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特朗普和习近平夫妇游故宫的「看门人」

文 | 王晶晶

编辑 | 季艺

摄影 | 黎晓亮

《清明上河图》在故宫武英殿展出的最后一天，晚上8点，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先生突然出现在殿外的广场上，61岁的他向依然排在长队中的观众承诺，一定等到每个人看完展览，绝不提前闭馆。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单霁翔问。

「白天买的水都已经喝完了，能不能给我们烧一些水？」有人试探性地问。

当时气温已经开始下降。单霁翔赶紧和几个同事去厨房烧水，沏了2500杯茶送到队伍中。

几个小时后，单霁翔回到武英殿外时，等待观展的长队依然缓慢前行。有的观众在队伍里开玩笑地嚷嚷着：「有没有饭啊，都饿了。」单霁翔赶紧说「行！」他让员工准备800盒泡面送来，「管够」。

那天夜里，直到最后一位观众离开，武英殿才关上大门，当时已经是次日的凌晨3点45分，「我想，这在中国，在我们各个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时隔一个多月，单霁翔向《人物》记者回忆起当天晚上的情景时这样说。

201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为了这个特别的时刻，故宫历时两年筹备「石渠宝笈特展」，《伯远帖》、《兰亭序》、《洛神赋图》等283件珍贵书画藏品首次集中展出，《清明上河图》更是近10年来首次展开全卷。每天清晨，人们一进宫门，就一路小跑到武英殿外排队，最长时要等10个小时。媒体将这个现象称为「故宫跑」，已经很久没有一个艺术展能够制造这样的影响了，「石渠宝笈特展」两个展期共接待观众约17万人次，是今年最受瞩目的文化事件。

拥有着近600年历史的故宫，面对着全世界最为复杂的博物馆观众群体。10年之间，故宫的观众从700万增加到1500万，「世界没有一个博物馆每年要接待1000万以上观众。」单霁翔说。故宫的观众来自世界各地，来自不同阶层，单霁翔经常看到，一些从边远地区来的劳动群众，自己带着水，带着干粮，「他也要来故宫，他也要来看，他认为这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

面对特殊国情，单霁翔选择站在「观众」这边。他服务的「观众」不仅仅是中产阶层，还包括环卫工人、公交司乘人员这些看上去与艺术没什么关系的群体，他们甚至获得了在淡季免费开放日参观的许可。「我不是摆老资格，我当过两年农民，10年工人，农民想什么，工人想什么，我相对来说知道一些。」他笑着说。

这位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向公众承诺，绝不会通过提高门票价格来限流，「我们提高票价，颐和园、天坛都会跟着涨，这就成了文化事件了，甚至有可能影响全国的旅游景点。」在他看来，故宫不属于某个阶层，而属于所有公众。

这样的立场也给单霁翔带来了麻烦。刚上任的那个冬季，环卫工人曾从故宫外的护城河里捞出1万多根吃过的玉米芯。在故宫里，他弯着腰捡垃圾至少上千次，「非常锻炼身体」。2008年，故宫博物院公布限流措施，每天限售8万张门票，可在黄金周第二天宫门就「失守」了。「到了8万人的时候，后面队还排着呢。中午人最多，上千个旅游团的小旗子。我们关了卖票窗口，观众就拍玻璃、几百个人喊。怕出事，最后限流失败了。」单霁翔说。那一天，故宫观众人数超过12万，午门的三扇大门全部打开缓解客流。后来，故宫博物院决定选择「更智慧的做法」，对旅游团队采取预约制，对御花园这种狭窄区域实行分流限流，不断采取措施鼓励网上预约购票，加大网上购票比例，3年后才终于有了一些成效。

故宫博物院院长是副部级职位，但对外，单霁翔总说自己就是给故宫「看门」的。每天早上不到8点，单霁翔就出现在紫禁城里。他是少有的走遍了故宫近一万间房舍的人，光鞋就走坏20多双。

