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浪潮 1：我国台湾是如何走上芯片制造这条路的？
各位书友大家好，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过两本芯片战争，一本红色封面的，是中国科技作家余盛写的，另一本蓝色封面的，是美国科技作家米勒写的，分别代表中美两种视角下，去看待中美的芯片博弈，今天我们再讲一本，叫做芯片浪潮，纳米工艺背后的全球竞争，作者还是余盛老师，这本书，主要讲了我国台湾芯片产业的发展之路，以及现在的全球竞争力。看台湾为什么能做到全球芯片之巅。到底作对了哪些事情。其实中美都知道，未来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其实说到底就是算力的竞争，而算力竞争的基础就是芯片的竞争。美国当年击败了两个竞争对手，苏联和日本，也都是在科技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这一场芯片的战争，我们不能输，更是输不起。
50年代的时候，我国台湾的经济还在迷茫之中，一开始就做点轻工生产，主要就是纺织，食品，水泥，塑胶，这些投资少，技术要求不高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进口替代策略，几乎完全依靠民间投资，这种经济确实让台湾经济走出了二战泥潭。60年到70年，台湾的出口额从5亿美元，增加到40亿美元，GDP年均增长15.3%，人均生产总值增长了3倍，美国和日本把设备供给到台湾，然后从台湾进口商品。到了70年代中期，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被称之为亚洲经济四小龙。
但后来，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些亚洲四小虎也跑出来抢生意，他们拥有比台湾更加便宜的年轻劳动力，而台湾无法在轻工产品上持续保持竞争力，亟待做产业升级。当时的经济部门负责人，孙运璇向蒋经国建议，应该效仿韩国，成立台湾地区的工业技术研究院。这个组织后来被称为工研院，他本来想的是学习韩国，让财团的形式成立工研院，这样能突破公务员薪水的限制，能够聘请更好的人才，但是遭到反对，说这是化公为私，后患无穷。最终被否决。
73年后，石油危机冲击欧美国家，台湾地区也是能源贫乏，所以造成了经济动荡物价上涨。75年GDP骤降到7.4%，蒋经国为了推动经济，把出口替代政策，调整为出口扩张政策，优先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重工业。还设定了十大建设计划，大概需要60亿美元，当时也没什么钱，所以4成，估计得发外债。当时阻力很大，但蒋经国力排众议，说今天不作，明天会后悔。
这十大建设计划覆盖炼钢，造船，石油化工等重工业企业。这就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所以又把工研院的方案拿了出来。最终多方沟通下，勉强获得通过。孙运璇也就成了工研院之父。不过工研院虽然借着工业技术的名义，但孙运璇却并不想让他向工业方向发展，他觉得重工业台湾没啥优势，只能朝着技术密集型高科技产业转型，所以工研院上来就按照高科技做的导向。这个也得到了蒋经国的认可，希望推动几项有突破意义的科技计划，项目越大越好。于是他们就把目光锁定在了电子工业上面。
1974年2月7日，台北市的一个豆浆店里，包括孙运璇在内的7巨头，吃了一顿早餐。这里面有个人叫做潘文渊，是斯坦福的博士，45年就在美国无线电公司，普林斯顿实验室工作，属于是电子产业方面的专家，后来他被称之为台湾的集成电路之父，他提出未来台湾的经济发展方向，要做成用集成电路也就是 芯片为核心，带动电子工业发展，向高科技产业转型。这一年，美国的硅谷也在发生着重大的科技革命，英特尔推出了首款商业化的8位单芯片微型处理器8080，让个人电脑的诞生成为了可能。
我国台湾地区，对于芯片的关注并不算晚，60年的时候，台湾交通大学就成立了电子研究所，66年制造出了台湾第一颗芯片，但一直停留在学术研究阶段，当时的台湾人民对这些东西，基本没什么意识。
