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君曰】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广为人知的作品；万历十五年，也是许多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症结所在，即使，看似平平淡淡的这一年，经常被人们所忽视。
现在，就跟着作者的脚步，一起踏入这一年吧。
《万历十五年》|任性皇帝和双重性格的文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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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年，大明朝的万历皇帝长大了，翅膀硬了，把辅佐自己的老头张居正清算完毕，正欲励精图治。
万万没想到！文官集团以儒家道德严格要求皇帝，阻止了皇帝改立太子的想法。万历一气之下，从此不理朝政，就是这么任性。那些像“道德婊”一样的文官们，表面上用严苛的道德和礼教约束皇帝，背地里却又个个是贪赃枉法、碌碌无为。新任首辅申时行，夹在任性皇帝和这些有双重性格的文官之间，里外不是人。
武将有戚继光，文官有海瑞，他们都无力挽回明朝的大厦将倾。这要怪谁呢？来看黄仁宇是如何用“大历史观”进行解释的。
万历十五年（1587年），皇帝24岁，登基已经15年之久。
万历登基时，年龄太小，辅佐他的是首辅张居正，兼小皇帝的老师。
张老师很严厉，小皇帝也很听话。太后对于皇帝非常严格，万历经常因犯错而受到长跪的惩罚。
一次，天空出现不详的“星变”，万历只得检讨自己，以求上天的原谅。这次“星变”的天文现象持续了两年，皇帝也就自省了两年。
皇帝在书法上进步很快。但张居正建议，不宜在这上面浪费过多精力。皇上喜欢的书法课就这样被取消了。
空虚无聊的万历，在自己的行宫举行了一次极尽欢乐的夜宴。这种不检点的消遣方式，被太后发现了。太后警告万历，如果不改正，就要废掉他。万历在太后面前，跪求了很久才得到原谅，并写了保证书。
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在皇帝还小，力量还弱的时候。
万历登基最初的10年，朝政欣欣向荣。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张居正。这就难怪万历对张居正敬爱有加了。
受气包：万历
明朝严格限制外戚、叔父等人，废除了丞相，防止他们在君主年幼时干政。然而，皇帝难以应付越来越多的政务。于是，大学士逐渐就行使了丞相的职权。特别是首辅，权利较大。另外，皇帝开始任用宦官作为私人秘书，处理奏折，也就是秉笔太监。
大学士草拟的政策需要皇帝做裁决。皇帝和大学士之间，通常保持着一定的默契，可以让大学士的草拟完美体现皇帝的意图，而这又少不了宦官的从中协调。皇帝又可以同时制衡文官和宦官，左提右挈，相互制约。看似完美。
事实上，万里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已经权倾朝野。他都不用亲自出面，就会有人投其所好，帮他铲除异己。
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规定，张居正应该丁忧，也就是要休假3年。但国家大事离不开首辅，皇帝决定依例，挽留张居正。
然而，文官们并不相信张居正请求丁忧的诚意，怀疑张居正想赖着首辅的位置不走。怀疑张居正的人，马上被以其他的借口弹劾。这立刻引发了文官们更大的愤怒，他们直接弹劾张居正。同样的，张居正靠着自己的影响力，再次让弹劾他的官员一律受到惩罚。
皇帝也坚决的支持张居正，这大大的出乎反张派的意料。之后，张居正穿着丧服继续照常办公。即使在回乡安葬其父的几个月内，他仍然处理重要政务。路途中排场浩大，气势煊赫。
张居正
1582年，张居正去世了，生前得到了明朝有史以来的最高荣耀。可是不到半年，反张派就对张居正进行了彻底的攻击，盖棺定论为结党营私、居心叵测的奸臣。
前任首辅高拱，在他的遗属中，详述了张居正的罪状，引发了文官和舆论的普遍认可。至此，万历对张居正已经彻底失望：他的敬爱的老师，在要求皇帝节俭的同时，自己生活却极其奢侈。
张居正在死后被抄家，定罪为：“专权乱政”，并剖棺戮尸。
整个明朝的集权统治，依赖文官集团作为管理方法。
中央对基层县份的实际情形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也就是地方官问责制。一项政策能否成功的实施，要看它与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再完美，仍然是空中楼阁。
这个帝国，既不崇尚武功，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人民生活的宏愿，只要求在黎民不饥不寒的低保准下维持长治久安。朝廷的最大任务也只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和谐。
张居正的曾经力主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初衷是好的，力图振作。例如，他要求全国各县把税收按规定全部缴足。但是，这给文官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过于严苛，有失宽厚。
他的改革触犯了文官集团的利益，自然不能顺利的执行。他在位时，可以利用权势压制反对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改革和新政也就付诸东流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厉行节俭，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当然会授人以口实。其实，张居正完全可以采用比较温和的方法，循循善诱，不去触怒文官。
