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出生时就几乎死去；没有一分获救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所遭受的残障的折磨日益增强，现在，除了使我遭受另外一种更加残酷的痛苦之外，它不容我有一点喘息之机。我父亲的妹妹——一个善良而又敏感的女孩——通过对我的悉心照料挽救了我。”但在《爱弥儿》中，卢梭很少表现出对患病儿童的挂念：“无论是谁担负起照顾体虚脾弱学生的责任，都将使他从导师转变为护士；为照顾一条无用的生命，他将失去注定会增加其价值的时间……我将不会负责照顾一个生病的、胃弱的孩子，即使他可能会活到八十岁。”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他体现出的这种对待体弱者的粗态度甚至更为明显：在列举自然状态之下的伟大规则时，卢梭以一种不带丝毫遗憾的语气告诉我们，大自然对待儿童“就像斯巴达的法律对待公民们的儿童一样，它使那些生来体格健全的幼儿变成强壮有力的人，而使其余的幼儿夭亡”。
这些文本之间的反差是令人惊讶的。卢梭分别以一个体知痛苦的男人身份，以及一个无情的信奉自然选择信条的信徒身份与我们对话。一方面，他仅仅由于一个奇迹而活下来，他的整个人生只不过是不确定的死亡被不断拖延的一个时间段；另一方面，带着平静的冷漠（或者，带着一种赞赏之情），他希望看到体弱者被牺牲，就好像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属于那些受害者之列一样。
然而，透过它们之间高度的对称性，卢梭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视角最后被一种为人们强烈感受到的问题所取代，即它们是对一种痛苦的双重表达。出于便利起见，如果我们采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分析卢梭的话，我们将得出卢梭身上存在一种施虐与受虐结构的结论：病人充满痛苦的抱怨被反转过来——它只是变换了它的表现形式而没有改变其强烈的攻击特性——变为一种对病人充满冷漠与无情的严厉态度。这种对虚弱的蔑视成为诱使他哀叹自己从一开始就患病的另一原因。不过，如果说卢梭从意识到并宣称自己是一个病人之中感到快乐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话，那么，当他使自己成为健康体魄的倡导者（以消除体弱者为代价）时，他无疑是非常真诚的。除此之外，再加上我们发现卢梭在忍受或遭受痛苦时体会到模糊快感这一点，我们就能够非常容易地认识到，他身体上的虚弱会使他构想出一个健康体魄的理想，这一理想会弥补他所经历的身体在健康上的欠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直生活在对旧病复发的永恒恐惧之中，他在别人没在场的情况下w噟媼_X鹟H很难过活；他的女仆经常充当他的护士的角色；基于这一经验，他最终驱逐了他的所有医生，但他最后对医学的拒斥只不过是他之前非常热切地求助于医术这一做法（人们只需要回想一下他的蒙彼利埃之行就可以了）的倒转意象（ｉｎｖｅｒｓｅ ｉｍａｇｅ）。他为何未能在内心深处继续保持对无缺陷的健康的渴望呢？他怎会想不到以下一种简单的状态，即人类以及其周遭之自然的自发力量通过完美的协作从而奇迹般地获得和谐，并因而使人们能够保持其健康的体魄，以及使得人们享有这一健康的状态不受试图保存它的欲求以及认识到它不稳定的意识的影响？
完全依靠机体自身的力量而不是来自医术的救助来保存自身并享受简单的快乐这一点对卢梭来说根本不可能，而这一点是人类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的自然状态下的优势之一。这只是那个人类失去了的粗野的、单纯的乐园的一个面相，在这个乐园中，人类不惧怕死亡，因为他们还没有陷入反思所带来的眩晕之中。一旦人们超越了这一动物乐园并摆脱了这种愚蠢的漠不关心，他们便学会去预见并预见了自己正在走向死亡这一事实。死亡从此进入了他的意识当中并且永不褪去。同时，我们学会了去想象，但正是通过尽力满足那些想象中的需求，我们便丢失了原初的平衡（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并且，每种人为的需要都成为了病痛的源头。因此，实际上，也许恰恰是人们单纯用来展望生活的想象预见到了死亡。
