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让特朗普着迷的女人，最终还是死于心碎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柏琳

她是火了半个二十世纪的“美国精神教母”，但她连一个美国人都不是，连名字都是后来改的——安·兰德，一 个俄国犹太女孩。

这个被历史赋予“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捍卫者身份的小矮个女人，有一双摄人心魄的黑眼睛，她一辈子深信，自己的额头上有一个“隐形王冠”。

但她不是真正的女王，且不说新大陆从来不需要贵族，就是她真成了偶像，有多少人又知道她的过往——一个美国社会的局外人，狂热拥护自己不曾拥有的东西。

图为4岁的安·兰德和大家庭的合影（1909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中间一排从左往右依次为：兰德的父母吉诺菲和安娜·罗森鲍姆；兰德的外祖母罗萨莉亚·卡普兰；兰德的表妹尼娜·顾萨奇科；兰德的外祖父伯克·卡普兰；坐在外祖父膝上的兰德。

安·兰德如果还活着，肯定不会接受这样的评价。1940年，西方世界正在二战漩涡中，美国民主党人罗斯福打破一百多年的宪法习惯，第三次竞选总统，安·兰德首次投笔从政，为共和党人威尔基竞选奔走。当她在街角电影院里发表反对“罗斯福新政”的演讲时，质问者喊道：“你也配谈美国？你是个外国人！”她用浓重的俄国口音回答：“我是自己选择做美国人，你不过碰巧生在美国！”

安·兰德没有“碰巧”的运气。1905年2月2日，她出生在俄国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中产家庭，原名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父亲吉诺菲是一家联营药店的药剂师。从1905年直至一战，反犹太暴力遍及俄国，沙皇的警察和东正教暴徒动辄屠杀甚或驱赶犹太人。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罗森鲍姆一家去克里米亚避难。

列宁的苏维埃新政权并不欢迎兰德父亲这样的“犹太商人”，吉诺菲也厌恶新政权，阿丽萨后来说父亲“首先，作为一个前店主，他不会被任何苏联的行业接受。其次，他也不想干……他在大罢工。”在阿丽萨眼里，父亲犹如一个叛逆的英雄。

拍摄于1925年10月的俄罗斯护照照片，这年兰德20岁。

对于英雄的渴望，将成为她此生的执念。作为一个早慧的犹太优等生，阿丽萨从小就渴望个人主义英雄。日后，在她的小说《我们活着的人》《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等书里，不断出现这样的人物：特立独行，蔑视庸俗的大众和横暴的当局。他们只相信自己的推理，坚信理论可以审判世界。

尼采的著作成为阿丽萨中学时代的读物，尼采的“超人—庸人”二分法让她产生了共鸣。上大学时，她又迷上了亚里士多德，其三段论逻辑学教会她一贯性的严密思维。

到美国后的安·兰德，终生对人类理性保有绝对信任，不接受基于感情的认识论。然而，她从小就爱看英雄的浪漫传奇。九岁时，她看到一篇叫《神秘谷》的故事，一个叫塞勒斯的英国步兵上尉历经艰难，带领同伴冲出被囚禁的峡谷。这个男人被描绘成一个英俊的英雄，勇敢而傲慢。很多年后，安·兰德的文学主人公也是这样“高大，长腿，裹着战士的裹腿……头发下垂遮住了一只眼”的男性，包括《源泉》的霍华德·洛克和《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约翰·高尔特。她后来常对情人布兰登说，“除了英雄，我永远不会爱上任何人。”

莫里斯·查佩恩所著、勒内·基费插画的《神秘谷》中的主人公塞勒斯的原始插图。

阿丽萨的精神气质是俄国的，心里却怀揣着美国梦。她最早关于美国的遥想可追溯到两岁半，她那时曾和父亲并排坐在窗前看俄国的第一批街车。她当然不知道修筑街车线的是美国威斯丁豪斯公司 ，她只记得自己对美国式资本主义明亮灯塔的喜爱。

1924年，阿丽萨大学毕业，家人央求芝加哥的亲戚设法收留她，让她去“地球上最自由的国度”。1926年1月17日，她把打字机放进外婆送的箱子，穿上母亲的旧波斯羊皮夹克，离开了俄国。火车开走后，父亲吉诺菲对母亲安娜说：“（阿丽萨）会向世界展示她是谁。”

阿丽萨再也没有重返俄国。她变成了安·兰德。

摄于1927年5月，左起第四位是兰德，在好莱坞“大扫除周”内和其他工作室俱乐部成员一起干活。

1926年2月19日，游轮在漫天飞雪中驶入纽约港。黑眼睛的阿丽萨在甲板上抬头仰望，看到曼哈顿的高楼刺穿天空，那是“柯立芝繁荣”的巅峰期。她幸福地哭了。

在纽约开往芝加哥的火车上，21岁的阿丽萨改了名——安·兰德（Ayn Rand），无根无缘但听上去很美。

芝加哥只是中转站，在苏联时，兰德就狂热地喜欢电影，来美国后她就决定去好莱坞。据说第一天就挤上了传奇导演塞西尔·B·德米尔的车，后者给了她一份写剧本的生计。在片场里兰德认识了临时演员弗兰克·奥康纳这个英俊的美国人。她倒追他，并赶在美国签证到期前和他结了婚。

