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阑夕
今年十月的一个下午，极客邦科技的创始人霍泰稳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所公证处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终于等到签署一份旨在整体收购InfoQ大中华区业务的协议，他说这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过程充满艰辛和踌躇。
一长串技术大牛的名字——响马、池建强、冯大辉、梁斌、郝培强、高春辉等——出现在微博或是朋友圈里向霍泰稳表达祝贺，对于一个技术社区而言，这或许是最为珍重的一排功勋章。
十年前，加拿大的工程师、Java领域的技术专家Floyd Marinescu创办了InfoQ，他的初衷是决定建立一个跨技术的在线新闻社区，帮助全球的技术从业者了解和探讨最新的软件资讯及开发实践，而中国则是多语种计划中的第一站。
霍泰稳是Floyd Marinescu的「中国合伙人」，这种合伙关系与其说是商业构造上的，不如说是开源主义的，除了最为简单和基础的股权协议之外，一切都围绕着价值文化本身展开，也就是如何促进技术知识的传播。
霍泰稳和Floyd Marinescu都认为那些隶属于传统科技媒体旗下的技术板块大多「缺乏激情」，如果媒体的操盘者自己无法对技术应用产生兴奋——甚至是狂热——那么在他们眼中的读者就只会沦为「广告的点击者」，这种关系既欠缺尊重，也极为疏远。
和Engadget、TechCrunch、Slashdot相似，InfoQ也是科技专业主义的产物之一，它们扎根于最具创造力的数字经济产业，承担着「巫师世界和麻瓜世界」的桥梁使命，美国已故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认为，权力的转移终将经由暴力、财富抵达知识，而所谓的「知识英雄」，则是带领人类进步的棋手。
实际上最早是由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权利（Power）」的理论，他被认为是提前预言了一百多年后工业革命席卷欧洲的实验科学家，而在今天，人们之所以关注来自硅谷、北京、伦敦以及东京的技术创新，是因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终将得到难以回头的改变，这种权力的作用，必然引起来自任何角度——正面抑或负面，商业以及伦理，赞颂还是批判——的审视。
今年早春，InfoQ的例行年度大会「QCon」在全球相继召开，霍泰稳和他的团队租下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接纳了数以万计的程序员们。现场也有黑客主题的展台，参展团队演示了通过一个「蜜罐」伪造公共Wi-Fi系统从而轻易捕获接入用户访问数据的互动项目，当数据一条一条的出现在大屏幕上时，兴奋和喝彩成为围观的主流情绪，极客从来不会掩饰对于打破规则的动力。
在热门美剧《生活大爆炸》的一集中，加州理工大学的那四名宅男通过电脑发出讯号环绕地球一圈之后，成功突破各种安全权限而控制了自己客厅的电灯开关，他们的美女邻居一脸的懵逼，说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样（无意义）的事情，得到的回应相当干脆利落：「因为我们可以（Becuse we can）。」
所以也不难理解公众对于阿里处理那几个抢月饼的程序员的态度和技术圈子截然相反，人们很难容忍在自己遵守法律的同时存在另一层面的豁免行为，无论它是基于难以言说的权贵阶级还是拒绝循规蹈矩的「极客精神」。
霍泰稳认为技术的价值不在于保持中立的刻板角色，而在于永远旺盛的创造力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一匹更快的马」的解决方案。而在这个过程中，外部沟通和内部沟通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TechCrunch和36氪这些媒体承担的是前者，而InfoQ承担的则是后者。
到了2016年，霍泰稳带领的极客邦科技已经超过了一百人，这个规模甚至已经是InfoQ主站团队的三倍多，但霍泰稳仍然焦虑于发展过慢，这才有了MBO交割的做法。
