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尼采《善恶的彼岸》赵千帆译 商务印书馆 2015
“人”类的每一次提升，都是贵族社会造成的成果，而且永远都是如此。贵族社会相信人与人之间有巨大的等级差别和价值差异，认为需要有某种形式的奴役。距离的感伤力，例如若没有产生于具体的阶级差别，产生于统治阶级总是逼视和俯视他们的部属和工具，产生于统治阶级发号施令、控制和保持距离的习惯的那种感伤力，人们就不会希望不断扩大灵魂本身之内的距离，就不会形成较为高级的、较为难得的、更进一步的、较为广大的、较为全面的国家，“人”类就不会提升，或者在超道德的意义上使用道德上的惯用语句，就不会出现不间断的“人的自我超越”。
毫无疑问，对于贵族社会的起源史
（即对于典型“人”提升的起始条件）
，人们一定不要抱有任何仁慈的幻想：真相是残酷的。让我们没有偏见地看一看迄今每一较为高级的文明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仍然具有自然本性的人、彻头彻尾的野蛮人、食肉的人，仍然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和权力欲，向较为虚弱的、较有道德的、较爱好和平的种族
（或许是从事贸易的、或饲养家畜的村落）
猛扑了过去，向古老而成熟的文明民族猛扑了过去。这些民族智穷才尽，颓废堕落，其最后的生命力正在渐渐熄灭。开始时，高贵种姓都是野蛮种姓，他们的优势不仅表现在其身体力量上，而且还表现在其精神力量上——他们是较为全面的人
（较为全面的人无论从哪一点说，都是“较为全面的动物”）
。
腐败堕落，标志着各种本能将陷于无政府状态，被称为“生命”的各种感情的基础将被动摇——根据其表现形式，可以是根本不同的东西。譬如，大革命开始时，法国贵族怀着极端厌恶的心情放弃了其特权，沉溺于道德感情之中，这就是腐败堕落。这实际上只不过是已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的腐败堕落的尾声，在这一过程中，法国贵族逐渐放弃了其贵族特权，把自己的身分降低至王族的附庸
（最终甚至只充当点缀，只出席阅兵典礼）
。
然而，强壮而健康的贵族的本质特征却是，它不应把自己视为王权或国家的附庸，而应把自己视为王权和国家的意义所在和最高辩护者——所以它应问心无愧地接受大批人的牺牲，为了它，必须压制他们，使他们沦落为有缺陷的人，沦落为奴隶和工具。
其基本信念恰恰必须是，不应听凭社会为了自身而存在，社会仅仅是一个基础和脚手架，借此一经过挑选的阶级，可以将自己提升至更高的职责，并一般地可以将自己提升至更高级的存在，就像爪哇岛上那些追逐阳光的攀缘植物那样——它们用枝干盘绕着栋树，直到最后远远高于栋树，但却因为栋树的支撑，方能在明媚阳光之下展开其顶端，显露出幸福之情。
避免相互损害，避免相互使用暴力，避免相互剥削，使自己的意志与其他人的意志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只要具备必要的条件
（即，在一个组织之内，个人的力量和价值以及相互关系实际上是相同的）
，这会在某种不精确的意义上，导致个人之间的良好品行。可是，一旦人们想要普遍地采用这一原则，甚至把这一原则当作基本的社会原理，那就会立即暴露出它的内涵——它是否定生命的意志，是分解和腐烂的原则。
在这里，人们必须作根本性的思考，抵制一切感情上的脆弱。生命本身实质上是占有、损害、对异国人和弱者的征服、镇压、严酷，即便用最温和的词语形容，至少也是剥削。尽管很久以来，这些词语就被打上了耻辱的烙印，但为什么人们还老是使用它们呢？即便是那个如前面所假定的，在其内部是每个人相互平等对待——每一健康的贵族集团内部就是这样——的组织，如果它是个充满活力的，而不是垂死的组织的话，也必须对其他组织做所有那些事情。虽然在其内部每个人避免相互做这些事情，它将不得不成为强力意志的化身，不得不努力成长，努力有所发展，努力获得优势。
这不是因为任何道德或不道德的缘故，而是因为它活着，因为生命就是强力意志。然而，在这方面，欧洲人的普通意识要比在其他方面更不愿意被纠正；无论在哪里，人们现在都在热烈谈论未来的社会状况，甚至假借科学的名义大谈特谈，说“剥削性”将退出历史舞台。在我听来，似乎是他们保证要发明一种生活方式，按照这种生活方式，生命将避免发挥所有机能。“剥削”并不属于堕落的或有缺陷的原始社会；剥削是固有的强力意志的结果，而强力意志就是生命意志。尽管这作为一种理论是新奇的，但作为现实的它，却是全部历史的基本事实。让我们在此限度内真诚对待自己吧！
