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晋财（江苏大学教授 博导，广西特聘专家）
前两天我有幸受邀参加同济大学110周年校庆学术活动“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学术论坛，跟这么多著名专家学者们一起交流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受益良多。虽然“农民工市民化”这个词经常听到，但其确切含义我以前真没有好好思考过，不过那天听到专家们讨论上海市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总感觉跟我的想象有点对不上，我家的兄弟姐妹中有好几个农民工家庭，要他们能在上海实现“市民化”，真有点超出我的想象。因为当年我从广西调来长三角工作，也曾想到过上海，但终究因为对上海生活成本的恐惧，没有能够下得了决心，其实在我的大学教授朋友中，有这样想法的不止我一个，毕竟要在上海安排一家大小的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大学教授尚且如此，农民工如何有能耐在上海实现“市民化”呢？这个问题想来还挺有点嚼头，于是想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由来
农民工市民化这个说法，实在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大致是因为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政策在1978年开始松动，允许农村劳动力（起初说是剩余劳动力，其实真不是剩余的，而是精挑细选的，真正剩余的都留在农村了）到城里务工，这就是所谓的农民工——一个身份是农民，职业是工人，户籍在农村，工作在城市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身份的特殊性，使他们虽然在城市里生活却不能与城市人一样平等享受社会福利：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城市上学，他们自己不能在城市享受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不能参加体制内的工作岗位竞争，等等等等，只能凭借自己的身体素质，在城市挣得比农村种地稍高一点的工资收入。后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城乡劳动力市场也进一步融合，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社会保障逐渐走向社会化，农民工也能够通过在城市就业获得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公共服务，也有部分事业成功的农民工通过购买住房获取城市户口变成了真正的城市居民，过着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不过，这毕竟是少数，在农民工队伍中属于百里挑一。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仍然是过着“候鸟式”的生活，像钟摆一样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摇曳漂泊，由此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一是农村精壮劳动力流入城市却不能在城市定居，只能将妇女、儿童、老人留在农村，所造成的家庭碎片化，带来严重的家庭关爱缺失，危及城乡社会稳定；二是农民工进城工作却不能定居，只能把在农村承包的土地使用权当做自己最后的退路，哪怕撂荒也不敢放手，导致农村土地经营规模化难以实现，影响农业收益与粮食安全，农村经济日渐凋敝；三是由于不明原因导致的城市房地产越建越多，依靠城市居民房地产市场无法出清，而因户籍等制度阻隔下的农民工没法落户城市成为接盘侠，催生了许多“鬼城”；四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但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却相对稳定，使工业化与城镇化不能步调一致，偏差越来越远.....凡此种种，产生了一项新的需求，那就是希望农民工能举家在城里留下来，这样就让家团圆了，让出的土地规模化了，城市的房子有人买了，城市人口增加能够赶上工业化了，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由此可见，
颇具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总结起来说，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城市里的农民工（图片来自网络）
农民工进城“市民化”离现实太远
那么，大家是如何理解“农民工市民化”内涵的呢？从现有研究来看，专家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让农民工成为“市民”，并确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让农民工能够顺利移居到城里。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到2020年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左右，因此要努力实现1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因此，各个城市的专家学者就开始研究有哪些因素会阻碍农民工移居城市：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放松城市落户条件、筹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持农民工进城买房、农民工进城享受社会保障均等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浮现出来并且进入决策视野。然而，这些举措真的能够让农民工进城实现“市民化”吗？一则报道说，不久前某权威单位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西部约一半农民工不想进城，66.1%的农民工表示到了一定年龄就回乡。看到这个数字，你还相信农民工能够进城实现“市民化”吗？所以，当我在上海听到专家们讨论上海的农民工如何实现“市民化”时，就明显感到与现实有差距，因为我实在无法想象家里那几个农民工兄弟如何会在上海实现“市民化”！原因在于：
一是城市的生活成本让农民工根本就进不去。
2016的《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显示，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收入为3454元，中部地区为3132元，西部地区为3117元，现在上海市的房价平均也在5万左右每平方米吧，即便是中西部地区的二、三线城市，房价也在6千以上吧，这样的收入与房价悬殊比，即便户籍放开，农民工又如何进得去？即使农民工在家里承包的土地可以变卖，现在农村土地价格也怕难以应对城市的房价，更不用说农民还没有这样的权力，因为农村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农民只有承包经营权。所以，农民工市民化的困难真的不是“户籍问题”，城市生活成本才是最大的门槛。像上海目前的房价，谈农民工在上海实现“市民化”，真有点“云想象”的感觉。
二是城市政府与居民根本不欢迎农民工进去。
从现在各个城市推介出来的所谓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措施来看，政府压根就不想让农民工进城。比如，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各城市似乎非常卖力，办起了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子弟学校”这个词在我小时候听说过的，而且非常羡慕那些上“子弟学校”的学生，因为那是“特权”的象征。“机关幼儿园”只有机关工作人员的小孩可以上，“某某企业子弟学校”只有在这个国有企业的职工子女可以上，“大学附属学校”只有在这个大学的职工子女可以上，我们农民子弟那时只能到村庄里上学，听的是农村代课老师讲的课，不能像“子弟学校”里的学生，听的都是正统科班老师讲的课。可是现在轮到“农民工子弟学校”了，那还是特权学校吗？显然不是，相反，现在是农民工子弟学校里的老师是代课老师，是杂牌军。那就意味着农民工子弟即便进了城，以前不让子女在城里读书，现在允许了，但只能在这种专门为“农民工子弟”设立的学校读书，老师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拼凑来的。为啥不能把农民工子弟安排在原有的城市公立学校读书呢？政府说安排不下，居民说这会影响他们小孩的学业。除了小孩读书，城市医疗、卫生、公共设施等等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歧视，可见，农民工即便想进城，可是人家不欢迎啊。
三是城市的情感失落让农民工根本就不想去。
人是社会的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这种关系是否和谐直接影响到生活的质量。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就在于他们原本是农村人，干着农活，相处着邻里乡亲，村里村外都认识，大家谁也不把谁当外人。现在来到城市，城里人把他们当作外来人，当作农村人，在他们面前始终有一种优越感，也的确有优越感。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很难有心理认同。他们为啥被城市人称为“农民工”，在城里的工人也没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城市工”啊，更不用说有不少政府部门把农民工视为一种负担，用各种方法驱除农民工了。在城市得不到情感上的认同，使许多农民工只把进城当做赚钱的手段，而不是归宿，这是许多农民工压根不想进城定居的原因之一。
由此观之，农民工“市民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就是进城定居，其含义还包括
工作就业
的市民化，经济来源的市民化，生活方式的市民化，政治参与的市民化，社会关系的市民化，心理认同的市民化，公民权力的市民化。
如果这样理解，现在的农民工要想进城实现“市民化”，真的有些遥远......
城市里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图片来自网络）
农民工市民化还得依靠乡村发展
从现实来看，农民工市民化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能够依靠进入城市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毕竟是极少数。真正能够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地方是在乡村。这个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在乡村如何实现“市民化”呢？“乡村”既可以是自然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