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北宋初年四川有王小波(波或作博、或作皤)、李顺之乱，其事与南宋初年鼎澧间钟相、杨幺之乱，遥相对偶，皆可助阶级斗争说张目者。之二乱事，《宋史》及《宋会要》皆有记载，惟其特质，即“均贫富”之理论与举动，二书皆绝不泄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其书讫于北宋)于前一乱事亦然，谓非有阶级意识为祟焉，不可得也。幸私史所记，尚足补其缺。以此二事例之，有裨于阶级斗争说之史实，为正史所隐，而不幸野史无传，遂以湮没者，当复何限?
之二乱事中，前者尤为重要，以其在中国民众暴动史中，创一新旗帜，辟一新道路，而后者实踵其武。
钟相、杨幺之事迹，近人已有辑集之者，然犹未备。(朱希祖氏撰《杨幺事迹考证》，所采除《宋史》，有《金陀粹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兴小纪》《挥麈三录》。此外可采以补正之者，以作者所知，有《宋会要·兵类》《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十四、《老学庵笔记》三，又《随园随笔》四)至王小波、李顺之事迹，则世尚无道及者，今故表而出之。
二、乱事之起因及其真性质
(淳化四年二月)永康军青城县民王小波聚徒为寇，杀眉州彭山县令齐元振。
初，右谏议大夫许骧知成都府，及还，言于上曰：“蜀土久安，其民流窳易扰，愿谨择忠厚者为长吏，使镇抚之。”时东上阁门使吴元载实代骧为成都。元载颇尚苛察，民有犯法者，虽细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乐，人用胥怨，王小波起为盗。
则纯以苛政为致此乱之因。苛政固不失为致此乱之一因，而是时蜀中统治者之残酷实有远出于吴元载所为之上者。是时镇蜀者为益王元杰，据《长编》三五：
王尝作假山，所费甚广。既成，召僚属置酒共观之，众皆褒叹其美，(姚)坦(时为益王府翊善)独俯首不视。王强使视之，坦曰：“但见血山，安得假山?”王惊问其故。对曰：“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上下相急以剥民。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血流满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赋所出，非血山而何?”
其后王小波等乱起，太宗遂徙封益王为吴王。然小波等作乱之主因，有在普通苛政之外者。北宋人王辟之(据《直斋书录解题》，辟之为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于《渑水燕谈录》八载：
朝廷初平孟氏，帑藏尽归京师，其后言利者争述功利，置博易务，禁私市，商贾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附之益众。向使无加赋之苦，得循良抚绥之，安有此乱?
与此相符而更赡详之记载，则见于南宋末人陈均之《皇朝编年备要》四。(日本静嘉堂文库影宋刊本。四库本作《宋九朝编年备要》。作此文时未得见日人影本，偶书贾持此书旧抄残本来清华图书馆求售，因得引用之。)盖二者同出一源，而《燕谈录》但凭记忆，《备要》则直录旧文。故后者虽较晚出，而史料价值不减也。《备要》云：
蜀地饶富，孟氏割据，府库益以充溢。及王师平蜀，孟氏所储悉归内府。而言事者竞起功利，成都常赋外，更置博买务。诸郡课民织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司计之吏，析及秋毫。蜀地狭民稠，耕作不足以给，益以贫困。兼并者复籴贱贩贵，以夺其利。青城县民王小波聚众起而为乱，谓众曰：“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民多来附。遂攻掠邛、蜀诸县，袭杀县令齐元振，剖其腹，实以钱，盖恶其诛求之无厌也。贼党由是愈炽。
