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到她看到的了吗？对制度性性别歧视感知的性别差异
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感知到制度性性别歧视。在本研究中，我们考察了在一宗女性原告声称遭受雇主制度性性别歧视的法律案件中，性别差异对歧视感知的影响。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在了解案件事实之前接收关于制度性性别歧视信息（或不接收）的组别。此外，参与者还被随机分配到在审阅案件时采取女性原告的视角（或保持客观）。单独来看，性别歧视意识和视角转换都独立地消除了对歧视感知的性别差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先了解性别歧视然后再进行视角转换的参与者中，性别差异重新出现，女性比男性感知到更多的歧视。我们讨论了增加对制度性性别歧视感知的干预措施的意义。
Simon, S., Soilleux, M., Wyland, C., & O’Brien, L. T. (2022). Does he see what she sees? The gender gap in perceptions of institutional sexism.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4), 395–412. https://doi.org/10.1080/00224545.2022.2085543
直接改变自我怀疑心态能减少长期自我怀疑的负面影响吗？
研究表明，长期自我怀疑对心理和表现结果有负面影响。我们进行了两项实验来考察：(a) 自我怀疑心态的可塑性；(b) 转变为更积极的心态是否能减少自我怀疑的负面影响。实验1中，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两种心态引导条件（积极或消极）之一。实验2中加入了一个对照组，并增强了积极和消极心态引导的强度和对称性。两项实验的结果均显示，心态引导导致了自我怀疑心态的显著变化，方向与假设一致。有趣的是，实验2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引导积极或消极心态都减少了自我怀疑对任务参与的负面影响。消极心态组的发现与假设相反，但重复了实验1中的观察结果。
Zhao, Q., & Chang, S. (2022). Could directly shifting self-doubt mind-set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hronic self-doubt?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4), 413–432. https://doi.org/10.1080/00224545.2022.2086842
疫情信息和政策信息如何影响防感染行为：社会影响框架下的跨文化研究
三项预注册实验研究了专家提供的疫情信息和政府/媒体推广的防感染政策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防感染行为。这些影响在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群（在实验2和3中）以及不同自我建构（在实验3中）之间进行了考察。在三项实验中，参与者（N = 706）被呈现一个场景，专家提供（或未提供）疫情信息，政府/媒体推广（或未推广）防感染政策信息。随后，参与者表明他们愿意采纳防感染行为的意愿。三项实验的结果表明，两种类型的信息独立地增加了参与者的防感染行为。在实验2和3中，我们进一步发现，疫情信息比政策信息对诱导防感染行为有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和自我建构之间是稳健且一致的。这些发现基于社会影响的框架进行讨论，并在实际应用中对COVID-19等疫情情况提出了实用性建议。
Ye, Z., Long, F., Gao, J., Zheng, H., & Meng, X. (2022). How epidemic information and policy information impact anti-infection behaviors: a cross-cultural study under social influence framing.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4), 433–446. https://doi.org/10.1080/00224545.2022.2095967
穆斯林=恐怖分子？暴力犯罪归因于恐怖主义或心理健康问题取决于犯罪者的宗教背景
本研究探讨了在一起已发生（研究1）和未遂的（研究2）大规模枪击事件中，假定犯罪者的宗教背景是否影响对犯罪的心理健康问题或恐怖主义动机的归因，以及对适当惩罚的评估。在两项实验研究（n = 113 和 n = 340）中，参与者面对一个情景，描述一名犯罪者（已实施或未遂）进行的大规模枪击事件，该犯罪者的名字要么是德国名字，要么是阿拉伯/穆斯林名字。结果表明，与使用德国名字的犯罪者相比，使用阿拉伯/穆斯林名字的犯罪者被归因为恐怖主义动机的比例更高，而归因为心理健康问题的比例更低。此外，在研究2中，这种归因模式还伴随着更高的惩罚性。这些发现结合先前研究中显示的类似结果进行讨论，并探讨其实际意义。
Kauff, M. (2022). Muslim = Terrorist? Attribution of violent crimes to terrorism o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depend on perpetrators’ religious background.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4), 447–455. https://doi.org/10.1080/00224545.2022.2095968
让我们做吧：性唤起对性同意态度的影响
