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专稿
作者：水文化研究学者 王坚
今日中国，虽仍是GDP“世界第二”的国家，却已经稳稳地站在了冲击“世界老
大”美国地位的锋口浪尖之上，悠然自信长袖善舞，至少是在统领“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领域，中国俨然已被全世界推举、公认成为引领者，和中国式“全球化”历史的创造者。中国正在用“一带一路”的创新实践回答世界的担心和疑虑“西方人非常关注的事情，是中国如何与世界打交道。
中国模式，如果说的是政治的模式，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中国经济的模式，自然每天都和世界息息相关；中国军事方面的模式，每天都和世界息息相关；中国外交方面的模式，每天都和世界息息相关。”（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语）
“中国的问题可能是全球的问题。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我们应该多了解多研究，这对西方国家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西方人感觉中国崛起是全世界的问题。四百年来，西方一直在各方面都处在领先位置，还没有习惯非西方的一个国家强大起来，导致全球受到一些影响。
这让西方人在心理上接纳起来非常难。从战略角度来说，他们害怕中国的崛起带动亚洲其他国家的崛起。而美国人最担心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外国人非常害怕民族主义。中国有近一百年被外国控制的历史，一般外国人现在害怕中国人报复。”（法国学者魏柳南语）
中国的崛起“挑战西方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 在西方，欧洲人和美国人统治了世界长达几个世纪，以至于其他人对全球霸权的宝座提出要求会让他们感到不适。中国通过竞争性的经济模式，国家资本主义挑战西方的经济思想。中国还表现出一种重商主义的姿态，让人觉得她几乎不关心其他任何人。
中国保持着对货币的控制，这样出口就能够战胜其他国家，还随时随地尽可能地为自己攫取自然资源。最糟糕的是，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西方关于民主和人权的理念截然相反。中国不仅在世界市场上与美国竞争，还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和政治体系。”
中国“为世界发生改变带来不确定性 事实上，人们只是在猜想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会怎么做。由于中国现在还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有理由认为，在现阶段，中国领导人应该会专注于对中国有利的事情。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有，其视野会不会更加宽广？我们不得而知。当美国取代衰落的不列颠帝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时候，全世界很清楚会发生什么。
总体而言，美国会继续坚持自由企业和民主理念。现在，一个同样重大的转变，东方的崛起正在发生，但人们不知道这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意味着什么。或许这是人们最担心的：一个正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世界的不确定性。”(美国迈克尔•舒曼语）
西方人群中，有这样或那样的担心和忧虑，一点也不奇怪。按照西方人理解之下的人类世界，就是一个现实版的“动物世界”。人，即是动物，具有动物身上所携带的一切属性：自私、贪婪、竞争、安全、繁衍、欲望、霸道、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竞争和生死就是恒定的主题。
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处也是竞斗力量的综合角力，强力者多占多用，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讲述“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一场与原有大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就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
有研究表明，套用西方人“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自1500年以来15次大国权力转移中，有11次是以战争为结局的，力量决定生死的命中率则高达70%以上，准确解释西方人治下的世界秩序不可谓不正确。
可是，今天正在超越“世界第一”美囯的，是非西方阵营中的一员，是西方人从来就没有从心里真正理解、认识、认可的东方大国-中国。直面中国的迅猛崛起，西方人的确是有点蒙圈，自乱了手脚，丢弃掉了方寸，不知道怎样应付中国的民族复兴，剩下的只是在那角落里自言自语，喋喋不休地嚷嚷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似乎少了西方，地球就将不再旋转？
西方人坚持认为非西方国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始创“黄祸”一词来描述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危险就在于他们既不是基督教同胞，也不是自由与平等的兄弟，而是一个失去尊严的、不入西方人法眼的有色种族。
美国人的想法虽略有不同，却也始终坚持认为：非西方国家要想获得发展并获得美国的信任，就必须以美国为榜样，因为“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可是，历史并没有按照西方人的设想演绎、前进，中国“意外”地和平崛起了，且正在全面高速超越西方世界。
沿用西方人固有的逻辑，中国的出路无非是二条：一是听从西方的安排，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成为西方的跑腿、附庸国家；或是拒绝走西方的道路，继续处于贫困、落后和混乱状态。但实际状况却是中国这个非西方国家，坚持走自己的成长道路，并大获成功。
这结果使西方国家感到不可思议，继而陷入焦虑、疑惑与不安。“中国崛起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以至于现在受到的考验不是北京的体制，而是我们的体制。中国模式成为强有力的替代模式或一种挑战，甚至让西方国家以及我们有关民主自由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见绌。”（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
对于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同理解，是东西方互不了解，产生隔阂和误解的最大的原因之一。西方人自17世纪开始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在西方推行宪政民主制度已经有近400年的历史，对于其政治体制的某些“优越性”倍感自豪。
然而，在西方民主进程中，由于不时出现的短暂威权独裁统治，给整个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伤害，故西方人对于独裁的威权体制保持一份特别的敏感和警觉，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对于独裁的权力行为都通过立法进行限制。“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美国前总统里根语）可见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厌烦、敌视政府的不满情绪。
然而，中国近40年所取得的辉煌巨大经济、社会成就，则是在国家的“大一统”制度优越性保证之下取得的，它是可以集中优势力量进行攻坚，办成欧美人无法办成，甚至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事实也充分印证如此惊人成效。西方人没整明白一个事实，中西方虽都有集权统治的形式，但其集权统治背后两者所代表的社会整体利益则完全不同，秉持的价值理念完全不同，所要想干的事业却大不相同，结果自然各异，大相径庭。西方行不通的东西却在东方兴盛，顺风顺水大行其道。
归根到底，西方的烦恼就在于他们正在丧失对中国的话语权，他们的内心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奈、无助，和无望。西方人的慌乱不堪和手足无策，源自他们对东方中国的傲慢，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无视、无知，以及对中国历史的严重误读。
中国的迅速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什么能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宿命？新兴的中国与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为什么有可能避免一场全面摊牌的战争较量？
这绝非是美国霸权的仁慈与善心所致，而是强大的中囯国家力量所根本框定、制约下实践和实现的。老二倒逼老大改变修正，使中美力量的对比、较量、转换升降极有可能是和平的，而且必须是和平的实现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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