《燕谈录》谓“禁私市，商贾不行”，《备要》谓“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二者差异甚大，当以《备要》为是。《燕谈录》容有夺字。由前之说，似四川一切民营商业悉被禁止，此在当时社会状况下，殊难想象。由后之说，则政府所垄断者仅四川布帛之贸易耳。
四川在当时为全国织造工业最发达之地，有二事可证。一者，据《备要》二，蜀民所输两税，皆以匹帛折充。二者，据《长编》八，宋平蜀，得锦工数百人，因于京师置绫锦院以处之。五季以来，四川财富之一大来源，殆为织造品之输出。此业为政府所垄断，而其赢利又归中央，蜀地繁荣所受之影响，可以想见。且也，孟蜀时代，聚敛之积极富，然取之于蜀者仍用之于蜀，自宋平蜀，悉举以归于内府。尔后蜀地赋税，既有增加(据上引《燕谈录》)，又复外流，此又当地繁荣之一大打击也。繁荣既减，失业必增，而自布帛私市禁止后，此主要家庭工业品之唯一交易对手即为政府。胥吏为奸，抑价增度，在所不免，更加以统治者之残酷，“兼并者”之“籴贱贩贵”，贫民者之痛苦遂超越其忍耐之限度矣。此王小波之乱所由起也。
小波幕后之主要人物为李顺。沈括在《梦溪笔谈》二五记云：
(前广州巡检使陈)文琏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上云，“文琏康定中归老泉州，予尚识之”。)顺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抚其徒，众乃共推顺为主。顺初起，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时两蜀大饥，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据《备要》四，小波初起时众才数百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
则小波等“均贫富”之说固非徒用作欺骗民众之口号已也。
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乱，自言“我土锅村民也，岂能霸一方?有李顺者，孟大王之遗孤。初蜀亡，有晨兴过摩诃池上者，见锦箱、锦衾覆一襁褓婴儿，有片纸在其中，书曰：‘国中义士为我养之。’人知其出于宫中，因收养焉，顺是也。”故蜀人惑而从之，未几小皤战死，众推顺为主，下令复姓孟。
谓李顺为孟氏之裔，不知是否藉以号召孟蜀遗民之托词。李顺之被推为主，据陆游，乃在小波战死之后(《宋史·太宗本纪》同)；据沈括，则似小波未死时已然。意者，小波为首难之人，而隐以主位期李顺，军中亦以此待之；顺则不欲遽居小波上，故至小波死后始复故姓，正尊号。审如是，则谓小波或顺为主均无不可。
合观上文所引用之原料，则小波等之所为有可注意者三事：一者，诛杀贪官污吏。二者，藉收资产阶级朘榨之所积，而不绝其生路，此真所谓仁至义尽者也。三者，以藉收所得，大赈贫穷。沈存中毕竟是科学家，于彼等之“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不惮直书。在官书观之，彼等则为杀人放火之盗匪矣。从官报中寻官敌之真相，自来等于缘木求鱼，读史者不可不察也。
三、乱事之发展
小波以淳化四年(993)二月起事于眉州。据《宋史·太宗本纪》及《备要》四，是年十二月，小波战西川都巡检使张玘，于江源县杀之，小波亦中流矢死。
自此以至李顺失败之前，其间蜀变之经过，但有官史(《长编》为进呈之书，亦可算官史)可凭；而《宋会要》(《辑稿》第一七七册《兵》一一)、《宋史》(《太宗本纪》及《宦者·王继恩传》)、《长编》(三五、三六)及《备要》(四、五)所载互有详略，兹参合之如下。(此节非欲专究本题者可略去不观。)