我在迄今流行于或目前仍流行于这个地球上的许多高雅和粗俗的道德之间游历了一番，发现一些特征有规律地反复同时出现而且相互联系，最后，我发现两种主要类型，就是存在着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不过，我要立即补充说明，一切较为高级的混合文明也试图调和这两种道德；但更为常见的是，两者的混淆和相互误解，而且有时会难分难解地并列在一起——甚至在一个人身上，在同一个灵魂内部。道德价值的特征要么产生于统治阶层，统治阶层意识到自己不同于被统治者而感到高兴；不然就是产生于被统治阶级，即各种各样的奴隶和依附者。在前一场合，由于是统治者决定“善”这个概念，因而尊贵高雅而傲慢的个性，被视为优越的特征，这种个性决定着等级差别。
高贵型的人区别于这样的人，这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与上述尊贵高雅而傲慢的个性相反：他鄙视这些人。在第一种道德中，“善”与“恶”的对立其实就是“高贵”与“可鄙”的对立——尽管“善”与“恶”的对立出于另一来源。懦夫、忧心忡忡者、卑鄙猥琐者、只考虑眼前利益者，都是受鄙视的；而且，眼光狭隘的多疑者、自卑者、甘受虐待如同狗一样的人、摇尾乞怜的拍马屁者，尤其是说瞎话者，也都是受鄙视的。所有贵族的一个基本信条是，平民百姓是靠不住的。“我们这些可信赖之人”——古希腊的贵族都这样自称。很显然，无论在什么地方，道德价值的名称都首先运用于人，然后才被加以引申，运用于行为；所以，道德史家从“同情他人的行为为何受称赞”这一问题出发，是大错特错的。高贵型的人把自己视为价值的决定者，因此不需要得到认可；他断定；“凡是对我有害的，其本身就是有害的。”他知道，完全是他自己赋予事物荣誉；他是价值的创造者。他尊重自己内心承认的一切——这样的道德乃是自我赞美。处于突出地位的乃是充实的感情、抑制不住的强力感、高度紧迫的幸福、希望给予和赠与富裕意识，所以高贵者也会帮助不幸者，但不是——或几乎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出于充溢的强力所产生的一种冲动。
高贵者把自己尊为强力者，并能控制自己，知道如何说话，如何保持沉默，喜欢对自己严厉而苛刻，并且敬重一切严厉而苛刻的人。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一则英雄传奇中说：“奥丁①给我的胸中放了一颗铁石的心。”这是从一个自豪的维京族②人的心里理所当然地唱出来的。这种类型的人甚至为自己天生不善于同情而自豪。因此，这位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英雄以告诫的口吻补充道：“谁在年轻时没有铁石的心，谁就将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心。”抱有这种想法的高贵者和勇敢者距离下面这样一种道德最为遥远，这种道德认为：同情，或为他人做事，或无私，才是有德者的特征。对自己充满信心，对自己充满自豪感，对自私怀有根本的敌意和嘲讽态度，跟自然而然地看不起同情心和“温情”一样，肯定属于高贵的道德。正是强壮有力的人才懂得如何尊重他人，这是他们的本领，是他们发挥创造力的领域。深深崇敬古代和传统——一切法律都建立在这种双重的崇敬之上。信任和偏爱祖先，不信任和不喜欢后来者，是强壮有力者的道德的典型特征；相反，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几乎本能地相信“进步”和“未来”，越来越不尊崇古代，由此充分暴露出这些“思想”出身卑贱。然而，统治阶级的道德，由于其原则很严厉，与当代的趣味最相抵触，最令当代的趣味不舒服。
这一原则就是，人们只对与自己地位相等的人承担义务；对地位较低的人，对一切异己者，可任意地或者“随心所欲”地行事，总之，可以“超越善与恶。”正是在这里，同情和与其类似的感情享有一席之地。长久地感激和报复的能力与义务——这两者只存在于地位相等者的圈子内——巧妙地报复，优雅细腻的友谊，树敌的某种必要性
（以此发泄忌妒、好斗、傲慢等情绪——其实是为了成为好朋友）
，这一切都是高贵道德的典型特征。这种道德，如前所述，不是“现代思想”的道德，因此目前很难付诸实施，也很难发掘和揭开它。第二种道德，即奴隶的道德，则是另一番情景。假设受虐待者、受压迫者、受苦者、未获解放者、厌倦者和那些对自己没有把握的人，也来谈论道德，那么，他们的道德评价中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很可能是对人类的整个状况表示悲观主义的怀疑，而且或许会谴责人类及其状况。奴隶不喜欢强壮有力者的道德；他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绝对不相信强壮有力者尊重的一切“善事”；而宁愿使自己相信，强壮有力者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另一方面，那些有助于缓和受苦受难者的生存痛苦的品质，则受到推崇和吹捧；正是在这里，同情、温和、乐于助人、宽厚、忍耐、勤劳、谦恭和友善，赢得了尊敬；因为在这里，这些是最有用的品质，而且几乎是承受生存重负的惟一方法。
