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与美文的跨界混搭，你有调，我有谱。
我想讲一个什么事呢？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有过一个春天，大家想不到这个春天是什么时候，换个角度也可以说那是国家的不幸。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军阀混战的时期，这些军阀轮流跑来当政，干几年被推翻了，然后又换上一个人，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当时的北京或者叫北平有过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差不多在那个时代，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有了一个春天。
根据我父亲梁漱溟的个人经历来说，有一些事今天大家可能难以想象。所谓知识分子的春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民国5年，袁世凯想当皇帝，后来当了50几天就死了。他死了以后，他的部下分成了各种派系，就开始在北京抢夺政权，这样一种环境下，一直到了后来出现了所谓北伐打倒军阀，他们才结束了在北京轮流的你上我下。在这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得到一个机会，发出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这在别的国家不太有这个事。
就我父亲来说，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正好是一个非常关心国家社会的人。按照他自己说的，他受梁启超影响最大的时候，是把梁启超的著作搁在床上，有时候就当枕头就这样入睡，着迷到这个程度。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受到梁启超思想的约束，又有他自己的一套。不管怎样，他的成长和这个时期大有关系。他自己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按照自己的兴味读书的人。他还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看什么书，总是心里先有问题，然后再去找书看，找书看的目的基本上不是充实自己的知识，而是要证实我想得对不对，这个是他读书的一个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自主性比较大，看书是用来证实自己想得对不对。
◎梁漱溟与佛教的渊源
他第一阶段，对佛教发生的兴趣，其结果就是要出家，但是后来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受到家里的阻拦，我的祖父一点都不阻拦他，你要确实想出家你可以去。那是什么东西把他牵扯住了呢，是他对社会问题中国问题的关心放心不下。
他说他一方面想出家，一方面又记挂着社会上的很多问题，他说我的感情和思想分成了两半，这种日子不能过，在一两年内我必须选择其一。最后他是选择了留在人间，不当和尚。从这个选择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思想的方方面面，大家不要以为他放弃了佛学，放弃了出家思想，他是把这个思想、这种情感转移到关心具体的人类社会。
所以他的最后一本书是《人心与人生》，就是说明按照他的一生的思考，人是一种什么物种，人应该是怎么怎么样，他把自己的一生从离开这个世界变为用终生的时间来认识人类社会，包括人个人自己。这个转向和一般人的生活上有什么遭遇完全无关，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下面我说一下他在这一段时间得到发抒，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他写的一篇文章叫做《究元决疑论》，那个时候还不到20岁。这篇文章在当时最著名的杂志的《东方杂志》登了，大家看了，说写得很好，大家以为他是对佛学或者哲学问题有很多的知识，把他看得比他实际情况要高。所以蔡元培当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让他去讲印度哲学。
他说我没有研究过印度哲学，我就是看了一些佛书，对佛教有一点认识，那只是印度哲学的一小部分。蔡元培说，现在既然除了你以外没有别人，那就先教你的，一边教你一边自己学。他就觉得蔡先生这个意见是不可推辞的，没有要你现在就讲得怎么样，自己边学边讲，那他就接受了。这个接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和他最终选择了留在社会不当和尚也有关系。
他说他到了北京大学以后，他就进了知识分子的堆，知识分子之间就容易有一种竞争，思想学术上的一种竞争。这种竞争是会激发人的，人在他生活的环境当中会受到影响，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这个知识，都有这个经验。竞争环境对人是有影响的，他在知识分子的堆里就产生了知识分子之间的竞争、辩论，北京大学的这种环境也对他一年多以后决定不出家有关系。
◎民国时期的北大，自由自在