五年正月，李顺引众攻成都，烧西郭门，不利，去攻汉州(《宋史》作濮州，兹从《长编》及《备要》)、彭州，两日间连破之；继复攻成都，破之。先是，东上阁门使郭载受命代吴元载知成都，行至梓州，有日者潜告载曰：“成都必陷，公往亦当受祸，少留数日则可免。”载怒曰：“天子诏吾领方面，阽危之际，岂敢迁延？”遂行。成都破，载与运使樊知古斩关而出，帅余众奔梓州。李顺占领成都，自号大蜀王，改元曰应运，遣兵四出略地。(成都之陷，《备要》系于二月，兹从《宋史》及《长编》。)北抵剑关，南距巫峡，郡邑皆所被及。
初，蜀变之起，朝议欲遣大臣慰抚。给事中参知政事赵昌言独请发兵捕斩，无使滋蔓，议久不决。及李顺连陷邛、蜀等州，乃命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宦者)为西川招安使，率兵讨之，军事委继恩制置，不从中覆，诸州系囚非十恶真赃悉得以便宜决遣。于是二月朔，帝闻成都陷，召宰相，谓曰：“岂料贼势猖炽如此!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忍令陇蜀之民，陷于涂炭?去年以来，连雨数月，此亦兵气之应。朕当部分军马，旦夕讨平之。”遂命少府少监雷有终、监察御史裴庄并为峡路随军转运使，工部郎中刘锡、职方员外郎周渭为陕府西至西川随军转运使。马步军都军头、勤州刺史王杲帅兵趋剑门，崇仪使、带御器械尹元帅兵由峡路(《长编》作陕路，兹从《宋史·王继恩传》。峡路，巫峡一带也)以进，并受昭宣使王继恩节度。是月，李顺分遣数千众北攻剑门。剑门疲兵才数百，都监、西京作坊副使开封上官正奋励士卒，出御之。会成都监军供奉官宿翰领麾下投剑门，适与正兵合，遂迎击大蜀众，大破之，斩馘几尽，余三百人奔还成都。顺怒其惊众，悉命斩于城东门外。初，朝廷深以栈路为忧，正等力战破敌，自是阁道无壅，官军得长驱而入。奏至，太宗喜，以正为六宅使、剑州刺史、充剑门兵马部署，翰为崇仪使、昭州刺史。旋诏除剑南、东西川、峡路诸州主吏民卒淳化五年以前逋负。
三月，诏：“近者凶民啸聚，蜀郡惊骚，聊举偏师，往伸薄伐，已闻虎旅，将覆枭巢。既显戮于鲸鲵，虑俱焚于玉石。宜令招安使王继恩候前军所下处，其贼党敢抗王师，即须杀戮。其有本非同恶，受制凶徒，先被胁从，今能归顺者，并释其罪，倍与安存。庶以明好生恶杀之心，亦以举惩恶劝善之典。凡尔庶民，深体至怀。”(此事《王继恩传》记在二月，兹从《会要》及《长编》。)
四月，王继恩帅师由小剑门路入研口寨(奏报斩首五百级)，逐北过青强岭，遂平剑州。继入绵州境，大蜀军溃，被杀戮及溺水死者不可胜计，绵州为官军所克。(《宋史》记复剑州在复绵州后，兹从《长编》。)继恩别遣内殿崇班曹习分兵自葭萌趋老溪。大蜀军在老溪者万余，依险为寨，习击破之，斩戮及拥入水溺死者甚众，(奏报斩首三千级)遂克阆州。(《长编》引《张洎集·赐王继恩诏》载曹习状称：“四月十三日，领军发葭萌到青山镇，其镇已为贼烧焚。至十二日到老溪，贼依阻江山，分为二寨，约万余人，习击破之。十三日收阆州。”)又遣巡检使胡正违率兵克巴州，破大蜀兵五千人。
是月，少府少监雷有终破大蜀兵于广安军。初，有终由峡路入蜀，调发兵食，规画戎事，皆有节制。师行至峡中，遇敌格斗，将士渴乏，会天雨，军人以兜鍪承水饮之。且行且战，进至广安军，军垒濒江，三面树栅。会夜阴晦，众敌奄至，鼓噪举火，士伍恐惧，有终安坐栉发，气貌自若。敌既合围，有终引奇兵出其后击之，敌众惊扰，赴水火死者无算。