像动物一样生活在此刻以及连续的不相关联（ｄｉｓｃｒｅｔｅ）的时刻中实质上就是生活在健康之中；总体而言，这种生活全然没有意识到要去关注自尊、关注他人的眼光、关注工作以及为明天而进行的积累。总之，它就是要祛除从长远来看将会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有朽（ｍｏｒｔａｌ）命运这一点的多余成分（ｓｕｐｅｒｆｌｕｉｔｙ）。我们还没有充足的理由下结论说，出于对身体健康的考虑，卢梭提出了著名的对反思进行谴责的论点（“如果大自然注定会使我们保持健康，那么，我会大胆地声称反思的状态就是与大自然相对立的状态，而且，会思考的人类是一种堕落的动物”）。他在试图说明什么？整个页面的所有叙述清晰地表明，相对于对反思进行无可挽回的谴责（反思是一项模糊的身体机能，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把它看作是灵魂精神属性的担纲者［ｇｕａｒａｎｔｏｒ］），他更强调对一个仍然不会使用其理性的自然人而言的那些性命攸关的机会。并且，因为反思和想象以及与之相伴的有益特质向我们暴露出了其有害特质，所以，对于缺乏它们这一状态，我们没有理由去遗憾。自然状态中的人不缺乏任何东西。虽然他可能缺乏工具与技术，但他依然能够在没有人照料的情况下生存下去，而且，正是在那种均衡之中，只要意识不断欲求果实，那么它就会把人们从舒适的睡眠中拽起来，并立即让他从丰富的原始森林中摘取果实。与这样一种知道不会索取过度的欲求所相对的便是，没有其他东西会削弱它的幸福。没有道德和羞耻的力量去妨碍自发性的欲求，另一方面欲求从来不会越过与不断得到更新的幸福相兼容的限度。这是一种有限度的幸福，如果人们没有超越那一界线，那么这种幸福很可能是永恒的。正如最初的健康对其自身仅仅有模糊的或困惑的意识一样，与之相似，它没有历史。自然状态中的人几千年来都是一样的，直到一个“致命的转折”将他从沉睡中的完美状态唤醒。之后，人类开始了反思、想象和劳动的征程：历史开始患有疾病。但历史之中的个体如何能够被治愈？人们根本不可能通过拒绝历史来做到这一点。人们可以在《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中找到答案。
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在促进围绕卢梭本人周围的神秘性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几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西方和非西方世界中，大家以一种纯粹崇敬的心态看待卢梭这个疾病缠身的治疗师（ｔｈｅ ｓｉｃｋ ｈｅａｌｅｒ）。正如马森（Ｐ．Ｍ．Ｍａｓｓｏｎ）的书提醒我们注意的那样，在这种联系中，从卢梭（他曾读过《效法基督》）那里被唤起的基督的形象只不过是关于一个普遍的原始意象（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ｅ）的众多表述之一。被疾病和痛苦困扰的人类渴望听到一个为苦难所羞辱与孤立的个体表露出治愈性言语和解放性讯息。在受到完全孤立的状态中存在着一种神圣的价值，并且苦难的深渊完成了这一圣迹。这是狄奥尼索斯的众多面相之一；大概正是卢梭的这一面相吸引了荷尔德林这位狄奥尼索斯式诗人的注意力。痛苦的治疗师（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ｈｅａｌｅｒ）神话扎根于以下信念：最痛苦的孤立感是获得最强烈的临在感（ｐｒｅｓｅｎｃｅ）和有效的接近感（ｅｆｆｉｃａｃｉｏｕｓ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让我们想一下巫师的例子，他们只有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孤独，并且在此期间经历过有时会持续数年的入会式病症（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ｃｋｎｅｓｓ）之后才能成为治疗师。玛丽·贝克·艾迪（Ｍａｒｙ Ｂａｋｅｒ Ｅｄｄｙ）所享有的惊人的威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她先前遭受瘫痪的过程中所经受的痛苦。不过，这种例子数不胜数。没有人敢声称卢梭是有意识地努力把自己塑造成这一形象。这种威望并不是经过计算得出来的，它兴起于盲目放纵公众的期望。一个模糊不明的希望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集体经验中泛着微光，它既可以被看作是其他人的希望，也可以被看作是个体的呼唤。一开始它便萦绕在卢梭身旁，并且，渐渐地，他以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和坚决的、通过将受难救世主（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ｚｅｄ ｓａｖｉｏｒ）这一人类共同的理想人格实体化的方式作出回应。毫无疑问，大部分卢梭的爱慕者出于这方面的原因而尊重和爱戴他。他也正是从虚弱和失败的深渊中宣称要惩罚一个有罪的社会。任何侵袭他身体的事物都被合成为一种奇特的、光鲜亮丽的主权；相反，就像他在去樊尚（Ｖｉｎｃｅｎｎｅｓ）的路上所经历的那种启示状态所表明的那样，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智识上的直觉给他的肉体带来了痛苦的一击：它们带来了泪水、不安和眩晕。