采访这天，《人物》记者带来一张1997年的老报纸，上面有一篇关于单霁翔的采访。那时他43岁，是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负责故宫周边的筒子河整治工程，「要把壮美的紫禁城交给下一个世纪」，他立下了这样的目标，那时他未曾想过日后会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18年后，看到这张当年的报纸，单霁翔喃喃自语：「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向记者解释，当时治理筒子河，附近的住户和单位搬迁，但是围房没有保护下来，有关部门一夜之间就把树种上了。清华大学的陈志华教授当时就说，故宫外面绝对不能种树，会有危险。结果2011年故宫发生失窃事件，小偷就是借助这排树逃跑的。单霁翔至今都很懊悔，所以他希望恢复围房，把树移走，弥补自己当年的失误。

2012年，单霁翔来到故宫工作时，这座古老的紫禁城刚刚经历了备受争议的事件。他迅速在紫禁城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59栋办公彩钢房、1980年代以来添建的现代建筑，都要逐步拆掉；14年没有更新的安防系统进行完全更新；他向公众承诺，故宫的开放面积将不断扩大，并在每个区域增设展览，让故宫真正成为故宫博物院，而不仅仅是旅游景点。「故宫应该是有尊严的故宫。」他反复强调这句话。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政协委员的他递交了一份提案，建议任何来宾的机动车都不能再穿行紫禁城开放区，即使是国家元首。因为外宾车辆驶进紫禁城，经常引发观众不满，车队穿过门洞时又要组织观众避让，容易发生拥堵踩踏事故。在他的坚持下，即使面对81岁的印度总理辛格，故宫也没有破例，而是从钓鱼台调来电瓶车，解决了问题。

单霁翔被媒体称为学者型官员，他曾写过，《从「数量增长」走向「质量提升」》《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这两本书的标题是他对博物馆的理解。「你要办出真正的博物馆，不是追求数量。」在他看来，更重要的应该是每座博物馆都提高自己的质量，不能关起门来想当然，要让观众愿意走进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的定位不要只是说，我做了什么，就够了，而是要大家要求你做什么。」单霁翔说。他深知时代变了，必须从以管理者为中心转向观众为中心，「比如冯摹《兰亭序》，过去我们就是出成套的书，你买不买都行，但绝对是高大上的。现在我们就多研究观众喜欢什么，人们生活中需要什么，人们的碎片化时间是怎么过的。这个转变以后，文化创意产品一下子，就变得亲切了。」2013年开始，故宫博物院推出文创产品，单霁翔的黑色手机壳就是故宫出品，《胤禛美人图》、《皇帝的一天》等APP陆续上线，有网友评论，这回故宫真的是「脑洞大开」，单霁翔没听过这个网络用语，问周围年轻的员工才知道，哦，不是负面的。

今年是单霁翔在故宫的第4年，他说不知道自己能当几年院长，但希望2020年这座皇宫建成600周年时，能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他始终记得儿时和小伙伴一起登上景山看到的情景，四下望去，四合院成片成片的灰色屋顶，烘托着故宫红墙黄瓦的古建筑群，极为壮观。如今，他喜欢在故宫闭馆的时候，一个人走在紫禁城里，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拥有了生命，「你要呵护它，你要尊重它，它不是死的。每一块瓦、每一块砖，其实它都不是一个时代，它都是历年的积淀，就像树木有年轮一样，每一座建筑都有年轮，只是你看不到这个年轮，你可能就认为它静止了。」他用有些沙哑的声音，深情地对《人物》记者说。

人物 PORTRAIT = P

单霁翔 = S

2000枚胸牌，2500杯茶，800盒方便面

P：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一般这种周年纪念都会搞庆典，故宫为什么用展览替代？

S：我们希望90年院庆能够是一个向社会公众汇报、介绍故宫现在状况的，贯穿全年的过程，所以我们没有搞庆典活动，而是通过扩大开放，展示新修复的古建筑和以前没有开放的区域，使社会公众能够感受到故宫。同时我们举办18个展览贯穿全年，以此来回报长期以来对故宫关心的我们的观众。