奴隶道德实质上是功利主义道德。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尽人皆知的“善”与“恶”的对立：强力和危险性被认为属于恶，即不容轻视的某种恐惧、难以捉摸的力量被认为是恶。所以，按照奴隶道德，“恶”人引起恐惧；按照主人道德，恰恰是“善”人引起恐惧和试图引起恐惧，而恶人则被视为卑鄙的人。若按照奴隶道德的逻辑推论，最终也在某种程度上鄙视这种道德的“善”人——叫那怕是轻微的、好意的鄙视——两者之间的对比便会达到最大的效果；因为，按照奴隶的思维方式，善人不管怎样都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人，必须是性情温和的、容易受骗的、或许有点儿傻的老好人。在奴隶道德占优势的地方，无论何处，语言都显示出使“善”和“傻”这两个字眼的意思相互接近的倾向。最终的根本区别是：对自由的渴望、追求幸福的本能以及细腻的自由感情，必须属于奴隶道德和奴隶品性，正如巧妙而狂热的崇敬和献身，乃是贵族思维方式和评价方式的通常表征。由此我们可以立即明白，为何作为激情的爱——这是我们欧洲人的特点——定有其绝对的高贵来源；众所周知，这种爱的发明权属于普罗旺斯的骑士诗人，即那些出色的、富有独创性的、有“快乐知识”的人，欧洲欠他们的太多，甚至欧洲本身的存在都受惠于他们。
②维京族，8——11世纪在北欧海岸从事海岛生涯的诺曼族。——译者
虚荣也许是高贵的人最难理解的事情之一。其他人认为虚荣是不言而喻的，而高贵的人却倾向于否认虚荣的存在。关键是要让高贵的人认识到有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力图使别人对自己产生好的评价，虽然他们“不配”得到这种评价，可却相信所产生的好评价。这在高贵的人看来，一方面趣味太低下了，太不自重了，另一方面也太可笑和荒唐了，以致他宁愿把虚荣看做是一种例外，在人们谈到它的大多数时候都表示怀疑。譬如，他会说：“我也许弄错了自己的价值，却要求别人承认我对自己的评价。不过，这并不是虚荣
（而是自负，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所谓‘谦恭’和‘谦虚’）
。”他甚至会说：“由于许多原因，我可以喜欢别人的好评价，这可能是因为我热爱和尊重他们，他们快乐我也高兴，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好评价，可增强我对自己的信心，同时可能是因为别人的好评价，即便我不同意，现在或以后对我也是有用的。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虚荣。”具有高贵品格的人，首先必须借助于历史而清楚地认识到，从远古以来，在所有社会阶层，普通人都仅仅是被人们所认为的那种东西——根本不习惯于确定价值，甚至给自己选定的价值正好是主人给他选定的
（创造价值是主人的特有权利）
。即便是现在，如果普通人仍老是等待着对自己的评价，然后出于本能使自己服从这一评价
（决不是仅仅服从于“好的”评价，而且还服从于坏的评价和不公正的评价。譬如，想一想大多数虔诚的妇女从告解神父那里学会的，以及虔诚的基督徒从教会那里学会的自我欣赏和自我贬低）
，那也会被看做是不同寻常的返祖现象所造成的结果。实际上，随着民主社会秩序的缓缓崛起
（这种社会秩序崛起的原因是，主人血统和奴隶血统的混合）
，主人的那种为自己选定价值和对自己“评价很好”的高贵冲动，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鼓励和发展；但总是有一种更为古老的、更为强大的、更为根深蒂固的倾向与其作对——而且在“虚荣”现象中，这种较为古老的倾向征服了年轻人。
爱虚荣的人每一次听到对自己的好评价都会感到高兴
（而完全不考虑其用处，也不考虑其是真是假）
，正如他每一次听到不好的评价都生气那样，因为他屈从于这两种评价，并且感到不得不屈从于这两种评价，最为古老的屈从本能充溢于他的内心。正是爱虚荣的人血统中的“奴隶气”，奴隶残存的那点狡猾——譬如在女人身上，就仍有许多奴隶气！——诱使人们尽力博得好评；也正是奴隶随后立即匍伏在这种评价面前，似乎这种评价并不是他呼唤出来的。所以，我再次声明，虚荣是一种返祖现象。
