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爱尔兰当代作家科尔姆·托宾受邀至美国埃默里大学著名的“理查德·艾尔曼现代文学讲座”授课，《王尔德、叶芝、乔伊斯与他们的父亲》就是此次授课讲稿的合集。托宾透过威廉·王尔德、约翰·巴特勒·叶芝和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的生活和作品，以及他们与儿子们之间错综复杂、影响深远的关系，对爱尔兰文化、历史和文学做了近距离而充满启发的阐释性研究。
以下为本书作者自序的节选，托宾以他在都柏林读大学时漫步的街道开篇，为我们展开一张都柏林文学地图，三位爱尔兰文学巨匠的足迹也同样深深印在这片土地上。
作者: [爱尔兰] 科尔姆·托宾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品方: 群岛图书
原作名: Mad, Bad, Dangerous to Know: The Fathers of Wilde, Yeats and Joyce
译者: 张芸
出版年: 2025-1
都柏林的有些街道让人觉得格外厚重，在这座城市生活得越久，零散的回忆和联想累积得越多，这份厚重感就变得越具层次。内心的想法随时间而渐趋复杂丰富，发生更多关联。有时，都柏林的这种氛围会因历史和书本而大大加剧。
不过，在忙碌的日子里，人们依旧可能走进位于奥康奈尔街的邮政总局，去寄封信或买张电视许可证，而起初压根儿没想到把这间邮局当作司令部的一九一六年起义，或是领导这场起义的麦克多纳和麦克布赖德、康诺利和皮尔斯，抑或叶芝的诗：
当皮尔斯把库丘林召唤到他身边，
什么人阔步走过邮政局？什么才能，
什么计算、数字、测量给予了回答？
然后我转身，看见神话中的爱尔兰勇士库丘林的雕像，这座雕像出自奥利弗·谢泼德之手，竖立在这间邮局里，我记起塞缪尔·贝克特曾请他的朋友康·利文撒尔亲自“去都柏林邮政总局，测量从地面到库丘林屁股的高度”，因为在贝克特的小说《莫菲》里，尼瑞想要以头撞击库丘林铜像的屁股。这样一来，那颗无所事事或只琢磨着日常生活之弊病的头脑，可以因英雄、历史和疯子而伤神。
库丘林雕像
图源：@David Brossard，https://worldhistory.org
沿韦斯特兰路走到头，在皮尔斯街和隆巴德街相交的拐角有一间现已关闭的爱尔兰银行分行，我在那儿开有账户，所以以前经常走着去那儿。有些日子，我在途中路过位于基尔代尔街的国家图书馆，脑中会闪过利奥波德·布卢姆、《基尔肯尼人民报》、斯蒂芬·代达勒斯和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的两年间，我几乎每个工作日都在国家图书馆学习，因此我会沉思，是谁在一九七五年的春天偷了我的黄色自行车，继而好奇，他们现在是不是还生产一种名叫“哈姆扎”的保加利亚葡萄酒，当年，马路对面的巴斯韦尔斯旅馆以很便宜的价格按杯供应这种酒。或者我会记起有一日，我和一个朋友站在图书馆的大门——就是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所写的大门——外抽烟，我的朋友望着爱尔兰国会下议院的停车场，形容当时一位声名显赫的政客布赖恩·勒尼汉的头发像是被用某种古老的工艺手法烫出的名副其实的波浪卷。抑或我会回想起，一九七八年我从西班牙归来，发现整个都柏林只有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咖啡机，在位于南安妮街的咖啡小馆，心中觉得不可思议。
接着我转入南莱茵斯特街，一九七四年发生爆炸案的地方，我试图回忆那起事件造成的确切死亡人数，纳闷那儿为什么没有纪念碑，然后又试图回忆那个星期五下午的向晚时分，当我坐在国家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时，听到的爆炸声是怎样的。事实上，我没有听见什么；我听到更多的是事后的沉寂，留在我记忆中远更清晰的是那晚余下的时光，全城陷入狂乱、恐慌，我用夹杂了怀疑、惧怕和不可置信的目光注视每一辆停放着的汽车，然后在位于巴戈特街的托纳酒吧喝酒喝到清晨，电台里播着大提琴的音乐，每当有新闻简报出来时，乐声停止，一片安静。
然后，当南莱茵斯特街变成林肯巷的拐角映入眼帘时，我隐约注意到马路对面那栋建筑山墙上的招牌，上面写着“芬尼旅馆”。说来奇怪，那个招牌并未褪色。詹姆斯·乔伊斯有两本书出自于此，或至少第二本的书名源于此。芬尼。芬尼根。一九〇四年六月十日，他正是在这儿邂逅了在这家旅馆工作的诺拉·巴娜科。两个年轻的陌生人四目相对，停下交谈，他们约定四天后再见，地点在威廉·王尔德爵士和他妻子斯佩兰扎曾经居住的宅第外，他们的儿子奥斯卡也是在那栋房子里被抚养长大，逝于乔伊斯和诺拉相识的四年前。