但是，关于卢梭的病，历史学家想了解得更多。这是一项有风险且无意义的事业，除非人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会碰到失败或不会得出决定性结论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声称，就一个问题，相关资料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是”或“否”，那么，我们就是在让它们说我们想要说的东西，因而，我们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进步。
对我而言，我并不热衷于那种经常出于好奇心而去探求伟大人物所患疾病的做法。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身体，他们也会死———就此而言，他们和任何人都一样。也许他们只是努力展现其艺术与言论才能，并因此把自己掩藏在他们完美作品的背后。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死亡将他们联结起来。我们总是可以从死亡的角度去审视他们，而且我们在考察他们的抱怨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的牙齿龋损了，他们有消化障碍，他们咳嗽，他们因被螺旋菌感染而腐烂。后来人从事一种卑劣的报复，他们发现他们的内脏中有污秽之物，然后，他们就忙着报复而不顾他们曾遭受的痛苦。赞美已经足够多了，为他们点上的贡香也烧得足够多了，人们了解并宣布这些伟大逝者的阴暗面的时刻到了。他们把这些尸体推到解剖台上，他们就好像打算从某个受感染的组织之中发现曾经一度是自由的、充满活力的艺术家所创造作品的秘密源泉。一些“疾病记录者”显示了这种天真：在他们眼中，波德莱尔可以通过他患有的梅毒得到解释，肖邦可以通过他患有的肺结核得到解释，埃尔·格列柯可以通过他患有的散光得到解释。这是一个华丽的矫枉过正的过程。但是，在人们头脑中自然而然地会浮现出一个问题：所有的病人为什么不都是天才呢？每一个艺术家都留有遗骸，但我们不能通过检视它们来认识他的作品。
人们经常谈论卢梭的疾病。有时人们会冒着丧失职业荣誉的危险来进行回溯性诊断。有时，人们恰好会修正以前的诊断，但这取决于人们对这一诊断的重视程度，而且这一修正是冒着冒犯历史上无数指责让－雅克文献的危险。正如１９世纪末虔诚的作家们不遗余力地重复指出的那样，如果以下论断是真的，即卢梭是一个“堕落的人”，他的体质是一种先天性的“神经病体质”，即使不是神经错乱的话，那么，人们对他的指控就可以坐实了。人们完全可以不理会他，他是一个“病态的天才”，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在败坏人的品质，并且它们从根源上来讲就是堕落的。诚然，卢梭所患的症状作为一个症状而言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它不值得人们去关注它并作为一种导引。人们对卢梭的看法与他们对法国大革命——它将卢梭看作其先行者——的看法如出一辙。此外，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看法：在卢梭那里，疾病并没有产生如此重要的作用，它只是他遭受的一个苦难，一个偶然性的阴影，一个来自身外的不幸。并且，接下来，我们要区分开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真正的卢梭和另一个由于尿毒症越来越严重的折磨而变得越来越沮丧和反常的病人。
人们发现，真正的卢梭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作家、社会改革家和儿童教育家；卢梭迫害妄想症的性格是由于他日渐加重的肾炎所带来的毒害而引起的尿道感染造成的；他青年时所做的蠢行只是尿道畸形而带来的心理上的紊乱；诚然，卢梭在其生命的某些时刻表现出精神错乱的症状，但他无须对此负责。诊断：中毒性精神错乱的一种表现症状。对于埃洛叙医生（Ｓ．Ｅｌｏｓｕ，Ｌａ Ｍａｌａｄｉｅ ｄｅ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Ｐａｒｉｓ：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１９２９）而言，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确定的。这一假设为所有那些期望卢梭无罪的人热切地接受了。