一个（物）种的产生，和一个类的确立及强大，要经过与基本上不变的恶劣条件作长期斗争。另一方面，饲养者的经验告诉人们，某一（物）种若得到的营养太多，受到的保护和照料过多，便会很快产生大量变种，产生许多奇异和畸形之物
（也产生许多骇人听闻的罪恶）
。姑且把贵族社会，比如古希腊的某一城邦，或威尼斯，视为养育人的一种有自由意志和没有自由意志的装置；其中一个人挨着一个人，要靠自己独力生存，他们想要使自己所属的种占优势，主要原因是，他们必须占优势，否则便要冒被消灭的巨大危险。那里缺少促进变种生长的特殊照顾，没有过多的营养和保护；他们必须作为种，作为某种东西而存在，只有借助于其坚硬的、一致的、简单的结构，才能在与其邻人或与其反叛的，或要反叛的仆人的不断斗争中，占优势和永存。各种各样的经历使他们明白，主要是哪些特质使他们面对各种神和人，仍然生存了下来，并迄今一直处于不败之地。他们把这些品质称为美德，仅仅发展了这些美德，使其趋于成熟。他们做这些事情时很严厉，其实他们渴望严厉；每一种贵族道德的教育年轻人、管束女人、婚姻习俗、长幼关系、刑法
（它只注意防止堕落）
等方面，都是偏执的。它以“正义”的名义，把偏执本身视为一种美德。
由此而产生了一类具有若干很明显特征的人，一种表情严肃的、尚武的、矜持寡言的人
（他们对社交活动的魅力和微妙之处，有极敏锐的感受力）
历经世代交替而不受影响；如前所述，与不变的恶劣条件展开不间断的斗争，是使一类人变得稳定和坚强的原因。然而，最终会出现幸福局面，严重的紧张状态会得到缓和；也许邻人当中不再有敌人，乃至享受生活的资料极其丰富。古老行为准则的束缚和约束一下子解除了，人们不再把它看做是必不可少的，不再把它看做是生存的一个条件。即使它继续存在，它也只是一种奢侈，一种仿古趣味。变种，无论是更高级、更雅致、更难得的变种，还是退化和畸形的变种，都会突然大量涌现；个体敢于成为个体，敢于脱离集体。在历史的这一转折点，一种像原始森林中那样多种形式的蓬勃生长和抗争、一种热带速度的生长竞争以及一种令人惊奇的衰落和自我毁灭，会并列出现，而且常常混杂和纠缠在一起。原因是各种利己主义残酷无情地相互对抗，迅猛地发展，互相争夺“阳光”，无法再用迄今存在的道德规定界线，予以限制或叫它们克制自己。
正是这种道德本身积累了如此厅大的力量，把弓拉得这么满，以致它现在已经“过时”，或正在变得“过时”。目前已经达到令人不安的危险之点，人们将超越旧道德，过一种更加伟大的、更多方面的、更全面的生活；“个人”将占据突出位置，将不得不自己颁布法律，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技巧和策略来自我保存、自我提升和自我解脱。只有新的“为什么”，只有新的“怎么会”，不再有任何共同的准则，在一起时只会相互误解和不尊重，衰落、堕落和最高尚的欲望可怕地纠缠在一起，从善与恶的各种丰饶角中，涌现出大量天才，春季和秋季不祥地同时出现，充满了尚不疲乏、尚不疲倦的新腐败中特有的新魅力和新奥秘。
会再次出现危险，道德之源会受到厅大的威胁；这次将威胁到个人，威胁到邻人和朋友，威胁到普通人，威胁到他们的孩子，威胁到他们的心灵，威胁到他们的欲望和意志中所有与个人关系最为密切、最为隐秘的深处。此时出现的道德哲学家将要宣讲什么呢？这些目光锐利的看客和游手好闲者发现，结局正在迅速向人们逼近，周围的一切都在衰败并引起衰败，除了一种人即不可救药的平庸者外，一切都不会延续到后天。只有平庸者有可能继续存在和繁衍。他们将是未来之人，将是仅有的幸存者；“跟他们学！做平庸者！”是目前仍然有意义和仍可赢得听众的惟一道德。但宣讲这种平庸的道德却很难！这种道德是什么，想要什么，谁也说不清！它只能谈论节制和尊严，只能谈论义务和兄弟般的友爱——要掩盖其讽刺意味，很难！
有人具有追求地位的本能，同任何其他本能相比，具有此种本能已经是地位高的标志；有人乐于怀有细腻微妙的崇敬之情，由此可推断出他们的出身和习惯都很高贵。灵魂的纯净、善良和高尚，在某样东西根据追求地位的本能，来判断具有最高的地位，但却尚未受到令人敬畏的权威的保护，而免遭鲁莽的触摸和不文明行为的损害时，会受到可怕而危险的检验。这种东西宛如一颗活的试金石，普普通通，尚未被人发现，具有试探性质，或许有意蒙着一层面纱，作了伪装。致力于考察灵魂的人，可利用这种手法的许多变形来确定某一灵魂的最终价值，确定其所属的固有等级。他可以用其尊重的本能来检验它。
