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 学术苑
文章译者 | 杨志媛
编者按：过去小编一直搞不懂计量经济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偶遇大师就向其请教，其曰：研究变量之间关系的。醍醐灌顶！今发一文，虽时间已过半个世纪多，但该文仍值得深思细读。
本文旨在探讨社会学分析方案，该方案试图将人类群体生活归纳为变量及变量间的相互关系，下文将把该分析方案称为“变量分析”。该方法的使用很普遍，且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似乎将要成为正规社会学分析的规范，其复杂的形式似乎将要成为规范研究程序的模板。鉴于它对我们学科的影响，我认为最好着重说明它在实际应用中的缺点，并对其应用中的某些限制加以考虑。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讨论我目前所考虑到的它的缺点，第二部分将讨论更严重的问题，即关于其适当性的限制方面的讨论。
02. 变量分析的限制
在我看来，变量分析成功应用于人类群体生活的关键限制是由人类群体的解释或定义过程（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or definition）所决定的。我认为这一过程是人类行为的核心，它赋予人类群体生活一种似乎与变量分析的逻辑前提不一致的特征。我想详细解释一下我的想法。
除非我假设得太多，所有的社会学家都认识到人类群体活动基本上是通过解释或定义的过程进行的。作为人类，我们根据事物对我们来说的含义，单独地、集体地、社会性地行事。我们的世界由无数的事物组成——家、教堂、工作、大学教育、政治选举、朋友、敌国、牙刷，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但并不是每一个事物都有一个含义，使我们以此含义为基础去对待这些事物。在我们的活动中，我们通过认识到一个物体是这样或那样的，通过定义我们所处的情境，通过赋予这个或那个事件某种含义，以及在需要的地方，通过设计一种新的含义来涵盖一些新的或不同的东西，从而达到我们的目的。这是通过个体行动、群体行动、由多种行动共同构成的有效力的机构和由多样化的行动嵌入并组成的社会结构或社会的模式化行动实现的。我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人类群体生活主要看作是一个庞大的解释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过定义他们所遇到的对象、事件和情况，单独地和集体地指导他们自己。这一过程中的规则化活动（regularized activity）源于对稳定定义（stabilized definitions）的应用。因此，一项制度通过具有这种稳定定义的复杂关系来进行其复杂的活动。面对新情况或新经验，个人、团体、机构和社会都需要形成新的定义，这些新的定义可能会进入稳定含义的范畴。这似乎是新活动、新关系和新社会结构形成的特有方式。解释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庞大的消化过程，通过这个消化过程，经验转化为活动。虽然解释的过程并不包含导致人类群体活动和结构形成的所有因素，但我认为，它是人类群体生活得以继续和形成的主要手段。
任何旨在分析人类群体生活的一般特征的方案都必须符合这一解释过程，这是我建议的应用于变量分析的测试。这些通过直接或间接地面对人们来指定问题，然后进入人类群体的变量，必须通过这一解释过程来运作。那些被指定为关于利用人们经验事件的结果或影响的变量，将是解释过程的结果。目前我们这个领域的变量分析主要是处理这类变量。
毫无疑问，当目前的变量分析处理那些涉及到解释过程的人类群体生活事项或领域时，它明显倾向于忽略这一过程。传统的步骤是先确定某种被假设为对群体生活起作用的东西，并将其作为自变量，然后选择某种形式的群体活动作为因变量。自变量放在解释过程的开始部分，因变量放在解释过程的结束部分。中介过程（intervening process）被忽略了，或者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不需要考虑的东西。让我举几个典型的例子：电台政治节目的播出以及由此产生的投票意向的表示；黑人居民进入白人社区以及由此产生的白人居民对黑人的态度；企业倒闭的发生及由此造成的离婚率。这些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变量分析中很常见，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关心的是这两个变量，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消除了其他可能影响因变量的因素，则认为因变量的变化是自变量的必然结果。
在我看来，认为“在群体生活领域中自变量会自动地对因变量施加影响”的观点，是一个谬论。在以自变量为前提的经验事件与以因变量为代表的经验事件之间存在着一个定义的过程（a process of definition）。需要由听众对收音机里的政治节目进行理解；需要由白人来界定黑人进入白人社区对白人态度的影响；需要由夫妻双方从多方面解释，由许多事件组成的商业不景气对他们婚姻关系的影响。这种对中介过程的解释对结果至关重要，它使因变量的反应有意义。在我看来，鉴于定义过程中这两个变量的位置，有必要把这个过程纳入到对关系的考虑中。在变量分析中几乎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过程通常被完全忽略。如果认识到这一过程，则我们认为对该过程的研究是一个独立于变量关系的问题。
