致果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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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之被奉为“诗史”的典范，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一部分作品，的确体现了“善写时事”和“实录”的特点，但就其整体的艺术格局而言，则更与胡宗愈的诗史观相接近。杜诗在详陈个体人生出处的基础上，展现了社会时代的广阔画卷，表达了诗人感时忧世之情怀，深入地开拓了以“一人之诗”表现“一代之史”的艺术可能。对于杜诗精神气局与其“诗史”品质的联系，有关的论者多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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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杜诗也在艺术上深入开拓了将个体人生经历与社会历史相联系的表现方式，对这一点，有关分析则多失之简略。杜甫为数众多的五古创作，对此有集中的呈现，本文就尝试围绕杜甫五古的艺术格局，对这一问题做出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