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游牧民族是如何参与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的？

正文

游牧民族是如何参与进中国历史进程的？对游牧民族来说，鄂尔浑河谷为何如此重要？三十年的汉匈战争带来了什么样的副产品？汉帝国的崩溃与罗马帝国的崩溃又有什么样的相似之处？我们该怎么看待历史和今天的关系？

10月19日，建投书局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内亚游牧人群”。在讲座中，罗新与大家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内亚游牧人群的变迁和大家关注的研究问题。

01 讲述边缘人群在共同塑造历史所发生的作用是历史学的救赎

众所周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不过，罗新认为，在历史写作中，不同的人讲同一段历史，差别非常大。因为参与讲历史的人都愿意讲自己愿意叙述的内容，而不去讲自己不想讲的内容。这使得同样的历史会有着不同的版本和看法。这些不同版本的说法有着竞争关系。

如果历史只有一种说法，那这种说法是最终的胜利者。如果我们足够幸运，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不同版本的历史。历史与历史叙述之间长期存在着紧张冲突，历史叙述是一场无休无止的竞争。

中国古代王朝有着独一无二的官修正史的传统，目的是为了排除其他竞争者。国家的历史本是这个国家所有人共同参与的，但是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有些人群是被放在中心的位置，进行着浓墨重彩的叙述，而有些人只在边缘位置，甚至完全不提。

因此，重新发现边缘人群，讲述他们在共同塑造历史所发生的作用，修正这些不平等的叙述，对于罗新来说，就是历史学的救赎。

那么，要分清楚边缘人群和核心人群就成了最基本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中华文明不只是一个说汉语的文明，中国同时拥有各种各样的人群、语言和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华夏指的是夏商周三代以来以汉字为主要书写手段的社会体。为什么强调汉字，而不是汉语呢？因为有学者认为，商和周不是同语言人群，但他们是同文字人群。这些写汉字的人群到现在都是一个连续和稳定的社会体。这些人群的变化是渐进的。而这个连续稳定的社会体是由不连续和不稳定的政治体（王朝）创造出来的。

02 汉语人口孤岛的成长是极端复杂的过程

汉语是一种相对年轻的历史混合语言。有关汉语的寿命，汉语史学者一直有着复杂的讨论。罗新比较认可的是，汉语的寿命可能有五千年左右。因为在五千年前，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后期，中原地带出现了一群人，这群人比周围的群族有着某种发展优势，并使他们的势力不断壮大。而分别说着古南澳语、古阿尔泰语和古藏缅语人群汇集在河南西部、陕西东部和山西南部的中原地带。

当时，古南澳语的使用者包括台湾岛和东南亚，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带，还包括中国的华南、黄海和东海的海滨地带的古老人群。而说古阿尔泰语的人群主要分布在北方草原、华北北部、山西中北部。说古藏缅语的人群分布在今天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陕西西部等地方。不同语言的人群在中原地带接触汇合，并产生了古汉语。当然，古汉语和后来的汉语差别非常大。

因为在中原地带的人群有着发展的优势，他们逐渐把周边的人群给吸收进来，其社会构造逐渐扩大。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中，汉语人口持续扩大，逐渐“淹没”非汉语人口。这个“淹没”以吸收为主，也存在着驱逐和取代。罗新认为，这个过程是极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吸收或取代可以解释的。这个汉语人口的发展的过程，也是华夏化的过程。

在最初阶段，中原地带的华夏化地区有如孤岛一般，点缀在非华夏化地区的海洋中。这就像在汉代以前的华南地区一样。在汉代以后的华南地区，在地图上说汉语的人口看起来像孤岛一般，因为汉朝只直接掌握了某些重要的据点和交通要道，而周围都是非华夏语言的海洋。但是，随着历史的快速变化发展，到唐代中期以后，在今天中国国境线的主要地区，包括云贵地区，从前的华夏孤岛的成长和扩张，逆转了原先孤岛与海洋的关系，华夏人口变成了海洋，而非华夏人口变成了孤岛。这就如今天，我们在语言分布的地图上就能够看到，华南地区的苗族、瑶族、土家族语言区就如同在孤岛上。