差别造成仇恨，若把某一神圣的器皿、某一密闭神皇中的珠宝、某一部关乎人类命运的书籍放在这一本能之前，许多粗俗的本性便会像脏水那样突然涌现出来；而另一方面，则会有不由自主的缄默、犹豫的目光和一切手势的停止，由此而表明灵魂真切地感受到了最值得尊敬的东西。欧洲迄今尊重《圣经》的方式，或许是欧洲受基督教训导而行为举止教养有素的最好例子。像这样内容如此深奥和意义极其重大的书籍，需要有一种表面上专横残暴的权威来保护它们，这样，要经过儿千年的漫长时期，才能全面理解它们和揭开它们的奥秘。一旦逐渐灌输给了大众
（即各种浅薄之人和傻瓜）
这样一种情感，即他们不得触摸每一样东西，在一些神圣的体验面前，必须脱掉鞋子，把脏手藏在背后，那么，便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几乎可以说是向人性迈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相反，在所谓有教养的阶级当中，在“现代思想”的信奉者当中，最令人憎恶的莫过于他们的寡廉鲜耻，莫过于他们触摸、品尝和拨弄每一样东西时，眼和手的从容不迫和傲慢无礼；尽管如此，在普通老百奸当中，在下层阶级当中，尤其是在农民当中，可能还是比在喜欢读书看报、有知识的半上流社会即有教养的阶级当中，有更多的较为高尚的情趣和崇敬之情。
从一个人的灵魂中抹不掉其祖先最喜欢和最经常做的事情。不论其祖先是勤劳节俭之人，埋首在书桌和钱箱之前，欲望不太人，与小市民没有什么两样，道德标准也不太高；还是习惯于从早到晚发号施令，喜欢粗野的消遣和更加粗野的义务及责任；或是最后不时地放弃血统和财产上的古老特权，以求全身心地为其信仰——为其“上帝”——而生活，做无情地服从良心和良心无比敏感的人，为每一次违背良心而脸红。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在本性上没有其父母和祖先的特性和偏好，无论表面上的情形显得多么两样。这就是种族问题。假如对父母有所了解，便可推知孩子的情况。
不管何种令人讨仄的无节制，不管何种卑劣的忌妒，不管何种笨拙的自吹自擂——这三种特征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一切时代的真正的平庸类型——都必然会遗传给孩子，像卑贱血统那样肯定会遗传给孩子。借助于最良好的教育和文化，只能就这种遗传进行自我欺骗。当今的教育和文化又能做些什么！在我们的很民主的，或毋宁说很平庸的时代，“教育”和“文化”从本质上说必然是骗术——在出身方面，在身心继承的平庸方面进行欺骗。当今的教育工作者鼓吹真诚高于一切，向学生不断高喊：“要真诚！要自然！是什么样就表现出什么样！”即便是这样品行正直而一本正经的蠢驴，很快也会学会利用贺拉斯的螯。结果怎么样呢？就是一直退化为“平庸”。①
冒着触怒大真无邪的耳朵的风险，我提出：利己主义乃是高贵灵魂的本质。我指的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信念。其他存在物必须自然地服从于像“我们”这样的存在物。高贵的灵魂接受利己主义这个事实，不提出丝毫异议，也未感觉到其中有什么刺耳、令人不舒服或武断之处，而是将其视为这样一种东西，其根基存在于事物的基本规律之中。如果要为它取名字的话，他会说：“这就是正义本身。”在某些情况
（这些情况会使他在开始时犹豫不决）
下，他承认，有另外一些享有同样得天独厚条件的人；一旦解决了这一地位问题，他便仰赖杰出人物都懂得的一种上天赋予的超凡心理机制，像自己独处时那样，充满自信而又谦逊地知道如何尊重他人，周旋于那些与自己地位相等的人和享有同样得天独厚条件的人当中。在与地位相等的人交往时，必须具有的这种技巧和必须进行的这种自我约束，是利己主义的又一例证。
每一杰出人物都是相互一样的利己主义者；他尊重他们就是尊重自己，让予他们权利就是让予自己权利，他确信，荣誉和权利的交换，作为一切交往的本质，也是事物的自然状态。高贵的灵魂受充满激情而敏感的报答本能的推动，既索取又给予，这一本能位于其本性的根部。在地位同等的人当中，“施惠”这一概念没有意义，也没有好名声；也许有高妙的办法赠与礼物，像是从上面照到人身上的阳光，有高妙的办法把它们当作露珠如饥似渴地喝下。但高贵的灵魂却没有玩弄这些手法和作这些夸示的才能。在这方面，利己主义阻碍了他。一般说来，他固执地“往高处”看——他要么水平地和故意地往前看，或往下看——他知道自己处于一定的高度。
“人们只能真正尊敬不考虑自己的人”——歌德对拉特·施洛塞尔说。
中文有个俗语，做母亲的甚至用它教育孩子，这个俗语就是：“小心。”从本质上说，这是现代文明的根本趋向。我确信，古希腊人也会首先注意到我们当今欧洲人自己使自己矮小——单单在这方面，我们就立即会使古希腊人感到反感。