变量分析对解释过程的忽视，显然是基于“自变量预先决定解释”的默认假设，但这个假设没有根据。解释不是由变量预先决定的，仿佛像变量能给出自己的含义一样。如果有什么是我们知道的，那就是人类经验中的一个物体、事件或情境并不具有它自己的含义，其含义是被人类赋予的。
的确，在许多情况下，关于物体、事件或情境的解释可能是固定的，因为人们可能已经有了能立即应用的已构建好的含义。当这种稳定的解释发生和重现时，变量分析将不需要考虑解释。我们可以说，在给定条件下，自变量会根据因变量的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唯一必要的警惕是不要假定变量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内在的和普遍的，因为任何被定义的事物都可以被重新定义，所以这种关系没有内在的固定性。
除了单纯运用固定意义来解释的例子外，还有许多解释必须被另外建构的例子。在我们不断变化的社会中，这些例子明显地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变量分析必须在其分析方案中包括解释。在我看来，变量分析回避了这种包含解释的分析方案。
现在问题来了，变量分析如何包括解释的过程？猜测答案可能是将解释行为视为“中介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这意味着解释仅仅是一个中立的媒介，自变量通过它发挥影响，那么这当然不是答案。正如我所说，解释需要构建不由自变量决定的含义。
如果一个人接受了这一事实，并提议把解释行为当作一个形成过程（formative process）来对待，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如何把它描述成一个变量，要赋予它什么性质，一种性质还是一组性质？从任何意义上说，我们都不能用变量所构建的解释来描述解释过程。我们不能拿结果来代表过程，也不能用能够成为变量的对象、其评价或评估、建议的提示、自己或他人提出的定义来描述解释过程。这些东西在不同的解释实例中各不相同，并且在解释进一步发展时会随着时间点不同而变化。这些变化内容不能为把解释行为变成一个变量提供依据。
在我看来，将解释行为简化为组成部分并将这些部分作为变量来处理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的部分可能需要它是过程的一部分，比如个人的感知、认知、分析、评估和决策，对组内其他人的反应和其他形式社会互动的讨论和定义。同样的困难也存在于将任何一个过程部分变成变量，且这些变量又存在于完整的解释行为中。
解释行为如何被赋予变量逻辑上所需要的性质上稳定性（qualitative constancy）？这个问题迄今尚未得到解答。虽然人们可以为它设计某种“或多或少”（more or less）的维度，但需要把它作为一个变量或一组变量来捕捉，以反映它在将经验转化为活动方面的功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领域中所面临的变量分析的问题，甚至是困境。在变量分析的逻辑框架内，我看不到答案。解释的过程不是无关紧要的或过于讲究的，它在群体和个人经验中非常核心，不能作为偶然的兴趣而被搁置。
在我看来，变量分析作为一种分析人类群体生活的方案，除了回避解释过程之外，还有另一个深刻的缺陷。这一缺陷的根源在于研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使用截断因子（truncated factor），从而掩盖或错误地描述人类群体生活中的实际情况。这种不足之处源自于变量分析需要处理离散的、有清晰分界的和一元的变量（discrete, clean-cut and unitary variables）。我来解释一下。
变量分析作为一种工作程序，必然要对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清晰的识别。不管一个人后来可能如何用叠加的方式组合这些被识别的关系，一个聚类，一个链状排列，或一个“反馈”方案。变量研究的目标最初是分离出两个变量之间的一个简单而固定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将这两个变量中的每一个设置为一个有单一特点（unitary qualitative make-up）的单独项目。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在需要的地方为每个变量提供一个简单的特性或维度，其次要通过其他变量的排斥性或中立性，将变量分离开来。
这个方案的一个困难之处在于，实证中所使用的真正的社会学变量不是单一的或特异的（unitary or distinct）。当它真正的社会特性被捕捉到的时候，它变成了一种复杂的、内在驱动的综合体（intricate and inner-moving complex）。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以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相当清晰的变量关系为例，即计划生育计划与某一特定人群的出生率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变量，计划生育和出生率，都可以被赋予一个简单的离散和统一的特征。对于节育计划，我们可以只选择节育的时间，或者选择一些合理的衡量指标，如去节育诊所的人数。对于出生率，人们只能接受它的本来面目。显然，这足以使研究者确定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然而，仔细研究这两个变量在这个群体的生活中所代表的意义，我们会看到一幅不同的图景。因此，查看计划生育控制的如何进入人们的生活，我们需要注意很多事情，如人们的读写能力，打印信息的明晰性以及其分发的方式和范围，该项目主管和员工的社会地位，他们指导讲话的特点，人们定义参与节育的方式，与该项目相关的有影响力的重要人士的观点表达，以及在人们之间关于节育诊所讨论的性质。这些只是与节育计划如何进入人们生活有关的少数问题，但这个数字也足以显示一个原本看似简单的变量的复杂和内在驱动的特性。