到了先秦后期，内亚草原的游牧人群出现了，他们被称为“胡”。这群人说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在今天的东北地区，延伸到东西伯利亚的森林地带的渔猎地区，这里的人说着通古斯语族。在华南地区的西部，说着苗瑶语的人群被中原人称为“蛮”，而苗瑶语说古藏缅语的一个中原分支。在华南地区的东部，在今天的江南地带，这里的人被称为“越”。其实在更古老的时候，山东半岛、黄河中下游地区里，都是滨海地带的诸越人群，他们讲着古南澳语。

03

对游牧民族来说，鄂尔浑河谷为何如此重要？

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每一种语族下都有许多种语言。突厥语族在中国境内就有十几种语言，包括乌兹别克语、柯尔克孜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突厥语族在地球上分布很广，“淹”过了里海，到达巴尔干半岛，但是在高加索地区却少有分布，这种不连续意味着重大迁徙的结果。

在历史上，说阿尔泰语系的人群所建立的政权，第一个被记录下来的是匈奴。也许说阿尔泰语系的人群曾建立过各种政权，但是因为规模很小，没有被记录下来。匈奴是一个大帝国，跟中国的很多王朝一样久。罗新认为，匈奴人是说突厥语族的。也许在匈奴王朝最早建立的时候，其统治阶级并不是说突厥语的，但是其主要人民是说突厥语族的。这样时间一长，其统治者必然也会说突厥语。

说突厥语的人群建立的帝国还有突厥第一汗国、第二汗国、西突厥、高车、铁勒、回鹘、黠戛斯等，说蒙古语族的政权有乌桓、鲜卑、契丹、蒙古。而说通古斯语族的人群有肃慎、夫余、渤海、女真、满洲人。高句丽是否说通古斯语族？这是有争议的话题，韩国人并不认为高句丽说通古斯语族。高句丽的大概势力范围在今天的辽宁、吉林区域，与在朝鲜半岛说着一种古老的朝鲜语的新罗人并不一样。

罗新首先和大家分析了地理上的因素。通古斯语族的人群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以东的森林地区，这里在气候上是属于沿海气候，条件很好。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的人群分布在大兴安岭以西的大草原上，这个草原西到匈牙利草原，东到大兴安岭，非常开阔。

在早期的时候，蒙古草原上以说突厥语族的人群为主，而说蒙古语族的人群分布在大兴安岭森林和草原的狭窄地带。突厥语族的人群的分布西至阿尔泰山。在公元前后，阿尔泰山以西是印欧语系的世界，那里住着各种说伊朗语族的人群。

今天的蒙古高原在清代被分为内蒙古和外蒙古。其界限就是“大漠”，这个戈壁沙漠最窄的地方也有几百公里。在古代，经常被将军们吹嘘的军功就是跨过大漠远征。这种行动牺牲巨大，因为行军跨过大漠是非常困难的。北魏有一次和柔然作战，军队到了大漠的边界，就把辎重放下，变成轻骑兵，带够十五天的粮食，去“绝漠”。在十五天“绝漠”之后，要是那边的牧民都把羊和牲畜赶走了，军队就会找不到食物，风险非常大。

但是，从明代开始，无论是人口、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在漠南的内蒙古都占着优势。而在以前，强大的游牧民族都活跃在外蒙古。因为外蒙古有一个核心地带，叫鄂尔浑河谷，在今天蒙古国的哈拉和林地区。这个地区有几条重要的大河，在平缓的河谷地带养育出一个巨大的肥美的草原。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的河谷草原地带。

所以，这变成了当年游牧民族的天堂。这里的草是最适合马吃的，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养一百万匹马的地方。因此，不管那些游牧民族从哪里起家，最终他们都会把政权中心放在这里。鄂尔浑河谷也是匈奴、柔然、突厥、回鹘和蒙古帝国的政治中心。