潘文渊提出了一整套集成电路计划草案，获得了孙运璇的认可。工研院就此成立了电子工业发展中心，潘文渊也提前从美国无线电公司退休，担任电子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当时潘文渊最熟悉的就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的那种CMOS技术，所以他觉得，应该先从这里入手。这需要台湾当局要投入1000万美元，来向美国无线电采购设备，之所以是买，不是自主研发，主要是为了抢时间。因为当时摩尔定律已经启动，台湾没有时间再去从头搞研发了。
一说投钱，争议就来了，因为当时台湾地区的外汇储备不过10亿美元，很多人都质疑，台湾能否发展这么高科技的项目，毕竟之前加拿大和英国都失败了。这种失败论，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舆论环境差不多，一说什么都是中国落后了， 美国先进的不得了，我们没戏了，但其实之前的轻工，重工，家电，汽车，通信我们哪一个不是从巨大的落后中起步，从而迎难赶上的。
当时孙运璇也是以一己之力，抗住巨大的压力，推动项目批准。可以说正式这1000万美元的投资，打下了未来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腾飞的基础。半导体这个产业，前期的投入实在是太大，很少有民间企业能够自己做起来，即便是美国的仙童和后来的英特尔也都是在军方的订单需求下起步的。日本，韩国，以及我们的台湾和大陆，也都是如此。前期都离不开国家投入。
1976年3月，工研院与美国无线电签订了5年技术转移协议，合作开发芯片，随后工研院招兵买马，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一批博士，放弃了美国工作机会，加入了工研院的电子工业发展中心。随后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被派往美国接受培训，这批培训生当中，很多都成为了日后台湾半导体工业的中流砥柱。
在孙运璇的不断努力下， 工研院还在新竹征用了土地，开始建设第一座芯片工厂，耗费5亿新台币，使用7纳米工艺，每周可以量产300片3英寸晶圆。当时他们的目标，就是能够生产电子手表。把电子表当成了当时检验技术成果的载体。
一年之后，工厂建成，培训生也都返回台湾，利用他们所学的技术，开始生产电子表芯片。在示范工厂运行6个月后，成品率竟然高达70%，这令美国人也是刮目相看，当时美国无线电自己的工厂， 成品率也才50%。所以这让美国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花钱把这个工厂买下来。但工研院不卖，他们要保住这个产业的火种。
1978年，方贤齐成为工研院的第二任院长，他更有力的推动半导体项目，1979年，示范工厂运行满一年，成本控制很好，净利率高达20%。运营团队一看，这个生意不错啊，于是就有了成立公司，当成生意去做的想法。此时台湾地区的经济也在受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他们也有意把示范工厂，转成民营。打算把这个工研院电子所拿出来，组织一批民营企业，作为原始股东参与其中。
当时全球半导体来看，主流是4英寸晶圆厂，先进的国家甚至是5英寸和6英寸的厂，所以3英寸的晶圆厂，还没有什么太强的竞争力。当时台湾地区的企业家，对半导体也完全不理解，所以投资意愿并不高。原计划从民间筹资8亿新台币，出让一半股份，但最后仅仅筹措到5亿新台币。官方资本还是占了70%。后来大家发现，这些原始股东的名称中，竟然都有一个中华的华字，于是这家新成立的半导体公司，就取名为联华电子。1980年5月22日正式挂牌，而方贤齐就成为董事长。
与此同时，新竹科学工业园，也开始设立，这多亏了李国鼎的推进，他也是英国剑桥的留学生，回来后，65年做到了台湾经济事物主管部门负责人的位置，69年的又主管了台湾地区的财政。76年仕途不顺，成为政务委员，这是一个闲职，但同时兼任科技小组召集人。这个职务确实也成就了他台湾科技的教父的名誉。他建立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联系渠道，全程参与和推动风险投资事业，让硅谷华人来台湾创业变得更加容易，还成立了智库性质的资策会，募集8000万新台币，当时这些企业家甚至不知道资策会是干什么的，但李国鼎要钱，他们都会鼎力支持。资策会在日后，也大大推动了台湾地区信息产业的发展。
李国鼎也深得蒋经国的信任，他要设立科技顾问委员会，同时也承认，自己不懂半导体，但不懂才要投。蒋经国也拿他无可奈何，只能支持。这个顾问委员会，日后对台湾的半导体工业，到底有多重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