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绍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
由于代议民主已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一批严肃的思考者开始试图跳出选举民主的框框，重新审视一些司空见惯的问题，如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选举民主到底是不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式？实现民主还有哪些更有欲、更可行的方式？正是在对代议民主一波又一波的反思热潮中，抽签也趁势浴火重生了。
一、
抽签理论：从边缘到进入主流
对抽签的理论探索在
21
世纪进入高潮。
21
世纪虽然仅仅过去了
16
年，但我们已经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将是抽签重生的世纪。图
1
很直观地告诉我们，
21
世纪头
10
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接近此前
20
年的总和；而过去
7
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几乎相当于此前
260
年的总和！最近一些年，出现了大量跟抽签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如在英国，
Imprint Academic
出版集团已经推出“抽签与公共政策”（
Sortition and Public Policy
）系列丛书，现已出版
9
本专著，包括《公共生活中的博彩》（
Peter Stone,Lotteries in Public Life:A Reader
），《雅典的选择：上议院的激进改革》（
Anthony Barnett & Peter Carty,The Athenian Option:Radical Reformfor the House of Lords
），《人民议会》（
Keith Sutherland,A People
’
s Parliament
），《公民立法》（
ErnestCallenbach & Michael Phillips,A Citizen Legislature
），《博彩的性质和作用》（
ThomasGataker,The Nature and Uses of Lotteries
），等等。一些大学与研究机构也纷纷举办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如
2005
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有关公民大会的专题研讨会；
2008
年，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研讨会，专题讨论“超越选举：新型代表的民主正当性”；巴黎政治大学（
Sciences Po
）政治研究中心（
Cevipof
）分别于
2008
年、
2011
年与
2012
年举办了
3
次有关抽签的专题学术研讨会；爱尔兰的都伯林三一学院于
2012
年
10
月举办了学术研讨会，专门讨论“作为民主体制的抽签”。另外，一些学术刊物也纷纷出版与抽签相关的特刊或者专辑，如《星座：批判与民主理论国际季刊》（
Constellation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Theory
）于
2010
年出版了有关抽签的专辑，其中包括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菲力普·佩蒂特收入该文集的文章（
Pettit
，
2010:426-434
）；又如《美好社会》（
The Good Society
）于
2011
年出版了
8
篇评论约翰·麦考米克《马基雅维利式民主》（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一书的专辑。
图
1
与抽签（
Sortition
）相关的学术出版物数量，
1749-2017
年
数据来源：
Google Scholar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除个别例外，参与抽签讨论的多是学术界的边缘人物；但随着巴伯、费希金、曼宁、麦考米克等人加入，越来越多的主流学者开始参与其中，如布鲁斯·阿克曼等（
Ackerman & Fishkin,2004
）、乔恩·埃尔斯特（
Elster,2013
）、桑福德·列文森（
Levinson,2006
）、尼尔·达克斯伯里（
Duxbury,1999
）。
2010
年以前，讨论抽签的场合往往是小型研讨会，难以引起广泛注意；现在这类讨论已开始登堂入室，进入大型学术活动。在美国政治学会
2011
年年会上，主席卡罗尔·佩特曼的年度演说谈及了抽签在民主参与中的作用（
Pateman,2012
：
7-19
）。一年后担任同一职务的简·曼斯布里奇也对抽签很有兴趣（
Mansbridg,1999
：
628-657; Parkinson & Mansbridge,2012
），她在自己的年度主席演说中再次提及抽签对民主的意义（
Mansbridge,2014
：
8-17
）。到了
2016
年，美国政治学会的年度大会不仅安排了一个圆桌讨论，专门关注“抽签与民主理论转型”，还有多个其它的小组讨论涉及与抽签相关的议题，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在这次大会上，一本刚刚从佛兰芒文译为英文、并受到欧美大众媒体广泛关注的小书《为民主而反对选举》也引起了政治学家们的热议，而这本书倡导的正是以抽签为基础重构民主制度（
Van Reybrouck,2016
）。该书的主张也得到了专事古希腊史研究的学者保罗·卡特利奇的呼应。
最近参与关于抽签讨论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敢于跳出主流民主理论的无形紧箍咒，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启用抽签这个民主、共和利器的必要性与适用性。抽签作为一种最古老的民主形式，它在哪些方面可以弥补以选举为特征的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不足，它又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实现更高质量的代表性？在新的民主实践中，抽签与商议两种形式能否结合，又应当如何结合？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抽签这种民主形式有何种价值，这些价值对我们推崇的人民当家作主有何意义？具体来说，抽签适用于哪些实践领域，它是只适用于特定领域，还是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决策领域？抽签适用于哪些层级的民主实践，它是只适用于基层、地区，还是可以适用包括国家层面甚至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组织？由抽签产生的机构所形成的商议结果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最终决策，它们是只具有参考价值，还是也应具有约束力？这些都是研究抽签理论的学者们试图回答的问题。尽管他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其努力的方向却是一致的，即必须进一步开发抽签这种民主形式的潜能。
抽签逐步摆脱边缘地位，引起越来越多主流学术界人士的关注，这说明代议民主框架内的思考已近枯竭，有必要另辟蹊径，探索民主新路。同等重要的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大批学者试图发展与抽签相关的理论，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意大利城邦共和国，抽签之所以被采用，往往没有任何理论的引领，几乎都是为解决实际问题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思想家们对它基本上视而不见；即使对它有所评论，往往不过是只言片语，导致有关抽签的思考无法系统化、理论化，难以隔世流传。结果，威尼斯共和国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