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公众号“筑垒地域"（微信ID：zhulei1941）授权转载。
最近，日本的一版教科书将希特勒臭名昭著的自传《我的奋斗》加入课本，对于二战的被侵略国的广大人民而言，总是让人心里不太舒服的。因为《我的奋斗》作为纳粹的象征，一直是全世界人民心中深恶痛绝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8日就日本政府近日声称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可用于教材一事表示，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是引发二战的祸根，必须得到彻底清算和根除。他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和汲取历史教训，以正确历史观教育年青一代。
实际上，这不是日本第一次引入《我的奋斗》了。
▲我的奋斗最初版
一般说法，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退出国联，导致国际上日本陷入孤立，所以日本选择了仇英美而亲德国的外交方向。实际上，日本和德国的眉来眼去早在一战末期就开始了。
这方面做得最大也是最过火的是加藤宽治，他是海军中著名的鹰派。有说法认为，他强烈的反英美情绪是因为在一战中受英国海军指挥时，英国人对其态度不好，使得他怀恨在心。不过现在看来仇视美英是日本海军少壮派军官的共性。加藤宽治在私底下和德国公海舰队的军官接触，先斩后奏定下了一个密约，那就是德国把潜艇等技术交给日本，并且暗中派遣一定数量的技术人员前往日本。作为回报，日本会在《凡尔赛和约》废除后，将德国奉送的技术以及在德国技术基础上研发的成果交还给德国。这一密约传回国内后，差点把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吓死。加藤友三郎将加藤宽治一顿痛骂，并且把密约原本要回后销毁。
这是日本海军内部派系分裂的开始，加藤友三郎被称为大加藤，加藤宽治被称为小加藤，大小加藤之争将会贯穿日本海军内部的政治斗争，并且在华盛顿会议和伦敦会议上爆发。
▲加藤友三郎
▲加藤宽治
一战后，在巴黎和会上，日本得到了德国殖民地的委任统治权和中国山东的特殊利益，但是日德关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在战俘问题上日本人没有搞虐俘，被俘虏的德国人甚至有一部分在战争结束后留在了日本。
大正时期著名的幽萝浦咖啡馆，尤海姆西式点心店就是曾经被俘虏的德国人开的，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日本人的饮食，肉类和油炸食品的消费量都有所增加。这一现象使得日本民间普遍对德国人有好感，亲德之风一度甚嚣尘上。
▲一战结束后被送回国的德军俘虏
促使日本海军中的鹰派更为亲德的是《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签署。列强认为一战的爆发原因是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海军造舰竞赛，所以华盛顿会议的一大目的就是进行海军军备限制。会议上，英美日的海军比例是5:5:3，而日本海军一贯坚持保有对美国的比例是10:7的观点，这就是著名的对美七成论。
这一比例在日本海军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日本海军内部的鹰派甚至抬出了海军的“大御所”东乡平八郎反对条约，从此日本海军分裂为支持条约的条约派和反对条约的舰队派，条约派是亲英美派，舰队派则是亲德派。
加藤友三郎力排众议，以天皇圣断为挡箭牌，打着裕仁的旗号签订了《华盛顿条约》。加藤友三郎以崇高的威望和裕仁的圣断压下了反对派，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当加藤友三郎面对咄咄逼人的加藤宽治时，他心里应该也明白，日英同盟无疾而终，日本在野心的驱使下倒向对德友好已经是大势了。
▲华盛顿条约的签订
希特勒上台后，大力鼓吹种族主义，推行军国主义，要打倒美英报仇。此时的日本陆军已经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和美英的关系迅速恶化。
德国和日本有了共同的敌人，加上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和驻德武官大岛浩两个急先锋，日德关系自然极速升温。一个明证是在1935年日本海军将赤城号的图纸送给了德国参考，用于制造德国自己的航母齐柏林伯爵号。
▲图片中央的便是大岛浩
▲前排左侧人为武者小路公共
▲一直难产的齐柏林伯爵号航母
更煽动日本少壮派的是1932年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日译版出版。这一版本删去了原书中对黄种人的轻蔑，尤其是希特勒对日本人的观点，只留下了煽动对美英的仇恨和种族主义内容。这使那些认为日本是神国，日本人是天神后裔的日本种族主义者与希特勒的纳粹思想产生了共鸣，于是《我的奋斗》一度成为日本军队少壮派的必读经典，因而今天《我的奋斗》进入课本，不管是对于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值得警惕的现象。
▲大角岑生
日本内部也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但是日本陆军一直以来有亲德的传统，日本海军内部的条约派则被大角岑生大清洗过，只剩下山本五十六、米内光政、井上成美等人，这些人在大角岑生的铁腕下已经是泥菩萨过江，对此也是爱莫能助。1936年，《日德防共协定》的签署正式宣布日德同流合污，这一协定也成了三国轴心的开端。
▲《日德防共协定》日文原件
1940年，德国横扫欧洲，法国投降后，日本人的心思又活跃了起来。因为法国已经完了，那东南亚法国的殖民地可就是送上门的肉了。日本海军一直以来的南下梦已经要实现了，想要“进驻”法属印度支那，那就得让维希法国点头，于是日德结盟的呼声日渐高涨。