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当时北京大学的自由度是如何的出人意料，你都想不到到了什么程度。刚才说了，他进去的时候是说讲印度哲学，后来只讲了一年。1918年，他就在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刊，那个校刊每天出一期，登了一个启事，建议北京大学应该组织一个孔子研究会。他说外国人要到中国来问孔子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当然是要到北京大学来，我们居然没有一个研究的机构，对孔子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不行，所以北京大学应该有一个孔子研究会。
这个行动就说明他已经转向。个人转向还不算奇怪，过两天他又在这个日刊上登了一个启事，从哪天哪天起不讲印度哲学了，讲他对孔子的认识，课程改了，讲这个。改变讲的课程也不需要通知校方说要改，就登一个启事就改了，大家也都不觉得奇怪，愿意听的就来。后来他又登一个启事，如果有谁想要问我佛法，也可以我们另外选一个时间，我在教室里等你们，星期五下午几点到几点，我请大家想问佛法的这个时候来找我，其他上课的时间就讲孔子。
各位可以想一下当时的北京大学有多自由。不只是他一个人都这样自由，普遍都是这样，风气和现在极不相同。当时胡适也是非常受大家景仰，影响很大，上课的时候，教室里装不下，在礼堂里讲。我父亲和胡适都是在礼堂里讲，不是在教室，据他记忆，胡适每一次讲有三四百人听，他也有二百多人听。听的人不一定是学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包括五十几岁的，你只要有兴趣你就去，门是开着的，随便去。他们两个人就这样讲了很长一段时间。
再说对他的成长大有影响的另一种方式。当时的北京聚集了很多人，各种人都有，有讲佛学的讲道家的，包括还有讲外国学问，都有，给大家很多机会，你自己想讲，有人想听，你就可以，有的人在自己家，有的人是在同乡会，或者任何找一个地方可以容几个人的，他就可以讲，谁愿意来谁就来。就是在这种环境底下，他认识了他的第一批朋友，其中有一些人不一定是做学问的人。
比如说李济深，建国初期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其实是军人，他也是听别人讲佛学讲孔子，他们两个人就在这种讲学的环境下认识了，两个人越说越投机，就成了朋友，成了终生的朋友。我父亲的好几个终生的朋友都是在这种环境下认识的，这种讲学没有课程可说，你今天有空你就听，下次你没有空你没有去听，你完全不想再来也可以。
这样一种环境给他后来的人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家，管得松，绝对自由
我的祖父是一个很不一般的祖父。我的曾祖父死得早，是曾祖母当家，曾祖母自己是个读书识字的女人，当时很少有女性识字，她因为家庭的缘故，她读书识字。我这个曾祖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人，管得太严，不懂就打，任何小孩的天真活泼她都要生气，只有不断的念书背书她才认为这是小孩应该做的，稍微怎么样她就很容易大发雷霆。我的祖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
等他成年以后，特别是生了孩子以后，他就想，我自己当年太受管制，太压抑，不好，他觉得这个是个大的缺憾，他就说我对自己的孩子要放宽，给他们自己发抒的机会。正是由于祖父的这个觉悟，他放宽了，给了我父亲（梁漱溟）极大的空间来发展他自己。包括他要出家。我的伯父，结婚十年，只生女孩不生男孩，这在当时那个社会没有男孩不算，正好是我的父亲应该完成这个任务，传宗接代。但是我的祖父说，你有你自己的志向，不结婚可以允许。这样的父亲是极少的。
他也不是说就不管自己的儿子，他自己是什么呢？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讲维新，是去找皇帝，希望从皇帝那得到一个圣旨，给予权力，开始他们的维新。而我的祖父和他的一个好朋友（彭翼仲），他们是面向群众的，他们从来不想给皇帝那上一个奏折。他们是办报纸、搞改革，就是从基层，用现代的语言是从基层来改变。他的好朋友就说，要开民智。他办的报纸不只是介绍时事，还要介绍西方的学术，让中国人打开眼界。所以我这个祖父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他把他的这种决心首先在他自己家里执行，别人家里都要守的规矩他都没有。
中国以前座位有上座下座，上面是长辈，小孩坐在下面。后来有一天他忽然发现，居然是孩子坐在上头，他在下头坐，他就叹气说，哎呀，我给他们这么多的自由，连该坐在哪都不知道了。后来我的父亲又对他的学生说，我是在什么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现在我有了孩子，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像我的父亲那样对我的孩子放得那么宽。
后来我在书里就写：他做到了，他对我是放得非常宽的。比如我小时候一会想学这个，一会想学那个，可以说是胡想一气，但是他都不阻拦。我这个人就是断断续续上的学，辍学，不想上了，自己自学吧，别人都说不行，但是他说你自学也可以。所以我曾经几度不上学了，就在家里自己看书，就这么胡折腾，所以我这个人的学问也就是东拉西扯，没有什么系统。
我要是回顾过去，我觉得我的幸福就是在于我有精神上的自由。他给我的影响不像他受他父亲影响那么大，因为他是得到了自由之后有所成就。并不是说人必须有成就才行，这倒不是，但是的确我是没有系统知识的人，可以这么说，聊起来好像知道的不少，其实都是很浅的、浮面的东西，这个是我因为有了自由才有了现在这个状况，不足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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