04 游牧生产方式的出现其实在农业之后

游牧是人类经济生活方式里最晚出现的。大家过去会有一个线性发展的史观，人类的生产技术方式好像从原始的采集，过渡到渔猎，再到游牧，最后发展到农业。其实，游牧是发生在产生农业之后的生产方式。因为在农业发展之后，才有了各种驯化的动物。而驯化的羊、牛和马，才有可能导致游牧的发生。

在游牧出现之前，人类并不能在草原生活，因为这些草不能直接给人类提供能量。罗新认为，人类发明了游牧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使得那么大片草原能为人类所用，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地区可以养活相当一大批人口，这批人口的崛起又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

游牧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游牧帝国崛起之前，草原上就有了游牧人群，比如斯基泰人。斯基泰人是一种标签式的说法，用来描述这个时期文化类型接近的游牧人群。

库尔干式的石堆墓普遍存在草原地带。蒙古高原上有规模非常大的，方圆几十公里的的库尔干构造。这显然不是一小群人建的。参加仪式的人有很多。这些人能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军事力量？这是很值得探讨的。因此，匈奴不是突然出现的，在匈奴帝国出现之前，游牧民族就有很多准备，形成了许多准帝国。

但是，能够进入到文字记录的草原帝国最早就是匈奴。匈奴也是唯独只有在汉字记载里出现的大型帝国。因为那时他们正好威胁到了中国第一个大型王朝秦朝和汉朝。

05 三十年汉匈战争的两个副产品：西域的地理大发现和南方的华夏化

匈奴是跟月氏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罗新推测道，匈奴跟月氏大概是属于同一种文化，他们一开始都在河套地区。匈奴或许从月氏中分裂出来，被逼着往东走。那个时代，正是说着印欧语系的人群向东部蔓延的时代。在东亚，秦国的崛起阻挡了说印欧语系的人群向东发展。而对匈奴来说，匈奴只能选择慢慢往北发展。到秦始皇时代，匈奴的主要力量都被赶到漠北。其实在漠北发展对匈奴是有好处的，这使得匈奴拥有了鄂尔浑河谷，变成了强大的帝国。

罗新认为，西汉长达三十年的汉匈战争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中国对西域的地理大发现。汉匈战争为张骞出使西域提供了动力。张骞出使西域去搜集情报。因为假如汉朝的军队去到西域，那边的种植规模可以养活多少人，他们又有多少人可以配合作战，都是汉武帝很关注的问题。

在汉代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汉朝开始对西域进行经营。这个经营非常重要，因为历代王朝的理想政治版图都要把西域囊括进来。中国古人说的西域大多其实指的不是草原地带，而是今天南疆的绿洲地带。因为当时北疆是定居人口难以生存的地方，中央政权在清代才把北疆的草原地带纳入国家的有效版图之内。此外，南疆的绿洲国家很小，并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帝国进行反抗。

据苏联的人类学家的估计，当时整个蒙古高原最多有八十到一百二十万人，比不上汉朝许多州郡的人口。但是，这一百来万人有着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物资——马，这使得十万军队比汉朝一百万军队的战斗力都强。汉朝军队一来，匈奴人就逃跑，或者绕到军队后面突袭，或者远程迁徙，跑到其他地方打。这使得汉军在大规模定居社会里作战的优势都难以呈现出来。而且，汉郡主动跑出去打匈奴，消耗非常大。汉军经常跑了上千公里，却找不到作战对象。

因此，三十年汉匈战争，汉朝没有吃大败仗，匈奴也没有吃大败仗，结果变成了消耗战，看谁能耗。罗新认为，汉朝的问题很快就耗出来了，年轻战士很快被耗光了，还得等下一拨小孩长大才能去当“炮灰”。所以，汉朝开始开发南方。当时汉朝只控制南方几个小小的供应城市和主要的交通线，南方的州郡数目极少。这时，他们要把南方蛮越也变成汉朝人，来提供汉匈战争的作战资源。这是开发南方的“启动仪式”。到唐代中期之后，南方的郡县密度比北方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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