「石渠宝笈特展」我们是精心策划的，用了两年多时间，对于石渠著录过去的历史状况和它所揭示的文化内涵，做了一个精心的策划。我们每年都有书画展，《石渠宝笈》很多著录的书画，每年都可以看到一些，这次把它相对集中起来，比如《伯远帖》、《游春图》啊，顾恺之的《列女图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冯摹《兰亭序》、赵孟頫的《洛神赋》，还有《听琴图》，这样一些重要的藏品，能够在一个展览里呈现，在故宫的历史上也是没有的。

P：之前是否预计到「石渠宝笈特展」会有这么大规模的观众？故宫做了哪些应对措施？

S：我们也没预计到会有这么大社会反响。10年前《清明上河图》展出，当时也是络绎不绝，人来人往的，但是没有排起队来。

这次的观众从四面八方，从国内外，从全国各地来看展览，两天以后就出了媒体所说的「故宫跑」。我们注意到这个现象，我就去看观众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什么促使他们都来。很多人都说，我们知道这次展出是非常震撼的一个阵容，所以一定要看。有一个老人，70岁了，他说你们故宫办一个展览，怎么跟运动会似的？我很早来了，排在前面，我跑不过那些年轻人，结果他们都跑在前面。我们是200个人进去以后，第二批就要等他们出来一部分进一部分，控制在展厅里200人，所以说他第一批就没进去。「运动会」这给我启发很大。

办「运动会」呢，就应该有序入场，所以我们连夜做了20组牌子，2000个胸牌，每一组100个人，这样我们早上6点多就开始在广场列队，最早观众有的4点多就来了，这样的观众就挂起胸牌，001号、002号，然后我们就开始列队，7点多钟，已经十几个队伍了。从那天我们每天提前开馆，然后就是每一组有序地都举着牌子，后面001号、002号跟着，一直往前走，这样呢就像运动员入场式一样了，那么老人也不用跑了，年轻人也不能太着急，也得排好队，有序入场，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最后。

人们排队确实等得时间很长，一开始要等三四个小时，后来增加到五六个小时，我们就要告诉观众，你排这个位置，还要等多长时间。这个时间怎么度过，我们就开始把队伍调整到树荫底下，然后设了50个凳子，这样能够有150人坐在凳子上休息休息。我们筹备大量的图书，特别是跟《石渠宝笈》、跟故宫书画藏品有关的图书，事先制作了我们的册页，用手机扫描册页上面的条形码，里面有展品的详细情况，他可以先阅读，先做做功课。然后我们组织了30名志愿者，每天交替上岗和我们员工一起，给排队的观众讲解里面都在展出的是什么样的藏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欣赏这些藏品最好。

但是展期快一个月时，也就是第一期要结束的时候（《清明上河图》仅在第一期展览中展出），就开始出现了大量观众来参观「石渠宝笈特展」的现象——从来没有过，在武英殿的队居然一直排到了太和门广场，队伍非常长。始料未及，我们对社会宣布，坚持要看「石渠宝笈特展」的观众，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会让他一定看到，不会提前闭馆，所以我们闭馆时间就一再拖延。

有一天晚上8点，我们去看观众，那个时候还有2000多人。我们问，你们有什么要求，他们说白天买的水都已经喝完了，能不能给我们烧一些水？我们赶快动员，沏了2500杯茶，管够，大家都可以免费来喝茶，也暖和暖和，那时候晚上已经冷了。

后来到12点我再去，观众他们就开玩笑说，有没有饭啊，都饿了，我说行，我们就准备了800盒方便面，然后给观众们说，管饱，大家饿了都可以吃。这样呢，到了夜里3点多钟，4点钟，最后一批观众才离去。我想这在中国，在我们各个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

P：今年故宫开放了慈宁宫等四个区域，但观众还是会觉得故宫的开放面积不够，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S：过去故宫呢，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开放面积只有30%，到了去年我们已经开放了52%，今年我们把开放的区域一下跨越到65%，明年我们希望能开放到76%，2020年我们要达到80%。到2025年，故宫实现开放的范围要达到85%，这可能是最终的目标了。因为博物馆毕竟要有一些库房，有一些基本办公的条件，还有我们施工设施的用房。