五月，官军解梓州围。初，知梓州张雍闻李顺乱西川，即谋为守城计，训练城中兵，得三千余，又募强勇千余，令官属分主之，辇绵州金帛以实帑藏，销铜铁为箭镝，伐木为竿，纫布为索，守械悉备。遣观察推官盛梁请兵于朝。既而都巡检、内殿崇班卢斌以十州之众援成都，弗克而还，雍即委以监护之任。子城先为江水所毁，斌复劝谕州民，自城西大壕中掘堑深丈，决西河水注之以环城。李顺寻遣其党相贵帅众二十万来攻。雍与斌登堞望之，大蜀所出兵皆老弱疲惫无铠甲。斌笑，请开北门击之，雍曰：“不可。贼或诈见羸形，设伏伺我。且城中吏民心未定，脱为贼所乘，则内外堕其奸计矣。”言未毕，果有卒依敌楼，呼啸与敌相应，亟斩以徇。斌遂突出应战，击刺三十余合，敌少却，继复大设梯冲火车，夜鼓噪攻城。城中大恐，雍命发机石碎之，火箭杂下，敌稍却，复治攻具于城西北隅。雍绐曰：“军士趣治装，吾将开东门击贼。”阳遣步骑五百临东门，敌升牛头山瞰城中，见之，谓雍必出，乃设伏于山东之隅，众万余以待之。雍即召死士百余辈缒而下，焚其攻具，自午达申殆尽，敌以为神。敌数乘城进战，皆不利。一日，北风昼晦，敌乘风纵火，急攻北门。雍与斌等据门，立矢石间固守不动，敌不能进。有节度推官陈世卿者素善射，当城一面，亲中数百人。敌浸盛，同幕者皆谋图全之计，世卿正色谓曰：“食君禄，当先报国。奈何欲避难为他图耶?”亟白雍曰：“此辈皆怯懦，存之适足惑众，不若遣出求援。”雍从其言。围城凡八十余日，会王继恩遣内殿崇班石知颙分数千兵来救，敌始溃去。斌出兵追击之，降者二万余。又破敌数万众，解阆州围，斩三千人，平蓬州。
四、李顺之结局
王继恩至成都，引师攻其城，即拔之，破贼十万余，斩首三万，擒贼帅李顺及伪枢密使计词、吴文赏等，并(获)铠甲僭伪服用甚众。顺方欲尽索城中民，黥其面以隶军籍，前一日城破，民皆获免。
《宋史》及《备要》所记视此为略，亦皆言成都陷，李顺被擒。然《梦溪笔谈》二五载：
蜀中剧贼李顺陷剑南两川，关右震动，朝廷以为忧。后王师破贼，枭李顺，收复两川，书功行赏，了无间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覆按皆实。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仍阁门祗候。……(顺有惠于民)及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十余年始就戮。
王师薄(成都)城，城且破矣。顺忽饭城中僧数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数千人，皆就府治削发僧衣。晡后分东西门两门出，出尽，顺亦不知所在，盖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师入城，捕得一髯士，状颇类顺，遂诛之，而实非也。有带御器械张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闻顺已逸去，所献首非也。”太宗以为害诸将之功，叱出，将斩之，已而贷之，亦坐免官。(按：王明清《挥麈后录》五引《太宗实录》云，“淳化五年五月，李顺之平，带御器械张舜卿奏事言：‘臣闻顺已遁去，诸将所获非也。’太宗云：‘平贼才数日，汝何从知之?徒欲害人功尔！’上怒，叱出将斩之，徐曰：‘前代帝王暴怒杀人，正为此辈。然其父戍边以死。’遂贯之，但罢近职。舜卿父训为定远军节度使，卒于镇，故上念之。”今存《太宗实录》残本惜恰缺淳化至道部分。此条承戴振辉君指出，合志谢。)及真宗天禧初，顺竟获于岭南。初欲诛之于市，且令百官贺。吕文靖为知杂御史，以为不可，但即狱中杀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
据此二证，则李顺不死于成都之陷，而死于三十余年后，确无可疑。《长编》等书所记皆但凭最初之官报，而未尝参考日后之翻案者也。真李顺之获，沈括谓在仁宗景祐(1034—1037)中，陆游谓在真宗天禧(1017—1020)中，吾人自当采用前说。盖沈亲识案中主要人物，而陆则但凭二百余年后父老之传说耳。
蜀人又谓：顺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视曰：“汝有异相，当为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数十年寿。”亦可怪也。又云：方顺之作，有术士拆顺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败。
