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发展，临床医疗水平的提高，尤其一代代年青医生的培养和成长，最需要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先进的开放包容的文化。反之，最大的障碍，是落后的带有封建余毒的封闭文化。
多中心临床研究的数据库，今日时髦的大数据，医院为各科室引进的设备，尤其成熟的医疗技术，如搭桥、PCI，射频消融等，本应是大家公有分享的“公共资源”。应向大家开放，尤其对年青医生和研究生，更应多给机会，不能以与主任关系亲疏分标准，而要一视同仁。多中心合作的临床试验或数据收集，参与研究和贡献数据的单位都有分享数据和成果的权力。
我一直在努力创建“我参与，我奉献，我分享，我快乐”的先进的，开放包容的合作文化氛围。但这条路走的依然艰难。科研创新思路，发明专利，分析数据的独特视角是“私有的，自己的”。现在的问题是掌握实权的人把公有资源据为已有，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科研创新思路，发明专利，数据分析产出的成果产量低，这些“该私有的又一无所有”。几十至几百家医院团队合作的大型临床试验或数据收集，在发表论文和科技成果评审时，全部作者与获奖人名单都出自牵头一个单位，这在国际上绝无仅有。我做总编辑期间，《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多次处理这种问题，从不手软，退稿重投。诸如搭桥这种半个多世纪的技术，科主任一人把持，不让年青人学，成批年青医生看不到任何希望，只好集体“逃离”，走四方了。有的主任只把核心技术传给听话，自认可靠的徒弟，而其他人就很少或没有机会。
过度把持，再加上分科过细危害更大，专科医院把一个专科按技术分成更细的专业组，不同组负责人所把持的专业，即是自已的科研领域，也是名利来源，不许跨界，井水不犯河水。越是专科医院分的越细，综合医院也不同程度仿而效之。最荒唐荒谬的案例是把心电生理再分划两摊——起搏的和射频消融的，因为这样便于“武大郎（把坑占了，自己干不成，也不让别人干）”这样的头头控制，头头压根儿就不会做射频消融，连最简单的室上性心动过速的消融也不会。
这种状况十多年了，院领导也睁一眼闭一眼，可能有“难言奥秘“。 1995年四川一家大医院的刚上任院长带着心内科主任来北京，约当时快速发展的北京朝阳医院交流经验，约在一起吃饭。席间我说朝阳医院心脏中心最核心的经验就是办抗大，开放射频消融、冠状动脉介入和搭桥技术，向全国开放。四川院长结束前讲了一句雷人的话，“胡教授的做法不可取，把大家都教会了，自己医院咋挣钱哟！”从此这家医院又有了一句雷语，自家医院方园200公里不传授核心技术，结果是一家独大，搞垮全省。
我认为，医院选择科主任不等同于引进技术专家，科主任一定要有胸怀，对年青人的成长充满热情，传授给他们真本事，不能小肚鸡肠，怕教会徒弟，饿死师父。也要充分给年龄接近的同事充分的工作发展机会。对老师要尊重，要懂报恩。我2003年从因非典隔离着的人民医院出来，经王乐民院长推荐，到同济大学医学院做院长。时任党委书记周家伦同志第一次约见我谈话时说：“我对医疗行业和你本人都不熟悉，但听到关于你说法最多的是，你是在医疗口学生最多，学生中当主任最多的医生和老师。” 这也是我本人人生中最感自豪的事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一位协和老教授感慨地说：“各大医院快向年青人开放技术吧！再封闭，全国心内科主任恐怕很快都是胡大一的弟子了。”当时一家医院的中年医生没机会上介入，发牢骚说：“PTCA的绝对禁忌证就是某某某外出不在家”。我48岁就彻㡳“挂刀”了，连我老妈都很不理解。
我48岁便开始了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人生里程。敢舍敢得，大舍大得，不背包袱，前行轻松，放得开，走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