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生儿童数量创历史最低值，生育率急剧下降。韩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出生率进入“零时代”的国家。其原因除了经济压力，还包括缺乏育儿假、就业难、城市化进程、畸形的政企关系以及高补习率等。韩国的生育率下降不仅影响自身人口结构，也对整个国家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其他东亚地区的大城市也面临类似问题，人口结构老龄化严重。
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18年出生统计》显示，韩国新生儿童数量降低到了1970年来的最低值，生育率仅为0.98。
除了经济原因，韩国女性还面临着缺乏育儿假、就业难等问题。城市化进程也导致了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生育率下降。
财阀控制经济和社会，导致普通人生活空间被压缩。统计数据表明，财阀企业的利润大幅增长，但就业机会和工资提高并未惠及大多数人。
研究发现，补习率与生育率之间存在反比关系。韩国的高补习率也反映了上升通道狭窄和成年人生活艰难的现状。
与中国大陆、###、中国###、东京、新加坡等东亚地区的大城市相比，这些城市也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的社会形态。大城市的吞噬作用以及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导致了乡村的人口流失和生育率下降。
8月28日，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18年出生统计》（确定版）显示：韩国新生儿童数量降低到了1970年来的最低值，合计生育率更是仅为0.98，即平均一名女子终生生产不足1名子女。
韩国媒体惊呼，韩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出生率进入“零时代”的国家。
有韩国媒体在街头采访，被采访的年轻女性纷纷表示，经济原因只是主要原因之一，此外还有：
育儿假缺失，在韩国，除了少数大企业和公务员外，很多企业都没有育儿假；
女性如果生完孩子再出来找工作，很多公司会告诉你已经没有合适的岗位了；
父母如果都上班就需要找育儿保姆，而多数刚生了孩子的女性至少一两年内无法工作，对于工薪阶层，这是个艰难的决定……
正常情况下，育龄在25-30岁年轻妇女的生育率应该比35-40岁妇女生育率高三倍，而韩国目前的情况是：
2018年，该国育龄期妇女比中年妇女的生育率更低。
作为韩国首都也是最大城市的首尔，2019上半年生育率更是仅为0.76，完全成为了一个人口黑洞，如果不是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源源不断来到这里，首尔早已是个濒临死亡的城市了。
韩国专家也跑出来说，这样下去韩国五年内就会进入人口减少期，然后快速下降，简单拿出纸笔算一算，每两个韩国人变成一个，生一代人30年，韩国人平均寿命80岁，不用300年，韩国人就会自然灭绝了，人都没有，国家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其实不用等到彻底灭绝，只要人口下降到一定数量，一个国家的运转就无法持续了。
那么，韩国的生育率怎么就滑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了呢？
众所周知，城市化是近代工业化演进的必然结果，作为同处儒家文化圈的韩国，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意味着打破原有的乡村结构，民众不再依赖宗族乡亲，而是社会和政府。
也就是说，城市化完成后的韩国，老百姓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养老看病救灾，都能够靠市场力量或者政府力量完成，于是，
家庭单元从大家族逐渐变成小家庭，然后再变成单身一族。
关于城市化导致生育率下降，在之前的文章里边，我做过多次论述，这里不再做过多赘述。一份来自美国的生育率统计数据也显示，住独栋建筑的家庭生育率，要远远高于住在公寓里的家庭。
这也很好理解，毕竟孩子多总要房子面积够大才有地方住，公寓的逼仄让人和人之间太过拥挤，远远望去的大厦密密麻麻的窗口，像极了工蜂住的蜂巢，在这样逼仄的环境里，生孩子的欲望会被狠狠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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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维多利亚湾单价大几十万的豪宅，你觉得住在这里面，有生孩子的欲望吗？
除了城市化，韩国的出生率还深深地受到了该国经济结构的影响。
二战后的韩国国小民穷，亟需振兴经济，政府举全国之力重点扶持了几个大企业，也就是我们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些被举国扶持起来的大财团，在韩国经济腾飞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说韩国成为准发达国家，他们的功劳很大。
20世纪60年代，在朴正熙主导下的韩国，确定了出口导向和重工业立国的政策，石化，钢铁，造船等行业都在这个年代蓬勃发展，在短时间内就具备了跟国际竞争的实力。
也正因如此，有钱有资源有关税保护的韩国财阀迅速做大，在国内几无敌手的他们，通过不断地并购扩张，最终渗透到韩国的方方面面，
韩国从“有财阀的国家”变成了“有国家的财阀”。
比香港拥有四大家族更甚的是，韩国基本可以说是属于三星，LG，SK和现代这四家财阀的 ，他们拥有的资产，是韩国总资产的四分之一，销售额占到韩国企业总销售额的20%以上。
一个韩国人从出生到死亡，没有一个环节能摆脱这些大企业，一辈子不管做啥，钱都流入这些企业的腰包。
而当财阀控制经济和社会之后，控制政治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韩国总统没有一个有好结果，就是这种畸形政商关系的结果。
在韩国，政客扮演的是财阀马仔的角色，韩国的小企业根本不可能在这样的财阀勾结下壮大，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入这些大企业，普通人的生存空间更是被这些大企业压缩到了很小的空间里。
韩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财阀企业利润大涨54%，在全国所有企业中占比达到40%，但是，财阀企业数量只有全国企业的0.2%，也就是说，在韩国，利润增长已经成为少数企业的事，完全不能转化为就业机会和工资提高。
在财阀织成的这张大网中，韩国小企业和年轻人逐渐失去了机会和希望。
不信你看这30年来，韩国出现过什么新的创新企业明星吗？一个都没有，对不对？
在韩国，一个年轻人，只有进入财阀控制的大企业，才能拿到不错的薪水；而能进入大企业的年轻人，只占每年大学毕业生的3%，另外97%的年轻人的工资水平就十分堪忧了。
而从学历门槛上来说，想要进入这些大企业，你必须得是韩国几所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比如人们熟知的“SKY”高校：首尔大学，
高丽大学
和延世大学。
生活如此重压，活着都需要竭尽全力，哪还有意愿去生孩子呢？
在长时间研究经济现象和生育率关系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关键性指标：
补习率
。
一般而言，补习率同生育率成反比，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的民众，对补习的热衷程度越高，疯狂指数越高，它的生育率就越低
。
相比执着子女教育的中国大陆，韩国是
有过之而无不
及，这里的大学更难考，学生辛苦程度更高，补习更是早已成为韩国学生的梦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