明朝的文官已经形成一个集团，他们有共同的“三观”，即儒家的道德准则。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包括老乡、同年、师生关系，使文官形成了各种小集团和派系。他们彼此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起。一旦得罪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甚至得罪了全国。
文官的性格具有两面性：既有“阳”的一面，也有“阴”的一面。
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文官，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另一方面，又贪图私立，利用体制的各种漏洞，中饱私囊。
文官中，大多数人觉得利用灰色收入补贴官俸的不足，是理所应当的。另有相当数量的贪官，声名狼藉、劣迹斑斑。还有一部分极端人物，清高自负，坚持绝对的儒家道德观念。
此外，对文官的所谓直言劝谏。万历皇帝也不认为他们是在尽忠，而是把正直当做商品，不惜用诽谤人君的方法做本钱，沽名钓誉。
文官的两面性，张居正解决不了，任何一个其他的首辅也解决不了的。张居正死于文官之手，可悲可叹。
为了巩固皇权的统治基础，皇帝需要参加各种礼仪、照章办理。
例如，祭天地、拜祖庙，皇帝需要频繁更换冠服，一日达数次。每年在先农坛的“亲耕”，流程复杂而冗长，都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就连每日的早朝，也会让精力充沛的皇帝感到难以坚持下去。文官们天没亮就要在宫门前守候着。会有纠察官，点名，记下咳嗽吐痰、走路不稳重等失仪行为。皇帝驾到后，鸣鞭，百官行礼。之后四品以上官员进入大殿，汇报各部门的政务并请求指示。皇帝则要提出问题或作出答复。这种繁重仪式，让百官和皇帝都深以为苦。
另外一个重要仪式是：经筵。每月三次，由讲师给皇帝和大臣们讲解四书和儒家经典，阐述圣贤之道，并对皇帝提出规劝。时间又长，仪式又呆板。
皇帝亲自参加各种仪式，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受儒家道德的约束。在天寒地冻、酷暑难耐的时候坚持早朝和经筵，也表现了皇帝和大臣们坚决的遵守儒家的统治理念和道德。
这些烦人的礼仪，却是这个国家的重要制度，借此来巩固君权神授的统治根基。
从小就饱受各种仪式所累，受到文官的种种限制。万历皇帝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单调和疲劳。
万历对自己的皇后没有兴趣。他在18岁时，遇到了他钟爱一生的郑贵妃。他们具有同样的读书兴趣。郑贵妃给以万历无微不至的照顾，她不像其他人那样畏惧皇帝，而是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能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只有她能填补了皇帝的精神上的缺陷。
万历想要册立郑贵妃的之子为太子，废长立幼。然而，文官们是不会同意的。文官要把皇帝强行纳入他们所设置的道德规范中，不允许万历个性自由发展，不允许他偏袒自己的皇子。
万历没有强迫文官接受他的主张，只是对这一切置若枉然，不提立长子为太子的事。就这样双方僵持了10年。迫于舆论压力，万历最后放弃了废长立幼的打算。
但是他决定报复。他已经不愿意和文官配合了，任性的开始了长达20年的罢工。
万历不参加早朝和各种仪式，对于文官们的抗议和劝谏，他不加答辩。对于人事的任命从不表态。到了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后就意味着这个官位将被废除，因为不会再有人补缺。最后，官员的派遣竟然采用抽签来决定。
奇怪的是，万历依旧批阅奏折。这样，他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他奉行的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让文官们找不到可以“造反”的理由。
皇帝作为一国之君，本应该努力保持与文官的平衡。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又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依据儒家道德观，尽忠国事。
文官们维持了整个帝国的运行，鞠躬尽瘁，他们理应得到物质上的报酬，升官发财。可是，文官通过立储一事，看到万历皇帝是如此缺乏信用、没有气魄。他们的期望全成了泡影。从此，文官和皇帝进入对抗模式，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整个帝国逐步走向大厦将倾，走向崩溃。
继任张居正的新首辅是申时行。那时，万历皇帝开始以各种理由请假，不参加早朝和经筵。据传，皇帝在皇宫内骑马、游乐过度、与妃嫔交往过于密切等等。
申时行看来，文官好几个月见不到皇帝，就很难维持对帝国的信心，也就很难相信皇帝对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也就很难再尽忠竭力。
当然，申时行也看透了，这个国家为了解决问题而设立的文官，现在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最大问题。这点他比张居正要强得多。在例行的官员考察中，他力主采取温和的方式，稳定了文官集团的情绪，也稳定了自己的首辅地位。