在日本国内，亲德和吹嘘德国的声音也随之水涨船高，《我的奋斗》的销量也与日俱增。井上成美懂德语，他告诉下面的年轻军官被删减的内容，但是疯狂已经充斥着海军内部。1940年，近卫文磨第二次组阁，这次他废除了政党，组织了法西斯组织大政翼赞会，日本陆军与海军的少壮派制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这一纲要的中心思想就是德国的胜利已近在眼前，日本应该搭上德国的战车，建立起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井上成美
▲准备签订日德同盟的希特勒和松冈洋右
▲为庆贺日德同盟，希特勒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穿上和服
▲战时访问德国交流技术的的日本海军
作为一度成为日本军队少壮派必读经典的《我的奋斗》，《我的奋斗》在今天进入课本，不管是对于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应该值得去警惕的现象。
对于《我的奋斗》这本其他国家政府避之唯恐不及的书，以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政府却敢于宣称将其引入教材，其用意何在？
掩护《教育敕语》，强行突破
引入《我的奋斗》这一言论出现在4月14日内阁通过的一份回应在野党提问的答辩书中。问答虽是关于《我的奋斗》，但核心问题却是被视为日本战前军国主义教育重要支柱的《教育敕语》内容能否被引入教材。
在6日向国会提交的质问书中，提问者民进党议员宫崎岳志明确写入了提问的背景：政府在此前有关《教育敕语》的一份答辩书中称，政府认为，“在学校，将关于教育的敕语作为我国教育的唯一根本，这样的指导行为并不恰当，但以不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形式将关于教育的敕语用作教材不必被否定”。宫崎说，他的问题正是据此提出。
从这一点来看，宫崎提问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拿《我的奋斗》与《教育敕语》作比较。同样在战后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如果《教育敕语》可用于教材，那么从逻辑上说《我的奋斗》就也能用于教材；但如果日本政府敢于声称《我的奋斗》可用于教材，那么就可能遭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声讨。
对于在野党的上述考虑，安倍政府心知肚明。不过，由于之前已宣称《教育敕语》可用于教材，况且这也是安倍及其背后的保守势力所力推的，安倍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改口。因此，面对在野党设下的这样一个“陷阱”，安倍政府也只能硬着头皮强行突破，称《我的奋斗》也可用于教材，以与对《教育敕语》的立场保持一致。这充分表明安倍政权依然顽固坚持错误的历史观。
压制国内舆论，有恃无恐
公然宣称可将《我的奋斗》引入教材，对安倍政府来说本应具有极大风险，然而安倍此次却敢于以强行突破的形式应对在野党设下的“陷阱”。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基于安倍对自己掌控政权能力的自信。
安倍政府对国内舆论的控制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安倍不仅将右翼人物安插进媒体领导层，还利用各种机会对左翼媒体和进步媒体人士进行打压。安倍政府强行通过的《特定秘密保护法》规定，政府可自主将相关信息定为“特定秘密”，泄密将遭重罚，这使得媒体只能按政府的口径进行报道。严格的舆论控制使日本国内右翼思潮大行其道。
日本政界也呈现安倍一家独大的局面。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前身为民主党）2012年下台后一蹶不振，面临重大危机。其他在野党更是弱小，完全无法挑战自民党的执政地位。而安倍在自民党内部也没有有力竞争者。
今年2月以来，安倍遭遇森友学园“地价门”风波。但这场“安倍第二次上台以来最大的执政危机”在喧嚣过后很快恢复平静，安倍地位依然稳固。
对国内舆论和政界的牢固掌控，使安倍面对《我的奋斗》这种敏感问题时也有了强硬回应的“底气”。事实上，对于此次事件，在中国外交部发声前，日本仅有时事社一家媒体简短报道了答辩书的内容，其他媒体则是“集体噤声”。
进行模糊处理，留有后手
由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纳粹思想极为警惕，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批评，安倍政府在答辩书的措辞上也进行了模糊处理。
宫崎岳志在质问书中问道，关于《我的奋斗》，“除了以批判的观点和作为历史事实进行介绍以外，摘录其中一部分作为道德和国语教材使用是否不被否定”。从时事社披露的答辩书内容来看，安倍政府对此没有给予正面回答，只是称，引用该书内容要“遵从教育基本法等（法律法规）的宗旨”，必须是“有益和恰当的”。这与要求引用《教育敕语》时“不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表述如出一辙。
然而，这种模糊表态其实是安倍政府留的后手，因为到底是否遵从相关法律的判断权最终还是在日本政府手中，例如日本的教科书都要经过文部科学省的审定。对于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唾弃的《我的奋斗》，安倍政府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或许会适当从紧，但对于其力推的《教育敕语》，可以预见，只要舆论环境尚可，安倍政府便会大开绿灯。
（文 | 新华社记者刘赞）
在长安建都乃千年之计，大汉繁荣至此开始
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定都，到公元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离开，期间虽然并未一直作为京城存在，但长安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足有千年之久。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点击图片，查看所有往期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