其中并不涉及任何对错之分，只是南橘北枳的差异作祟。
InfoQ在北美并不需要过多的商业化来吸引人才，西方的技术文化追求专注和纯粹，其成功学也并不以做大做强为荣，很多从事开源运动的自由软件作者更是对财富的增长无动于衷，在相对宽容和舒适的生活环境下，这种理想主义得以留存和光大，Floyd Marinescu也乐于将InfoQ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里，他和团队连办公室都没有，而以Wikipedia式的去中心协作办公模式维持项目，并享受这种「小而美」的自由氛围。
霍泰稳试着将这套经营模板在中国复制——赞助人的情怀付费、志愿者的义务劳动、极简化的管理风格、慢节奏的市场推进等——却总有「使不上力气」的挫败感：「很多人还是会把InfoQ当作是一个技术博客，你也没办法用这样的组织去雇佣优秀的人才，移动浪潮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和北美那边沟通说能不能在移动媒体方面做一些投入，但那边认为现有架构已经很好，似乎没有必要大刀阔斧的改动，沟通几轮之后，浪潮就已经过去了，我觉得还是非常可惜。」
就像36氪之于TechCrunch、58同城之于Craigslist、搜狗浏览器之于Mozilla，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及产品似乎无法避免趋于复杂和扩张的发展路径，它们无法接受平稳的增长曲线，而在市场和资本的驱动下永远保持狂奔，从而在硅谷原型的基础上不断造出北京奇迹。
显然，霍泰稳也不甘于一名技术网站「站长」的身份，在和Floyd Marinescu数度深谈之后，双方达成一致：极客邦科技（InfoQ中国的母公司）掏了一笔钱，向C4Media（InfoQ全球的母公司）收购中国区的整体业务，而C4Media则成为极客邦科技的一名新股东，提供后者需要的一切支持，但不插手管理。
这是一份两边都能接受且相互充分尊重的方案。
除了每个月有120万独立用户访问的InfoQ之外，极客邦科技目前还有StuQ和EGO两支业务品牌，它们试图贯穿技术从业者的职业生涯，也是从媒体到服务的升级演化：
去年年底，霍泰稳将「中国技术开放日」办到了旧金山，做了一次中国互联网佼佼者在海外的知识输出，阿里所分享的「双十一负载一秒钟数万次交易量」、腾讯所分享的「大面积服务故障的应对方略」和猎豹所分享的「利用大数据实现货币化的最优解」都让湾区的技术人员兴趣颇大。
这也是霍泰稳乐见其成的交流效率，开放本是推动创新的最大引擎，闭门造车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中国长久以来都是美国的学习者，但是因为市场倒逼的缘故，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太快，从商业模式的创新到技术应用的创新，这些都让美国那边开始变得好奇起来，两边的这种互动越多，它对整个行业的促进也就越好。」
巴西的知名投行3G资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运营企业需要找到的是「PSD雇员」，也就是「出身贫穷（Poor）、聪明灵活（Smart）、渴望成功（Desire）」的人才，这和硅谷崇尚的「A级人才论」差异巨大，乔布斯就说过他只青睐顶级的人才，「当你召集到五个精英之后，他们就会自动扩大团队。」
这也在人力资源的骨架上，造就了中美的鸿沟。
霍泰稳也同意实用主义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技术变迁，在没有斯坦福和伯克利的条件下，业务主导仍是互联网企业的天职，所以在论及开源这种事情时，中国技术从业者的参与力度无法匹配其体量：「当他每天需要加班到晚上十点，时常还要被996折腾得不轻，这是没有能力去做比肩美国同行的分享事业的。」
这也是InfoQ在中国不能拷贝「志愿者模式」的另一个原因，在很多时候，商业公司的运转机制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霍泰稳需要全职且勤奋的团队来扩大内容的容量和影响，并最终刺激服务业务的枝繁叶茂。