 兰德的丈夫弗兰克·奥康纳，摄于1920年左右。

1929年后，美国开始了“大萧条”，兰德完成电影剧本《红色人质》、舞台剧本《一月十六日夜》和小说《我们活着的人》，为她奠定了成名之基。

新兴的苏联政权是当时社会热点，《红色人质》和《我们活着的人》搭上了“俄国热”顺风车，1932年环球影业以700美元买下《红》，成为兰德文学荣誉的起点。《我们活着的人》1936年出版，确定了她的政治地位——一个反苏联的演讲人。她四处接受采访，描述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

她还把小说寄给了著名自由主义报人H.L.门肯，门肯意识到书里的反共思想可能会让兰德被出版社拒绝。而且，由于兰德高调的反苏立场，她帮助苏联家人移民的计划也泡汤了——大清洗正接近高潮，父母1937年5月发出最后一封电报：“无法获得许可”。

《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
作者：刘仲敬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5年1月

她从来没想过离开美国。由于舞台剧《一月十六日夜》演出成功，纽约戏剧界大佬伍兹希望该剧在百老汇上演。1934年12月，奥康纳夫妇抵达纽约。

此时，实现经济自由的兰德，投入了她从20岁就想写的思想小说《源泉》。这部小说讲述一个粗野的美国建筑天才霍华德·洛克的故事。它代表兰德想创造的新世界：一个个人主义者的世界。

1943年《源泉》出版，恶评如潮，却不妨碍它登上畅销榜。华纳兄弟公司用五万美元买下《源泉》电影改编权，兰德自嘲，“我在一夜变成了资本家”。

《源泉》
作者：安·兰德
版本：重庆出版社
2013年6月

《源泉》之后，奥康纳夫妇返回好莱坞，买下一座圣费尔南多谷的农场，弗兰克快乐地过起了饲养花草鸡鸭的户外生活，兰德却怀念着纽约文人圈。

《源泉》销路扶摇直上，1945年秋，《致的读者》印制，这本小册子建构了安·兰德的公共传奇。然而，兰德对出身闭口不谈，多数人不知道她是犹太人。那几年，读者更愿意接受《源泉》诞生时被出版社拒绝12次的故事，这是兰德“个人主义”性质的奋斗史。

40年代的兰德声名显赫，开始尝试从文学走向哲学——她写下《个人主义者宣言》论著，把集体主义定义为“个人对团体的屈服”，她的右派朋友不喜欢这本书，年轻的粉丝团却开始聚集：21岁的撒迪厄斯·阿什比，前共产主义者阿尔伯特·曼海姆和剧作家沃尔特·艾伯特，这些男青年都是兰德周末粉丝团的成员。

在农场半年，她为第四部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写完第一章。

1946年，好莱坞充满党争气氛，麦卡锡时代开始了。兰德和朋友建立“电影联盟”，反击渗入电影界的共产主义势力。1947年10月，兰德为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前作证，发现听证会期间没人关心她的哲学，自由主义者嘲笑她的小说，把她当做右翼“晚礼服饰边”的公认成员。兰德也很失望，说听证会是“一个令人恶心的奇观”。作为一个激进的个人主义者，却反对党派的自由加入，兰德的思想里，始终藏着暴乱祖国的意识形态碎片。

摄于1947年加利福尼亚查茨沃斯兰德的大农场。兰德坐在书桌旁。

《源泉》的读者平均每年新增15万人，对兰德来说，只有一个崇拜者有特别意义——19岁的大学生纳撒尼尔·布兰登。从1950年赶往兰德的农场起，他和“女王陛下”保持了十四年畸恋，并将妻子芭芭拉和她的堂弟佩科夫以及未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转为兰德极端个人主义社会思潮的信奉者。

与此同时，800多页的《阿特拉斯耸耸肩》在1957年完成，这本维护美国资本主义之作把柏拉图、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打入新个人主义的哲学地狱。其中主人公高尔特最后的演讲，总结了兰德所有的哲学命题：包括客观主义、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从此，她的哲学拱心石得以造就。这一年，门徒为偶像选择了”客观主义“这个词，作为兰德思想的概括，含义是，客观现实永恒不变，人类靠感知和理性可以领会。

在这本小说的出版问题上，兰登书屋的老板瑟夫建议删减高尔特的演讲，兰德做出的回答后来成为出版史的佳话：“你会删减《圣经》吗？”然而，像威尔基竞选一样，《阿》的反响很残酷。书评大多尖刻，其中以兰德右派朋友巴克利主持的《国民评论》上刊登的文章最甚：“老大姐在看着你。”

《阿特拉斯耸耸肩》
作者：安·兰德
版本：重庆出版社 

2013年7月

虽然《阿》销量喜人，但她对评论的期待完全幻灭。从此她的作品仅限于讲演稿、杂文和诠释性小册子。

五六十年代是兰德的黄金时代，她频繁去高校讲座，1958年开始授课。在布兰登夫妇经纪人团队和粉丝团的包围下，兰德逐渐相信自己是哲学天才，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公共哲学家形象。

