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江西中路和汉口路口有一栋低调却瞩目的大楼，稳重沉实，细节含巴洛克风味。这幢新古典主义建筑始于
1922
年，在其后的
20
多年中一直是上海最高行政权力的所在。它的大门先后挂过公共租界工部局、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和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的牌匾。
2019年4月，正在整修的老市府大楼
我们要讲的故事就在这里发生。
1948
年春天，也就是“盒马鲜生”打出广告号称“穿越历史老集市，让物价回归
1948
”的那个年份，一个名叫魏孝刚的市府公务员在请了多日的病假后仍迟迟没来上班。
1948年的物价，一点也不好玩
魏君四十多岁，是市政府新闻处的一个科长，擅长公文，更能写一手好字。年纪虽然不轻，情路却也不顺，魏君遂拍案而起，在市府内宣称组织“追求同盟”，自任盟主并广纳盟友，立志在情路上自力更生，做大做强。
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魏君的症结不在情志。
一位与魏孝刚有工作联系的《申报》记者回忆道，即便晚上是
AA
制的聚餐（当时叫做“蜻蜓咬尾巴”，也就是自己吃自己），魏君也会溜掉，原因很简单：实在付不起自己的那份餐费。魏君常常只能溜去二马路（今上海九江路）吃一碗阳春面。一碗光面下肚，无处可去的魏君又只能回到市府，摸着黑上楼，就在他的写字台上睡觉，这就是魏君的“家”。
一个科长，虽不是市府里多大的官，但在当时也需要有大学学历和在公务机关当过高级办事员的资历。按理来说，不至于如此潦倒。但在
70
年前的上海，苟活的公职人员确是真实的存在。
魏科长如此，魏科长之下的职员生活更是艰苦，领到的薪水除了能在市府食堂混上一粥两饭之外几乎所剩无几。在市府公务员之中，更有甚者因生活不能维持，不得不将四个女儿送进上海泰兴路的妇女教养所。
“科长吃光面，工友睡地板，无力养子女送进教养所”，《申报》1949年3月7日
所以，当一向风趣的魏君仍迟迟未在市府出现，一纸死讯却寄到的时候，无论是市府同僚还是与魏君有日常接触的新闻记者，都不觉得这是一个意外。
魏君死后，遗留在市府办公室的遗物，竟然只有在新闻处壁橱里的一条两年来从来没洗过的破棉絮，这是每天晚上陪伴他、为他取暖的恩物。
如果魏孝刚能够活到
1949
年，他也许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财政崩溃是怎样一种体验。
1949
年
3
月，像魏君这样的科长，月薪大概是金圆券
1
万元左右，而当时上海的米价一石（约相当于
120
斤）就达到了
23300
元。科长的薪水也就只够每天一斤半多的米钱。
1949年3月8日《申报》刊载的上海市价
为支付与共产党作战的军费，国民政府法币的发行量由抗战胜利时的
5569
亿元快速上升至
1948
年
8
月的
604
万亿元，三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
战争导致的物资匮乏和通货发行数量的剧增带来了难以遏制的涨价风潮。
1948
年
8
月
18
日，国民政府下令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强制要求市面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国民政府原计划通过发行金圆券，以行政手段强迫冻结物价。但事与愿违，行政手段对于价格的控制使得市场出现了有价无市的状况。最终金圆券的发行限额也没守住，重演了法币发行的疯狂，恶性通胀再一次上演。
1948年12月，涌入银行将金圆券兑换成黄金的上海市民
在国共内战的暴风骤雨中，上海市府公务员在涨价狂潮中的窘迫生活大概还能算得上是风暴眼中短暂的平静。
1949
年的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一个月后，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迁往广州办公。而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依然继续和他的
1200
余名公务人员继续在市府大楼艰难维持着机构的运转。在当年
1
月举行的上海市参议会第一届第八次大会上，身为堂堂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的吴市长在致辞中无奈地说：“际此局势动荡期间，负责中央或地方行政机关人员最为困难，许多事件都无法处理……因此本人有一感觉，以为或是前世作孽，今世才罚当地方行政官员。”
1946年5月至1949年4月担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
顺便提一句，据报载，当时吴市长的月薪是金圆券
17400
元，恰够为太太买一双丝袜。
3
个月后，吴国桢辞任上海市长。
吴国桢辞职信
1949
年
4
月
20
日，国民政府正式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正式破裂。
4
月
21
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两天后，解放军攻陷南京，随后迅速延沪宁线向上海推进。
1949年5月19日，信心满满的汤恩伯
而此时的上海，仍有国民党的
20
余万军队固守吴淞、月浦、杨行、刘行、大场和浦东高行、高桥等地区，以保障吴淞和市区。
5
月
12
日，解放军对上海外围发动攻势，上海战役正式打响。
5
月
14
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兵分两路，采取钳形攻势，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吴淞口，断敌海上退路，尔后再围攻市区。
5
月
19
日，国民党军上海守将汤恩伯在接受《申报》采访时说：“相信必能发挥伟大之力量，争取淞沪保卫战之最后胜利”。
而此时，身处风暴眼之中的上海舆论，开始对已解放地区的情形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少数从苏皖两省进沪的客商所带来的见闻也成为了当时报章追逐的热点题材。
《申报》刊载的苏州来客见闻
有客商从苏州而来称，解放军进城后即改苏州为市，任命惠浴宇、吴明为正副市长。由于国民党的撤离速度显然远超过解放军的预想，因而接收工作因此毫无准备，接收人员都很年轻，大多为
20
岁左右，对接收机关的业务情形茫然无知。特别对于金融机构的业务接收可能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来者提到，“人民银行”苏州分行经理首次召集银行钱庄代表谈话时，还身穿士兵军服，“与会者均大吃一惊”。
《申报》刊载的无锡来沪商人见闻
由无锡来沪的客商也带来了类似的信息，由于进军的速度远超预想，反而使得解放军进城接收工作“顿觉千头万绪、无从着手”。在解放军进城后，无锡市内的工商业和娱乐业并没有发生变化，依然照常运转。但营业清淡，很多工商企业发不出工资，成品也无法外销。有投机商人看准时机，在城中公园茶室内举行茶舞，解放军官兵也欣然前往观光，“对电灯电线及电影等均感兴趣，其他对于橡胶鞋及自来水笔亦均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