对他人性愿望或同意的误解被广泛认为是导致性胁迫的一个因素。在可能导致性侵的情境中，性唤起常常存在。当前研究测试了性唤起对相关态度的影响，包括对象征性抵抗、主动性性策略和明确同意的态度。通过叙述写作范式引导性唤起。结果表明，性唤起使所有参与者更倾向于相信女性的象征性抵抗，并使女性更强烈地支持男性的主动性性策略。研究结果对性同意研究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Rerick, P. O., Livingston, T. N., & Davis, D. (2022). Let’s just do it: sexual arousal’s effects on attitudes regarding sexual consent.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4), 456–472. https://doi.org/10.1080/00224545.2022.2106174
社会关系中对深度与广度的偏好：童年社会经济背景的重要性
尽管社会连接的需求是基本的，但人们通过不同的策略来满足这一需求。基于生命史理论，当前研究探讨了个体早期生活经历是否与对社会关系的狭窄/深度（深度）或广泛/浅薄（广度）取向相关。三项研究显示，参与者的儿童期社会经济地位（SES）与对经济不稳定的感知相互作用，导致对社会关系模式的不同偏好。具体而言，当经济不稳定性显著时（长期信念，研究1；实验引导，研究2和3），来自低SES儿童期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狭窄而深入的社会网络，而来自高SES儿童期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广泛而浅薄的社会网络。综上所述，本研究从生命史理论的角度提供了对社会关系深度与广度取向的全新理解。
Kim, J. P., & Suh, E. M. (2022). Preference for depth versus breadth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Childhood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matter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4), 473–487. https://doi.org/10.1080/00224545.2022.2113020
尝试还有什么意义？女性对玻璃天花板的感知消耗了希望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关注玻璃天花板感知，具体指女性对自己在组织中向上晋升能力的主观感受。基于社会信息处理和希望理论，我们提出玻璃天花板感知通过消耗职场中的希望，降低女性的公民行为并增加其离职意图。此外，我们认为玻璃天花板感知、职场中希望的消耗与这两种结果之间的关联强度取决于女性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感知。通过两项研究设计，我们测试了假设的关系。结果发现，职场中希望的消耗在玻璃天花板感知与（a）离职意图和（b）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当工作-家庭冲突较高时，这一效应显著。最后，我们讨论了研究结果对女性同时管理职业和家庭冲突所体验到的紧张关系的影响。
Javadizadeh, B., Ross, J., Valenzuela, M. A., Adler, T. R., & Wu, B. (2022). What’s the point in even trying? Women’s perception of glass ceiling drains hop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4), 488–510. https://doi.org/10.1080/00224545.2022.2119121
谁更愿意进行社会拒绝？自尊、拒绝敏感性和负面情绪在社会拒绝决策中的作用
自我图式及其后果如何指导潜在的拒绝者？在决定是否拒绝时，个体会考虑拒绝的难度和情感后果，而这两方面的考虑可能都涉及自我图式。在三项预注册研究中，我们考察了自尊、拒绝敏感性以及抑郁和焦虑症状在拒绝决策中的作用。在初步研究中（研究1a的样本量为214人，研究1b的样本量为264人），参与者预测了在友谊（研究1a）和浪漫关系（研究1a-1b）情景中拒绝的意愿及其情感反应。在研究2中（样本量为259人），最近经历过拒绝的参与者对该经历进行了同样的评估。负面自我图式的相关因素与负面情绪有关。自尊、拒绝敏感性和一般痛苦与预测的拒绝难度相关，但只有焦虑和一般痛苦与回顾性报告的拒绝难度增加相关。总的来说，心理困扰可能会降低拒绝的意愿，而这种影响是参与者无法预见的。
Freedman, G., & Dainer-Best, J. (2022). Who is more willing to engage in social rejection? The roles of self-esteem,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negative affect in social rejection decision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4), 511–530. https://doi.org/10.1080/00224545.2022.2131502
超过所提供的信息进行交流，会使交流者对某一社会群体的态度变得更加极端
三项实验测试了如何传达最初喜欢或不喜欢的群体的属性可能会导致更极端的态度。我们向持有非中立态度的参与者提供关于之前未知群体的信息，并要求他们撰写描述该群体的社交媒体帖子。在实验1（n = 332）中，参与者向朋友撰写社交媒体帖子；在实验2和3（样本量分别为113和816）中，参与者向未决定的陌生人撰写帖子。参与者在撰写帖子时夸大并详细描述了初始信息，随后报告了更极端的态度。这些效应通过对目标群体的联想极端性中介，并被解释为与超越所给信息的理论和研究一致。
Decker, K. A., Lord, C. G., & Holland, C. J. (2022). Communicating beyond the information given can make the communicator’s attitudes toward a social group more extrem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4), 531–548. https://doi.org/10.1080/00224545.2022.2133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