图源：https://comeheretome.com/
六月十四日，诺拉没有如约和乔伊斯见面，乔伊斯热切地写信给她，恳求再约一次：“我也许是瞎了。我盯着一头红褐色的头发看了良久，终于确定那个人不是你。我沮丧万分地回家。我想再约个时间，但那么做恐怕不合你的意。但愿你能大发善心，与我定个约会——若你不曾忘记我的话。”那日晚些时候，他又写道：“我的耳边全是你的声音⋯⋯我真希望感觉你的头靠在我的肩上。”六月十六日，他们第一次外出约会，他们的故事从这天开始，《尤利西斯》的时间也是设定在这一天。我想，幸好他们约会的日子不是在十一月中；那样的话，这本小说估计会薄很多。也幸好不是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那时候这一天酒吧通常关门。想到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酒吧关门、禁止卖酒，我脑中一个念头一闪而过：没酒喝，真是渴死人了，堪比耶稣受难。尤其像临近终了时。从他肋部伤口流出的只有水了。
……
十九世纪期间，市内还大造教堂。迪克森提到，位于韦斯特兰路的圣安德鲁教堂——《尤利西斯》里，利奥波德·布卢姆逗留过的教堂——“可同时容纳三千两百名教徒站着参加活动”。从韦斯特兰路出发、向南行进的那条郊区火车线，托马斯·金塞拉进城搭乘的那一条，是乡间修筑的第一条铁路线。它比伦敦的首条郊区铁路早两年建成，于一八三四年临近岁末时开始定期运行。它把人们从罗伊·福斯特所称的“南面中产阶级聚居的开阔郊区”载往市中心。
当时，在奥斯卡·王尔德的父亲、W.B.叶芝的父亲、詹姆斯·乔伊斯的父亲居于都柏林的年代，这座城市贫苦、破落。上述发展势头的出现不是靠工业或制造业；它以运输业和文员数量增长的形式出现。尽管郊区扩建，基础设施有所改善，
但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和二十世纪初，都柏林给人的印象仍是一个由孤立个体组成的地方，整个城市的氛围在某种意义上杂乱无章，一个没有找到自我的地方，神秘而忧郁，
保持原状，足以让詹姆斯·乔伊斯本人把这座城市视为“瘫痪中心”，让他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他于一九〇五年离开都柏林后没再回来——在自己的书《看守我兄长的人》里哀叹这座城市不像别的地方，它缺乏传统意识，那种意识给许多小说家的作品提供了养分，让小说人物可以面对选择和机会，怀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寻求自己的命运。……
诚如莫里斯·克雷格所指出的，声名显赫的威廉·王尔德爵士是这些在十九世纪开始给这座城市注入生机的个人之一，他与简·埃尔吉结婚后，最先住在这条街上。他的儿子奥斯卡于一八五四年在韦斯特兰路二十一号出生，那栋房子位于我离开皮尔斯街、往南走时的右手边。房子的墙上有一块纪念奥斯卡的小牌匾。
图源：https://donsdublin.wordpress.com/
奥斯卡出生后不久，王尔德一家搬到相去不远的梅里恩广场一号。二十年后，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将他的事务所迁至韦斯特兰路十三号。他和他的母亲可能甚至就住在这栋楼里，或是附近的旅馆。约翰·怀斯·杰克逊和彼得·科斯特洛在他们所著的乔伊斯父亲的传记中写到韦斯特兰路：“虽然人们一般不把这块区域与乔伊斯联系在一起，但对詹姆斯·乔伊斯来说，这条路似乎保有它特殊的意义。”怀斯·杰克逊和科斯特洛明确表示，正如乔伊斯把都柏林的城中村“伊索德的礼拜堂”——他父亲从科克市搬来都柏林时最初落脚的地方——写入《芬尼根的守灵夜》一样，他在《尤利西斯》里着力刻画了韦斯特兰路，乔伊斯仿佛想要再现并探索他父亲早期在都柏林生活时的心灵世界。……
叶芝的祖父母和父亲认识奥斯卡·王尔德的双亲，他们同属都柏林一个狭小的社交圈子。想象乔伊斯的父亲在跟他的母亲搬到韦斯特兰路住时，说不定会在这条路上与王尔德夫妇擦肩而过，因为他们两家的住所仅相隔咫尺，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但他比他们晚几年，所以没机会遇上。不过，把奥斯卡·王尔德与詹姆斯·乔伊斯联系起来的，除了在《尤利西斯》里出现王尔德以外，这两位作者都认识叶芝，都在处境困难时得到过他的援助。……
当我走路经过王尔德一家位于梅里恩广场的住所时，我想起W.B.叶芝婚后也住在这座广场，他的弟弟在离这儿不远的菲茨威廉广场有一间画室。在同样位于梅里恩广场的国立美术馆里，有着叶芝父亲、他的弟弟杰克以及他两个妹妹的作品。