另一个变量出生率也是类似的情况。出生率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和单一的问题，然而，就它在群体活动中所表达和代表的内容而言，它是极其复杂和多样化的。就算我们只需要考虑影响性行为的各种社会因素，出生率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性行为只是决定出生率的活动之一。男性和女性的自我观念，家庭生活观念，针对孩子的价值观，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亲近程度，家里的摆设（physical arrangements in the home），已成立机构的制裁措施，男子气概的标准，来自亲戚与邻居的压力，关于性行为中的适当的、方便的和可容忍的行为的观点等，这些只是与性行为相关的一部分因素，它们足以表明人类群体出生率在实际中的复杂性。
我认为，当一个社会学变量被转换成它所代表的实际群体活动时，人们会发现，它原来是一个复杂的、内在驱动的综合体。当然，就这种复杂性而言，社会学变量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差异。尽管如此，我相信人们通常会发现，变量的离散和单一特征消失了。
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麻烦的根源。在变量分析中，人们很可能会认为这两个变量像它们看起来那样简单而单一，并相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给定群体生活领域的现实分析。事实上，在群体生活中，这种联系更有可能发生在复杂的、多样化的和动态的活动之间。这些综合体中一个对另一个的作用，或者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都被“两个变量间关系”这一陈述所掩盖和歪曲。“变量间关系”这一陈述仅仅断言了缩略的对象间的关系，它忽略了人类群体活动中的综合体及其相互作用实际过程。在我看来，我们在这里面临的事实是，使变量分析具有高价值的特性是变量的性质稳定性（qualitative constancy）、有清晰分界的简单性（clean-cut simplicity）、像自由计数器般的易操作性（ease of manipulation as a sort of free counter）和其能够被纳入到决定性关系的能力（ability to be brought into decisive relation），而这些特性使变量分析掩盖了群体生活中真实作用因素的特点、真实的相互作用和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变量分析所面临的两大困难清楚地表明，需要对出现这些困难的领域采用一种明显不同的社会学分析方案。现在不是阐明这一方案性质的时候，我将只提到它的一些基本原理，以说明它的性质与变量分析有何根本不同。该方案的前提是，人类群体生活运作和形成的主要手段是一个庞大的、多样化的定义过程，该方案尊重这一过程的经验存在。它致力于分析人类群体生活的运作和形成，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试图追溯定义经验的方法，通过这些定义方法，生活方式、关系模式和社会形式得以发展，而不是将这些形式与一组选定的对象联系起来。它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看作是在动态结构中相互联系的，并认为必须从这种联系的角度来理解它们。因此，它并没有把这些项目作为脱离它们之间联系的离散事物来处理，而是作为一种给予它们社会特性的辅助情景的标志来看待这些项目。在寻找定义方法和动态关系网络（ferret out lines of definition and networks of moving relation）的过程中，它依赖于一种独特形式的步骤。这一步骤是通过对群体活动的观察和体验来研究群体活动。因此，它必然要求对这种体验和它的操作场景的非常熟悉。它使用广泛和交错的观察，而不是狭隘和分离的观察。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就像变量分析一样，它也能得出实证结果和“此时此地”的命题，尽管形式不同。最后，在根据结果和观点发展通用知识方面，它并不比变量分析更糟。
最后，我希望我对变量分析的批评不要被误解为“变量分析是无用的或者对社会逻辑分析没有贡献”。事实正好相反，变量分析适用于那些不受解释过程影响的社会生活和构成领域。这些领域是存在的，而且很重要。此外，在人类群体生活中解释性变量的分析领域（area of interpretative life），变量分析可以有效地挖掘出不太可能通过直接研究人们的经验而发现的稳定的解释模式。了解这种模式，或者更确切地说，了解反映这种模式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群体生活的“此时此地”特性具有重要价值，而且确实可能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所有这些适当的应用都使变量分析在我们的领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鉴于目前变量分析在社会学分析中形成规范和模板（norm and mode）的趋势，我认为认识到它的缺点和限制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