她的脾气越来越大，布兰登忠心耿耿地帮兰德“统一思想”，向门徒灌输兰德主义基本信纲，这越来越诡异地显示出一种斯大林式的灰暗图景。

她患上了抑郁症，变得猜忌，接连清除异己：和奥地利经济学派闹掰了，经济学家米塞斯的学生罗斯巴德称兰德为“邪教教主”；布兰登因为终止情人关系被开除了；与惟一的科班哲学家约翰·哈斯普斯因为他不喜欢搞个人崇拜而绝交；早年的导师型密友帕特森早就被她从记忆里抹去；甚至连远在苏联的妹妹诺拉，也在1973年短暂相见后厌恶地不再往来。

20世纪70年代，在纽约。

佩科夫是兰德晚年惟一安慰，他对宗师深信不疑，但兰德依然没把原属布兰登的“精神继承人”头衔交给他。

1979年，沉默顺从的丈夫弗兰克去世，此后，邻居经常看见“看上去像个穷苦的俄罗斯老妇”的兰德出门独自散步。

1982年3月6日，安·兰德死于充血性心力衰竭，换用她喜欢的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家的说法，她死于心碎。

时光倒回圣彼得堡的岁月，童年的阿丽萨看了一本儿童书，讲述俄国女沙皇凯瑟琳孤独的少女时代。书里写道，一个算命者在宴会上看到印在凯瑟琳额头上一个看不见的王冠，预见她有辉煌的未来。阿丽萨从此深信，自己也将拥有凯瑟琳那样的“隐形王冠”。

只可惜，这位女王陛下去错了地方，对于自由的美利坚来说，安·兰德只是一个外来的俄国犹太小女孩。

采写 | 罗东

入世：为商业精神辩护

新京报：商业精神在美国精神历来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都对商业精神有着正或反面思考，但从二十世纪中期到今，何以是兰德的思想最受企业家的推崇？

许纪霖：商业精神，的确是美国精神重要的支柱，比起欧洲来，美国更有商业性，但商业一直是去伦理化和宗教化的，所以在伦理学上缺乏正当的位置。亚当·斯密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创造人类整体的幸福，但他还写了《道德情操论》，强调在伦理上要有第三者的眼光，要有同情心。但兰德提出的客观主义哲学，彻底去宗教化，去伦理化，为商业精神辩护，提出利己是最高的道德。

兰德在在华尔街，在硅谷，具有广泛的粉丝，他们从事自己的职业，拼命追求财富，在兰德那里获得了道德的正当性。特朗普是一个商人，在兰德小说里找到了自己，拯救世界的超级精英，但这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是冲突的。后者崇尚草根，相信宗教，道德观和伦理观是谦卑和诚实，但从兰德到特朗普身上，不是草根式的，而是尼采式的超人。不过，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兰德只是代表其中一部分人，人们虽可接受个人主义，但未必接受她的无神论。等兰德成了“教母式”的人物，人们已是各取所需，不太可能全盘接受她。

焦点：时时警惕极权的诱惑

新京报：兰德思想中对个人主义的主张得到精英群体的认同时，对美国的现实政治与经济生活带来了什么？

刘仲敬：兰德对美国的贡献是不断培养门徒。门徒在美国总人口数量上只是很小的比例，但如果把范围缩小到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所占比例惊人高。这个观念的少数发挥的作用极大，像曾国藩说的那样，他培养出了极少数但坚决果断的核心层，而核心层又带动了不那么坚决果断但更广泛的外围。

但兰德的贡献，实际上有点夸大。美国人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源远流长，比兰德来美国早得多。这种传统比美国成立更早，且始终存在，但更强大的传统还有，比如基督教的社区主义和英国的辉格党传统。在二战后政府扩张的时候，兰德本身起到了作用，在六七十年代，她每次都站出来希望精英分子遏制政府扩张。但做这些事情的，不只有兰德，也不只有兰德这批人。

在中国：寻找企业家精神

新京报：在这一年“安·兰德丛书”的序言中，感受到你了的惊喜，比如向学者们介绍她时，你形容自己“逢人必说，喋喋不休”。但时隔七年，到了2014年，你为《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撰序，在心态上发生了一些转变，兰德身上的局限同时进入到了你的视野。何以会有这样的转变？

汪宇：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了二十几年，人们对市场经济及所需要的道德伦理关系，都有了新的思考。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没达到一个现代社会应有的伦理道德的水平。

同时，从无到有，从冷到热，从被漠视到被崇拜，兰德的思想和著作在中国的境况也不一样了，我必然对兰德的传播也有变化，从一个“始作俑者”和“积极的倡导者”，转变到怀有一定的重新思考。这不只是个人阅历和所处的环境的变化，我作为一个出版人，一个编辑，这样的角色也必然有这样的变化。我对我传播的思想持一个谨慎的态度。但到今天，我还是觉得，兰德的伦理思想还是利大于弊，还起着比较积极的作用，而她的正面作用还没有达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