卑贱究竟是什么？词语是观念的发声符号；而观念则是经常重复和同时出现的感觉，或感觉群中或多或少明确的心理符号。使用相同的词语并不足以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我们还必须使用相同的词语来表达相同种类的内心体验，归根结底，我们必须有共同的体验。由于这个原因，即使不同民族的人使用相同的语言，一个民族内的人也要比不同民族的人能更好地相互理解；或者更确切地说，若人们长期在相同的
（气候、土壤、危险、需要、辛劳等）
条件下一起生活，便会产生一个能够“自我理解’夕的实体——即，一个民族。
在一切灵魂中，相同数目的、经常反复出现的体验已压倒了较少出现的体验，于是，关于这些体验，人们能迅速地相互理解——语言的历史就是一种缩写过程的历史。依靠这种迅速的理解，人们愈来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危险愈大，迅速而无障碍地就必要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需要也愈大；处于危险状态的人们不相互误解——这是交往过程中万万不可少的。而且，在一切爱和友谊中，人们体验到，一旦发现使用相同词语的双方，有一方的感情、思想、直觉、愿望或恐惧不同于另一方，爱和友谊便不复存在了。
（对“永恒误解”的恐惧，正是这一守护神常常阻止异性过于匆忙地相互依附，尽管感官和心灵促使他们相互依附——不是某种叔本华式的“人类的守护神”!）
灵魂中的哪类情感觉醒得最快，开始讲话和下命令，哪类感情便决定价值的一般等级次序，并最终决定想要东西的清单。
一个人对价值的看法，会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其灵魂的结构，由此可看出其生活状况，其内在需要。假如由于命运的安排，一切时代所聚拢的只是能用相同符号表达相同需要和相同体验的人，那么，总的结果便是，人们的需要很容易传播开来，这最终意味着人们只具有普通的和共同的体验，在迄今作用于人类的一切力量当中，这肯定是最强大的一种力量。较为相同的、较为普通的人，一向总是占有优势；较为杰出的、较为高雅的、较为独特的和难于理解的人，则往往孑然独立；他们常常在孤独中死于偶然事件，很少能繁衍生存下去。必须借助于相反的巨大力量，才能阻止这种自然的、太自然的使人人相同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人会演化成千人一面的、普通的、平庸的、喜欢群居的人——演化成卑贱的人！
心理学家——我指的是大生的、命中注定的心理学家——愈是将注意力放在较为杰出的个人和病例上，被同情心窒息的危险就愈大。他必须比其他人更加严厉，更加欢乐。因为，较优秀的人，生来较为特殊的灵魂，其堕落和毁灭实际上是普遍现象。老是目睹这种现象是可怕的。心理学家发现了这种毁灭，先是偶尔发现一次，然后是在整个历史上几乎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较优秀的人的这种普遍的内心绝望，这种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是永远的“太晚”。心理学家由此而遭受的多方面折磨，有一天会致使他转而仇恨自己的命运，致使他力图自我毁灭——即致使他“想要毁灭”自己。人们会在几乎每一位心理学家身上，发觉一种很能说明问题的倾向，即他喜欢与生活井然有序的普通人交往。
由此暴露出他总是需要治疗，需要某种逃避和忘却，远离他的洞察力和敏锐目光——即他的“职业”——使他的良心感到的东西。害怕记忆是他独有的特征。别人的判断很容易使他保持沉默；他不动声色地倾听人们如何表示尊敬，如何赞美，如何爱和如何颂扬，尽管他对这些己有所察觉——他甚至明确同意某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以此掩盖他的沉默。或许，他的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会变得非常可怕，以致他学会了深深地同情和极端蔑视，而大众、受过教育的人和空想家，则学会了深深地崇敬“伟人”和奇异的动物。由于有这些伟人和奇异的动物，人们便祝福和尊敬祖国、地球，人类的尊严和人们自己，让年轻人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楷模教育年轻人。