申时行仍然维持着这个朝廷的礼仪，勉力维持万历皇帝与文官们的关系。申时行用温和的语言劝说皇帝，在很多问题都有所通融。
不过，申时行还是不能劝说皇帝参加各种礼仪。皇帝已经放弃了诚意。另一方面，申时行被视为和事老，没有得到全部文官的谅解和认可。
最后，申时行因为在册立太子事件中，有骑墙的嫌疑，被文官们弹劾，只得离职。
万历年间的一朵奇葩就是海瑞了。他就是这个帝国依靠到道德进行统治的典型产物。
和其他文官不同，海瑞对于道德和法律，是按照规定的最高、最严格的标准执行的。清廉、严格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就是那种只有阳面，没有阴面的文官。
海瑞出名是从对皇帝的直言劝谏开始的，他几乎把皇帝批评的一无是处。然而，皇帝并没有对海瑞任何惩罚。因为，皇帝很为难，这个国家的道德基础，要求鼓励这种忠臣的行为。同样，文官们也不能拿海瑞怎么样，他已经是一个有声望的、以诤谏名著天下的忠臣。
后来，海瑞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他草率的干预了境内的农田所有权，招致全面反对，最后被罢免。很多人开始怀疑海瑞确系怪癖而不近人情，志大而才疏。
然而，这就给朝廷的带来了一个矛盾。为什么如此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海瑞，却成了当局的障碍。可见，此时帝国的政治措施已经和最初的立国根本脱节，道德只是道德，而实际做事则是另一回事。
阳是阳，阴是阴，已经难以在阴阳之间找到一个折中了。
海瑞
一代名将戚继光因为与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最终被弹劾罢官。这种不幸，在明朝有着普遍性和必然性。万历年间的多位高级将领，都有过被拘禁、革职或戍边，难得善终。
为了防止武将的割据，明朝一直保持着重文轻武、文官压制武官的趋向。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馆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也常对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武将难以得到培养和重视，也就很少有人具有运筹帷幄的谋略。武将废弛，军事衰退。
戚继光靠“戚家军”对付倭寇。一直战斗力强大的军队，必然需要高效的管理和后勤机制。然而，在明朝的文官体制难以与之匹配的，自然看不到任何军事上的进步了。
在这种环境下，戚家军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戚继光清醒的认识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只允许军事技术的简单创新，其他任何军户制度和补给制度的改革，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戚继光只能靠着自创的阵法，成功的镇压了倭寇。然而，当戚继光被调往北方任总兵后，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只能在张居正的强有力支持下，才能实施。事实上，在戚继光镇守北方的几年间，蒙古就再没有过入侵，可谓成就显著。然而，戚继光的改革，却是文官集团所不能允许的。一旦张居正倒台，戚继光和他的改革自然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报复。
万历和文官集团的决裂，诱因是立储上的分歧。这既要怪万历太过于任性，又要怪文官们各个都是“道德婊”，是双重性格的人。
其实，万历完全可以在立储之事上采用强硬态度，册立郑贵妃为皇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立自己喜欢的太子了。还可以坚持立储大事，不容旁人置喙。然而，万历并没有这样做。
这本质上是因为儒家严格的道德标准与皇帝自身个性之间的矛盾，是无解的。本朝的统治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而是依赖于儒家道德。例如，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这些礼教都已经成为君臣和百姓心中的纲常伦理不容动摇。改变了这些原则，也就改变了这个国家所依赖的法理。万历不能反抗。
另外，明朝以文官为支柱，需要他们来管理国家。文官集团早已成熟，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不允许君主的任何嗜好和偏爱。只有听凭文官们摆布的才会被称颂为有道明君。
皇帝的言行必须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然而这些规范的解释权属于文官集团。他不被允许像文官一样，在阳之外存在阴的一面，即不能有自己的嗜好和偏见。
文官的双重性格，早已积重难返。万历无力回天，只能欣然接受了文官集团对他的这种“精神上的活埋”。
万历的立储心愿难以实现，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从此，万历就成了孤独的君主。可悲的万历皇帝，一定死不瞑目。它最心爱的郑贵妃，这个唯一把他当成一个人的女人，死后也没有被允许埋进皇帝的陵墓，没能长眠在他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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