威廉·王尔德与简·埃尔吉在一八五一年结婚，约翰·B.叶芝与苏珊·波勒克斯芬在一八六三年结婚，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与梅·默里在一八八〇年结婚。由此，一张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慢慢开始在这座城市形成，使这座城市变得益发神秘，给一九一六年起义前的都柏林的氛围增添了一股隐匿、强大的暗流，这股潜在的情绪既不是政治也不是贸易所给予的。
市内的这种新气象提升了独善其身、个人主义、自主自立的思想。那个时代依旧是一个个人活动的时代，作家和画家凭自己的能力、为自己从混乱中创造出属于他们的精神世界。利奥波德·布卢姆独自在市内游走，斯蒂芬·代达勒斯也一样。身在伦敦的王尔德亦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茕茕孑立，又独自承受痛苦。还有叶芝，骄傲地保持清高的姿态，背井离乡的乔伊斯亦然。诚如叶芝在给戈斯的信中所写，爱尔兰使他们将自己孤立起来。这个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天赐的良机。
他们的父亲也独立于世，不遵循任何团体制定的路线行事。他们过着仿佛没有向导、没有地图的人生；就威廉·王尔德爵士而言，他一辈子任性恣意，工作起来勤奋狂热，约翰·B.叶芝和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满腹才华，生性怠惰。
这三位父亲，他们个个制造混乱，他们的儿子却做出成绩。这几个儿子从不半途而废——无论创作剧本、诗歌、小说、随笔，乃至塑造他们本人脆弱的自我，都有始有终。他们以自身为镜，创造那片供我们走入的天地。
正如王尔德在《自深深处》的一个段落里搬出他的父亲做论据、乔伊斯在他的小说里纪念他的父亲一样，叶芝在晚期一首名为《美丽高尚的人物》的诗里回忆他的父亲在艾贝剧院，当时正值抗议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的骚乱发生过后：
家父站上艾贝的舞台，面对群情激愤的观众，
“这片土地上，到处是圣徒，”随着掌声的平息又.言，
“石膏像圣徒。”他迷人而调皮的头往后一仰。
三位作家都生活在一座缺乏深厚戏剧传统也没有发达的出版业的城市——大卫·迪克森指出，一八七一年，“当时都柏林市面上所卖的小说，无论什么类型，几乎全是在伦敦印制出品的”。他们自己的父亲有着可挖掘利用的精气神，正如他们亦赋予每个在这座城市里行走的人一种可挖掘利用的精气神一样。他们重新想象那些普通、破落的街道，留下足迹和生动的线索，使韦斯特兰路及其周边的街道在我从银行往回走的途中有了不一样的面貌。
……
W.B.叶芝和詹姆斯·乔伊斯毕生致力于探索他们提及的地名与他们通过作品所表现的地方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要去看这两位作家的纪念像，我必须沿克莱尔街走，经过蒙特克莱尔酒店，我父母度蜜月时住的酒店——我的父亲在都柏林念过书，我的母亲日后抱怨，他带她参观了太多教堂——然后穿过马路，到格林书店的旧址；以前书店后面有一间小邮局——再沿南莱茵斯特街——贝克特和他的父亲曾常光顾利奥波德·布卢姆喜欢的那家土耳其澡堂——接着转入基尔代尔街，在乔伊斯的短篇小说《两个浪汉》里，距离基尔代尔街俱乐部门廊的不远处，“一个弹竖琴的人站在路上，正在对一小圈听众弹琴。他漫不经心地拨弄着琴弦，不时朝每个新来的听众瞥上一眼，还不时懒洋洋地望望天空”。
我走过国家图书馆，那儿藏有叶芝的书信文件和乔伊斯的一些手稿。这座图书馆于一八九〇年对外开放，建造商是塞缪尔·贝克特祖父名下的公司。叶芝用过里面的阅览室，乔伊斯也一样。罗伊·福斯特写道，叶芝日后“回忆年轻时的自己坐在位于基尔代尔街的国家图书馆内，‘不屑地看着那些伏案的脑袋和忙碌的眼睛，或在无谓的遐想中谛听自己的内心，像听海螺里的声音一般⋯⋯我那时自大、懒惰、冲动’”。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叶芝在这座图书馆里写信给格雷戈里夫人：“我唯一的休闲时光是来这儿，此刻我正写信的地方，走到一张远离人群的桌旁，位于国家图书馆不对外开放的过道间。图书管理员允许我去我喜欢的地方看书，这样我可以躲开穿堂风和嘈杂声。”乔伊斯将把《尤利西斯》第九节的场景设置在这座图书馆。斯蒂芬在这儿与人就《哈姆雷特》和莎士比亚展开冗长的辩论。在这栋大楼里，“我周围尽是装进了棺材的思想，罩着木乃伊匣子，用文字的香料浸泡着”。这一章的结尾，壮鹿马利根看到利奥波德·布卢姆离开这栋大楼，他对斯蒂芬低语：“漂泊的犹太人⋯⋯你注意他的眼神了吗？他望你的样子是居心不正的。我怕你，老水手。啃奇啊，你危险了。快找个屁股护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