据说2016年也被称作是「知识经济元年」，这也算是给霍泰稳和极客邦科技的重新出发呈现出的一次吉兆。
今年夏天，霍泰稳组织技术开放日的日本站，带着数十名CTO东渡日本，在人满为患的一兰拉面，霍泰稳端起瓷碗饮尽汤底之后，发现碗底写着「喝完最后一滴汤汁，就是我们最大的喜悦」，他说自己「当时就被这种细节和体贴彻底征服了」，而这只是日本印象的沧海一粟。
「可能从结果上来看，很多人会认为日本互联网是落伍的，这也符合中国最近几年的主流声音，但是真的实际接触过了，才知道日本是有它自己的节奏的，做正确而非快速的事情，是它带给我们的最大震撼。」在极客邦科技这家公司上，霍泰稳也有一条关于「正确」的价值准则，即「每日精进」，这不仅用于激励内部团队，也在业务层面充分输出。
比如平安集团就是极客邦科技的服务客户之一，霍泰稳带着团队向这家处于互联网转型时期的巨型企业输出技术课程，帮助数以千计的员工系统性的理解和学习新技术、新工具和新语言，而这种努力终将改善平安集团的前端产品体验，惠及它的用户群体。
「其实我们的目标，也就是要让优秀的技术变得更容易传递，无论是对企业咨询还是对个人培训，它的服务能力都是从一而终的。」霍泰稳相信，这是「做正确的事情」这个信条，在他身上的实践。
知识经济的另一种应用，是对教育形式的改变，在当今的不少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教材相当落后——有学生曾晒出图片，其书本上对于手机操作系统的介绍仍以Symbian为主——科班教育的脱节，让职业性的人才缺口始终巨大。
所以霍泰稳在InfoQ居中的基础上，向下做了StuQ这个主要面向0到5年技术从业者的学习品牌，他发动一线工程师承担线上和线下的授课工作，帮助新入行者快速建立研发水平。 向上做了EGO这个面向CTO、技术VP、技术合伙人以及有技术背景的CEO等人员的职业社交网络，帮助他们提升管理技能和战略思考。
「我们和传统职业培训的不同在于，一切知识的传授都是实践性的，InfoQ在这上面积累了十年的经验，让活跃在上面的技术专家出来系统性的梳理和讲解，一定会是知识和技能的融合结果，而且它的频次是非常快的，一次线上课程很快就是几百人报名，而且还会走进企业，去做整体性的定制服务。」成立两年以来，StuQ已经服务了超过6万名用户和90家企业。
技术知识的迭代性质，使得这个行业永远奔流不息，加上年轻化用户的付费意愿持续走高的背景，这在霍泰稳看来是对极客邦科技开展多元化的最大利好，「停止学习就是失业的前奏。」
马云曾经讲过「红旗法案」的故事：汽车刚刚发明的时候，英国立法规定一辆汽车的上路必须要有人在汽车前方摇动红旗作为引导，且汽车的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4英里，这种以马车标准约束汽车的制度，让英国的汽车工业丧失先机，而宽松自由的美国则迅速跻身为「车轮上的国家」。
「红旗法案」在历史的尺度下无疑具有讽刺味道，但是抛开上帝视角，这种隐约的魔咒也旋绕在所有创新行业的耳边，当中国的个人云服务因为监管而不断遭到关闭，当美国的新任总统对硅谷发出狠话，都意味着长期博弈的难以幸免。
霍泰稳自述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通过技术创新改变世界的诱惑，要远远高于对于谨慎和安稳的盲从，只有在中世纪才有烧死女巫的传统，现代社会对于技术的认同一定会和全民的受惠程度成正比关系，而他和极客邦科技非常乐意在这个链条中扮演「霍格沃茨」的角色。
在朋友圈里，霍泰稳分享了SpaceX公布的移民火星计划的一则视频，他写道：「没有什么比梦想更为重要，它是激励我们每天前进，挖掘自身潜力的不二法门，将那些日常生活中牵绊我们的枷锁，自动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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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栏目，留给孤独而艰辛的创业者
这是一条荆棘从深的幽深道路
总有人说，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我想写的，是时代不要辜负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