同时我们的工作部门，37个工作机构1500名员工，我们要搬出去50%，除了我们一些跟可移动文物有关的部门，要集中在西南，跟古建筑修缮保护研究有关的机构，集中在东面，然后和保卫开放有关的部门，集中在北面，除此以外，包括院长、副院长，包括我们的行政部门、后勤部门都要搬到紫禁城外面去。

P：你的意思是，你日后也要在故宫外工作？

S：我也要在故宫外面，要带头。因为作为院长也不一定要在故宫里面，所以我们要搬到筒子河和紫禁城城墙中间的区域。同时要搬迁的就是我们职工的800辆左右机动车。故宫里面不能再有停车场，因为停车对古建筑群来说，特别对修缮好的、密集的古建筑群是很危险的，我们要把所有的停车场搬出去。这个目标实现以后，才能实现我所说的，扩大开放到85%。

P：这些数字听起来都特别令人振奋，但过程是不是挺难实现？

S：我们很艰苦，用了5个月的时间，对于紫禁城里面所有房间，一万多间房子，无一遗漏的，每间房子都进行了调查。我可能是近几百年来，第一个走过故宫所有房间的人。我和我的秘书，我们两个人进一间房子标注一下，这一间房子应该做什么，都留了影像资料。这样才能知道，我们的空间利用的潜力和目前存在的危险。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平安故宫」工程，因为所有都是一线调查，大量的数据和大量的实物的图片，都以文本编辑以后进行呈报，很快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那么要实施它，大量的都是鲜为人知的、内部的工作。我们在室内做了10项清理工作，室外做了12项清理工作。比如室内清理散落在各处的织绣品，散落在几百个房间里面的柜子，还有古建筑的门窗，还有一些室内堆积的建筑材料。室外清理就更多了，清理杂草，清理垃圾，清理易燃品这些。做了两年左右，室内十清理，室外十二清理，即将结束了。

然后就开始更多的，比如对我们院内各式各样的井盖，凸出来或者凹进去的，要给它做平，进而引发我们开始对紫禁城里的水泥地面、沥青地面都要改造成传统建筑材料的地面，明年基本上80%的地面都将改造完成。然后拆除彩钢房和临时建筑8500平方米，59栋彩钢房现在已经拆除了49栋，还剩最后10栋，我都调查了，明年要基本拆光，要全部拆完。

还有5000平方米临时建筑，花房、临时停车库、浴室等，都要拆除，已经拆除了4500平方米。明年一年还是攻坚战，要把它们拆除。我们希望经过明年、后年的努力，紫禁城里面只有古建筑，还有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恢复的一些古建筑，没有现代建筑。这样才能说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

P：你的管理方式特别注重细节，而且一定要到一线去看，有没有人说，故宫的一把手需要对这些细节这么过问吗？

S：有说过，还有人说故宫博物院院长应该抓一些大的事情，但我觉得安全问题也好，环境问题都是天大的事情，在博物馆里面都是很大的事。但是当然不是说，作为院长每天就做这些事，但示范作用很重要，就是院长在提倡抓什么，大家都知道，院长要对垃圾宣战了，要对杂草宣战了，要对抽烟宣战了。这些具体行动，比说的话要更加能够引领方向。

包括今天，我们见到垃圾就要捡，为什么？见着垃圾就捡，别人就认为，原来院长说保洁要常态化，不是突击的大扫除，什么时候都要保持。我认为抓细节呢，积少成多，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就是从各个方面的细节，比如室内清理10个方面的内容，室外清理12个方面的内容，室内外完全就干净了。

一个个井盖，看来很小，但故宫一共1750个井盖，现在已经改造400多个，这样几年改造下来，就会形成最后的成果。你从小处着眼，但是要有整体的规划，才能取得最后完整的一个效果。

P：你要求这么细，大家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S：压力是挺大，他们有时候都说，院长什么时候出差啊，出差我们歇两天。这个压力是会很大，但是当人们看到自己工作的成果以后，都会很欣慰，都觉得这个干得值，尤其听到观众赞誉的声音以后，他们觉得原来我们做这些事情，取得这些效果，人们都感受到了，能够使他们的参观更愉快，能够对故宫的印象更好，我们员工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他们觉得还是很欣慰的。