我们知道的仅仅是，在所有引人注目的事例中，发生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大众崇拜一个神，而这个神只是一个可怜的被献祭的动物！成功一向是最大的说谎者，而“行动”本身就是成功。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征服者、伟大的发现者，都被掩盖在他们的业绩中，直到认不出他们来；艺术家和哲学家的“行动”，只是创造了如此行动的人，只是创造了被普遍认为如此行动的人；被人们崇敬的“伟人”，是后来编造出来的可怜的小小谎言，就如在历史价值领域，盛行铸造伪币。譬如，那些伟大的诗人，如拜伦、缪塞、坡、莱奥帕尔迪、克来斯特、果戈理
（我不敢提及更加伟大的人物，而只是把他们珍藏在心中）
，现在呈现出来的样子和过去不得不表现出来的样子，是红极一时的人物，充满了热情，非常敏感，带有孩子气，不稳重，相信和不相信全凭一时冲动；灵魂中总有某种瑕疵要掩盖；常常为了内心的亵渎而用作品进行报复，常常试图忘却，远远脱离太真切的记忆，常常掉在泥潭中，并几乎爱上了泥潭，以致变成像是沼泽地周围的鬼火，并自称是星星——于是人们把他们称作理想主义者，常常与挥之不去的厌恶情绪作斗争，与不时出现的怀疑幽灵作斗争。这一幽灵使他们变得冷漠，使他们渴望荣誉，使他们从喝醉了的馅媚者手中，接过“现在的信仰”吞下去。
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和一般所谓的高等人，对曾经发现了他们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折磨啊！囚而可以想见，正是从女人——女人在受苦受难的世界上具有超凡的洞察力，同时不幸的是，想要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帮助和拯救受苦的人——那里，他们如此快地学会了让无限而忠实的同情心人发作，而大众，尤其是虔诚的大众，却不理解这种同情心，用许多刨根问底的、自鸣得意的解释，使他们不知所措。
这种同情总是对自身的力量抱有错误的看法；女人喜欢相信，爱可以做一切事情——这是女人特有的迷信。哦，了解心灵的人发现，即使是最热烈、最深切的爱，也是那么可怜，那么无用，那么做作，那么笨拙——他发现，爱与其说会拯救人，不如说会毁灭人！在有关耶稣生平的神圣寓言和滑稽模仿之下，可能隐藏着最令人痛苦的有关爱的知识的殉难，是最清自无辜的和最热烈渴求的心灵的殉难，这颗心灵从未有过足够的人类之爱。它需要爱，不屈不挠地和疯狂地需要被人爱，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对拒绝给他爱的那些人大发脾气。这是有关一个可怜灵魂的故事，它渴望得到爱，因此而创造了地狱，把那些不愿意爱他的人送到那里。它最终了解了人类的爱，因为这种爱如此微不足道，如此无知！有这种看法的人，对爱有这种了解的人——是在找死！——可是人们为何讨论这种令人痛苦的事情呢？当然是因为人们不得不讨论。
每个深深地遭受过痛苦的人，会从理智上变得居傲不逊和怀有厌恶之情，这几乎决定了人们的地位等级，决定了人们能多么深地忍受痛苦。一件使人胆寒的确定无疑的事情是，他因此而会受到彻底的影响，被打上深深的烙印，经历过痛苦之后，他比最机灵、最聪明的人懂得更多，熟悉和“通晓”了许多遥远而可怕的世界，而“你对这些世界却一无所知”！受苦者的这种理智上的居傲不逊，被选中的有知识的人、“被引入门的人”、几乎被献祭的人的这种高傲，需要用各种形式的伪装来保护自己，以免与好管闲事的、爱表示同情的人接触，以免与所有那些未经历过同样痛苦的人接触。
深深的痛苦可以使人高贵，可以把人与人区别开来。最为精致的伪装形式之一，就是伊壁鸠鲁学说，连同某种无拘束的炫耀性趣味，伊壁鸠鲁学说不把痛苦放在眼里，防备一切伤感和深奥。伊壁鸠鲁主义者是利用快乐的“快乐之人”，因为他们由于快乐而被误解——他们希望被误解。还有一些利用科学的“科学家”，因为科学显示出快乐的外表，因为科学性得出一个人是肤浅的这一结论，他们希望把人引入歧途，得出错误的结论。还有一些奔放不羁的傲慢之人，他们想要掩盖和否认他们具有破碎的、不可救药的高傲心灵
（例如哈姆雷特的愤世嫉俗——加利亚尼的事例）
；偶尔愚蠢本身就是不幸的、过于自信的知识面具。由此可以认为，尊崇这一“面具”，不在错误的地方利用心理学和好奇心，是较为高雅的人性的一部分。
把两个人最为深刻地区分开来的，是不同的纯洁感和标准。这与他们的全部真诚和相互帮助又有什么关系？这与他们的全部相互友好又有什么关系？事实依然是——他们“彼此闻不出对方的味儿！”追求纯洁的最高本能，使受这种本性影响的人成为一个圣人，处于最为奇特和最为危险的孤立境地。这正是这种本能的神圣之处和最高的精神化。沐浴时感觉到无法形容的快乐，心中怀有热望和渴求，不断迫使灵魂走出黑夜，进入明媚的早晨，摆脱忧郁，摆脱“苦恼”，进入晴朗、明亮、深邃和高雅的境界。恰如这样一种倾向区别于其他倾向那样——这是一种高贵的倾向——它也把人与人区别了开来。这位圣人可怜的是污秽的人性，太人性。而假如可怜本身被他认为是不纯洁的，是污秽的，那就有水平和高度了。