五、大蜀之末路
李顺虽于淳化五年(994)五月败逃，其余党至翌年(至道元年〈995〉)底始去蜀窜伏黔水，以后遂无消息。(《宋史》三〇一《寇瑊传》：“李顺余党复起为盗〈瑊时为蓬州军事推官〉，设方略擒送京师。”此事不知在至道元年底以前，抑后。)此一年半内大蜀之见存史料，除《宋会要》《宋史》《长编》及《备要》外，又有韩琦之《张咏神道碑铭》(见《安阳集》五十)，皆此节所据。(此节非欲专究本题者可略去不观。)
王继恩之克剑州也，西京作坊使马知节实为先锋。知节将家子，每以方略自任，继恩挟势骄倨，恶知节不附己，群小从而间之。继恩既破成都，遣知节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彭之旧卒，召还成都。知节屡乞师，继恩弗听。大蜀复十万众攻彭州城，知节率兵力战。自寅至申，众寡不敌，士多死者。逮暮，退守州廨，叹曰：“死贼手，非壮夫也!”即横槊溃围而出，休于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噪以入，蜀众败去。此五月事也。
同月，峡路大巡检白继赟大败李顺余众于夔州。初，尹元等入峡路，首破敌三千余众于新宁，遂深入梁山、广安、渠果之间，捕斩收集，久未得进。王继恩虽径拔成都，而郭门十里外犹为李顺余党所据。其帅张余以官军孤绝无援，复啸聚万余众攻陷嘉、戎、泸、渝、涪、忠、万、开八州。大蜀兵至开州，监军秦传序督士卒昼夜拒战，婴城既久，危蹙日甚，长吏皆奔窜投敌。传序谓士卒曰：“吾为监军，尽死节以守城，吾职也。安可苟免?”城中乏食，传序尽出囊橐服玩市酒肉，犒士卒而慰勉之。众皆泣力战。既而敌势日盛，传序度力屈终不能拒，乃为蜡丸帛书遣人间道上言：“臣尽死力战，誓不降贼矣!”城既坏，传序投火死。大蜀乘胜攻夔州，列阵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太宗复遣如京使白继赟为峡路都大巡检，统精卒数千人晨夜兼行，助讨李顺余众。继赟入夔州，出敌不意，与巡检使解守颙腹背夹击之，敌众大败，斩首二万余级。流骸塞川而下，水为之赤。夺得舟千余艘，铠甲数万计。
六月，诏赦李顺胁从诖误。大蜀攻施州，指挥使黄希逊击走之。峡路行营破蜀兵于广安军，又破张罕二万众于嘉陵江口，又破蜀兵于合州西方溪，俘斩甚众。蜀五万众来攻陵州城。州兵才百四十六人，旧无城堑。知州张旦修完战具，设鹿角，招集民丁拒战，大破之，斩首五十余级。
七月，蜀兵复攻眉州，知州李简等紧守，逾月，蜀兵引去。
八月，剑南招安使昭宣使王继恩擢宣政使、顺州防御使。
先是，继恩有平李顺功，中书建议欲以为宣徽使。太宗曰：“朕读前代史书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它官。”宰相恳言，继恩大功，非此不足以赏。上怒，深责宰相等，因命翰林学士张洎、钱若水议，别立宣政使名，序立在昭宣使上以授之。诏释剑南、峡路诸州亡命。王继恩握重兵久留成都，专以宴饮为务，每出入，前后奏音乐，又令骑兵持博局棋枰自随，威振郡县。仆使辈则事恣横，纵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坐而玩敌。转饷稍不急给，军士亦无斗志。李顺余众并伏山谷间，郡县有复陷者。太宗屡遣使督战，继恩意颇厌兵。会参知政事赵昌言摄祭太庙，斋宿中书，因召对滋福殿。上谓之曰：“西川本自一国，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昌言揣知上意，遂言国家士马精强，所向无不克。顾此草窃，不足仰烦宸虑，即于上前指画攻取之策，上甚喜。旋命昌言为川、峡两路都部署，自继恩以下并受节度。昌言恳辞，上不许，厚赐遣行，别赐手札数幅，亲授方略焉。峡路行营破蜀帅张余，复云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