P：之前你想过会到故宫工作吗？

S：没有，我是突然间调到故宫来，原来是做好退休的准备了。原来领导都说故宫应该来一个，不是我这样的，应该来一个学者，在世界有一些知名度的学者。当时故宫面临舆情危机，就说要找一个管理型的，就给我调过来了。一干就是4年。

P：2012年接到任命时，内心会不会有一些顾虑？

S：当时到故宫博物院确实是事先没有准备，因为我在国家文物局的工作还有很多愿景，有很多想干的事，最后还有两年，我想能够把很多工作继续搞下去，包括跟媒体我也一直说，这是我最后一站了。到故宫工作来了以后并不是很陌生，故宫过去来得也多，无论在北京市文物局，还是国家文物局工作都接触很多，但是对于故宫，搞好故宫的工作，压力确实很大。

因为故宫专家学者太多，你在这些专家学者面前就是小学生，但你一定要脑筋急转弯地来处理各种事情，我们文物藏品就是25个大的类别，数百个细的类别，每一个类别都可以开研讨会。

再有就是故宫观众太多了。故宫的观众是这个世界最复杂的博物馆观众群体，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我经常看到，一瞧就是从西部的、边远的地区来的劳动群众，自己带着水，带着干粮，他要来故宫，他也要来看，他认为这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各国的总统、总理到中国，他也要看看故宫。

所以来故宫有的是博物馆的观众，有的就是看古建筑群来的，有的是来感受文化空间的，有的是来摄影，各方面的诉求太多。再有就是观众量增长的幅度太大，10年间我们由700万观众，增长到1500万观众，世界没有一个博物馆每年要接待1000万以上观众，故宫博物院压力很大。

还有就是媒体对故宫的关注。我这几年工作感觉，就是对媒体的朋友们一定要坦诚，自己怎么想的，和盘托出，而且说了以后一定要做到。这个我感受很深，不要轻易地定目标，跟媒体说，比如今年要开放多少，明年要开放多少，今年要举办多少展览，今年要实现什么目标，只要说了就一定要做到，这样才能取信于媒体，取信于公众，因为媒体后面是公众。

原来很多时候我们怕负面，担心有什么报道负面，现在只要负面出来，就是这个区域咱们还有什么要做的。比如在缸上写字的事，我们开始进行摄像头加密，努力实现更加全面的监控，比如发非法一日游小广告的扰乱正常参观环境，我们就开始想办法实名制购票。

我作为院长，我们经常在院里走，我们的安保人员都站得很直，但是我们看不到他背后一面。但是记者不同，他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有的值班的人在打手机，在交头接耳，《法制晚报》记者拍了照片，发了报道，我们才了解了真实情况。我们就开会告诉我们的安保人员，有观众的监督，你们的岗位的重要性，所以要注意你们的工作态度。这些方面都不断地使我们有所启发，举一反三。所以这些年我们非常感谢社会公众，包括我们媒体朋友对故宫的关注和发自内心的关怀和热爱。

P：你对外一直用「看门人」称呼自己，为什么会用这种谦卑的方式形容自己的身份？

S：因为别人说我是掌门人，我特别不喜欢。我老觉得比如一个企业的老板，或者一个商店的老板，他是掌门人，他有决策权，故宫院长就是服务岗位，真正决策故宫大事的是公众的舆论，就是社会的需求和要求是决定故宫前进的、进步的方向。

故宫又是一个有着将近600年历史的世界遗产，有着90年历史的故宫博物院，所以这90年来故宫形成了「故宫精神」和一套规章制度，院长只是执行，过去故宫博物院有董事会，董事会是权力机构，院长只是执行。我就是执行我们院长办公会的具体事情，我是执行者，不是掌门人。掌门人这个定位不太准确。

看门人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看护好我们近600年的紫禁城，看护好我们故宫人的精神，看护好我们为观众创造的环境，我觉得这个比较准确。从掌门人变成看门人，不是谦虚，而是我觉得看门人有一种责任感，是一种比较好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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