高贵的标志是，从未想到过要把我们的义务降格为对每个人承担的义务；不愿放弃或与他人分享我们的责任；把我们的特权和行使特权视为我们的义务。
一个人若想要成就一番伟业，便会把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视为有利于自己前进的手段，或视为阻碍自己前进的障碍——或视为暂时的歇脚处。只有在他得到了提升和享有支配地位之后，他才有可能以独特的傲慢方式，对同胞表示出慷慨大度。在此之前，感到不耐烦和意识到自己不得不经常上演喜剧，因为即便是奋争也是一场喜剧，会像每一手段那样掩盖目的——会破坏与他人的所有交往；这种人熟悉孤独，熟悉孤独中最有毒的东西。
等待者的问题。要有好机会，要具备许多不可预料的囚素，这样，将问题的解决搁置起来的高等人，才会在适当的时刻采取行动，或者说才会“爆发”。通常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在世界的一切角落，都有人坐着在等待，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将等到何时，更不知道自己将空等一场。偶尔，也会听到起床号，也会出现“准许”采取行动的机会，但往往来得太迟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采取行动的力量，已在坐着不动中耗竭了；多少人想“跳起来”时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四肢己经麻木，精神也太沉重！他自言自语道：“太迟了！”他已没有了白信，自此以后永远废了。就大才而言，“没有手的拉斐尔”
（取这个词最广的意义）
也许并不是例外，而是普遍情况，谁又说得清呢？或许大才根本就不是那么罕见，而罕见的是那五百只手——大才需要五百只手来对“合适的时机”施行暴政——来抓住时机！
谁不想看一个人的高度，而只是睁大两眼注视此人身上的那些明显的低处——谁就会由此而将自己暴露无遗。
遭受各种损害和损失时，粗糙的低等灵魂要比高贵的灵魂境况好。考虑到后者生存条件的复杂多样。它遇到的危险肯定更大，实际上极有可能遭受不幸而毁灭。蜥蜴断了爪子会再长出来，人则不能。
太糟了！老是这种样子！一个人盖好了房子之后常发现，他不知不觉地学会了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他绝对应该在着手盖房子之前知道的。总是听到致命的那句“太晚了！”已完成的每样东西的抑郁症！
漫游者，你是谁？我看见你踽踽而行，没有嘲笑，没有爱，目光深不可测，像一个线锤那样湿流流的，显得悲伤不己，刚刚探测过每一深度，从水中拉上来，一副不满足的样子——它在水下要寻找什么？——胸中从不叹息，双唇掩盖着厌恶之情，一只手只是在缓缓握紧：你是谁？你做了些什么？你在这里休息一下吧！此处热情款待每一个人——恢复恢复精神吧！你到底是谁，眼下什么会使你高兴？什么会使你恢复精神？说出来，只要我有，我就给你！”使我恢复精神？使我恢复精神？使我恢复精神？唉，你真是多管闲事，你说的够多的了！可还是给我吧，求求你——“给你什么？什么？快说出来！”另一个面具！第二个面具！”
内心忧愁的人在幸福的时候会暴露出真面目，他们抓住幸福的方式，似乎是要出于忌妒而闷死和勒死它——哎，他们知道得太清楚了，幸福会逃离他们！
“可惜呀！可惜！他说什么？他——不回来了？”是的！但如果你为此而抱怨，你就误解他了。他会回来的，就像每个想要高高地跳起来的人那样。
“人们会相信我的话吗？我坚持认为人们会相信我的话。我想到自己总是感到很不满，总是对自己很不满，虽然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想到自己，而且总是不喜欢我‘这个主体’，老想脱离‘自我’，总是不相信这个结果，因为老是抑制不住地怀疑自己认识自己的可能性，这致使我觉得连理论家们提出的‘直接知识’这一观念也有词语上的矛盾之处。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几乎是我对我自己最确定无疑的了解。我内心中肯定有一种强烈的反感，不愿相信任何有关我自己的确切事情。或许其中有什么谜？很可能；但幸运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让我痛恨。或许这暴露出了我所属于的种类？但没有暴露给我自己，这着实叫我感到很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