渴望为一个病人进行辩护的想法严重地歪曲了事实。在进行了一桩医学调查之后，人们是否有必要宣布病人是有罪或是无罪？卢梭本人确实试图让我们从中作出选择。正是他本人请求受到死后的判决。在作出判决之前，医学界那些人在得知要扮演专家角色之后感到异常的高兴。如果人们在这一事件中感受到任何激情的话，那么，这是被指控者自己所定的基调。虽然会冒着对卢梭不忠的危险，但人们最好还是远离这个圈套。我们总结出的相反诊断也犯了同样的基本错误：他们同样太过重视疾病的作用，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学术体（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 ｅｎｔｉｔｙ）。他们之间的不同仅仅在于人们应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一些人认为，它是解释其人格的核心要素，并把它看作是一种关键性的畸变；其他人把它看作是另外一种非常不同的东西，并在之后又补充说，它像一个机体被迫忍受的寄生虫。但人们这么做时忘记了疾病的具体名称只是一个虚构的实体，唯一具体存在的东西是这个病人的行为。虽然这些调查人员认为他们已经得出了一个科学的结论，但他们所做的只是给一个晦涩不明的事实扣上了现代疾病分类学的概念，虽然这一事实无法用这些概念加以确定。事实上，什么是“现代的”是最难以确定的。让我们略微考察一下那些宣称要对卢梭下最后结论的相当奇怪的诊断列表。针对他的泌尿障碍以及他的心理状况：忧郁症；压抑性偏执狂；性欲倒错；妄想症；精神衰竭症；强迫性痉挛神经衰竭症、动脉硬化以及恶性大脑萎缩；间歇性精神错乱的退化症状；精神分裂症；潜在同性恋和癔病性癖好；毒性精神错乱。最近，越来越多的专家倾向于主张卢梭患有克雷奇默（Ｋｒｅｔｓｃｈｍｅｒ）所界定的“过敏性精神错乱”。那么，关于泌尿方面的困扰呢？许多人都认为这归因于尿道狭窄和滞留的解剖学上的事实。然而，人们仍须指明畸形的具体位置。我们有必要去考虑包茎过紧吗？前列腺狭窄？尿道膀胱孔的阀门畸形？在庞赛特（Ｐｏｎｃｅｔ）和勒里什（Ｌｅｒｉｃｈｅ）——埃洛叙一书就是基于俩人在医学协会上（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的交流而写成的——看来，“狭窄部分一定是位于长膜的区域，这是这类缺陷最可能出现的地方”。这些文本使我们意识到了所有可能性，但他们并未给出任何确定性答案。实际上，更加胆大的研究者认为，卢梭患有尿道下裂症：他留下的五个孩子没有一个是他的。很有可能的是，泰蕾兹（Ｔｈéｒèｓｅ）只是假装怀孕，这样让－雅克就会更关心她。然而，早在１８世纪，人们就认为卢梭的排尿困难纯粹是“间歇性的”：正如瑞吉斯（Ｒéｇｉｓ）后来所说的，这是一种泌尿系统的神经性病变。对于那些认为卢梭患有偏执狂的精神病医生来说，从本质上而言，卢梭的悲恸在他们看来是其患有臆想症的表现，这一臆想症通常出现在一个精神病人变得完全精神错乱之前，即他相信一场狂热迫害已经开始之前：事实上，当人们沉迷于阴谋说那一刻开始，人们也就很少再去在意关于卢梭排尿困难和不断重复出现的诊断了。
这些不同的观点和诊断也许更多地表明了１８００年和１９６０年之间医学观念的演化；此外，我们对卢梭的理解并没有改善多少。就像人们预料的那样，体质发生（ｓｏｍａｔｏｇｅｎｅｓｉｓ）论者与心理发生（ｐｓｙｃ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论者意见不一。人们甚至会发现，为了预先阻止对方必然会提出的反对意见，他们会作出大量的妥协并使他们自己的观点更接近对方的观点。有些人说泌尿紊乱是由组织畸形导致的，不过我们最好不要排除一种更强版本的“皮层过载”（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ｉｎｇ）的观点；其他人回应说，泌尿紊乱从根源上来说是精神性的，不过对于一个通常情况下身体健康的人来说，即使他的其他器官不存在障碍，这种精神上的紊乱迟早会使他的尿道系统受到感染。
我们还是回到文本吧。但这么做并不是意在提出一种更利好（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的诊断。我们不会比这些杰出的医生们做得更好。首先，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尽管有关卢梭的医学档案非常丰富，但除了病人自己的陈述之外几乎没有包含其他任何内容。所有的证据都为我们所否决。当最好的“临床诊断”远离事实时，它们也是无用的：我们已无法接触不在场的病人。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可以探求一下卢梭是如何看待这种病的。我们需要承认以下事实，即我们永远不会确切地了解卢梭遭受的是什么样的痛苦。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他是如何忍受它们的，我们需要知道他对这一痛苦是安之若素还是焦躁不安，是乐在其中还是试图假装没有意识到它。由于缺乏精准的诊断，人们总是想知道卢梭在疾病的影响下是如何过活的，以及它对他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个发现是关于他的精神状态，我们发现，他实际上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疾病——多是在他患“妄想症”的早期，我们发现他只有一两次反思过他的某些错乱的观念并指责自己惊人的幻想。实际上，晚年的卢梭持有非常荒诞的信念，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它们的病态特质。这一情形与他对泌尿病的抱怨有很大的区别：他详细地观察这种病，反复描述它，并几乎是放纵地展现在初次到访者面前。如何解释他如此关注这种疾病，更确切地说，他如此渴望告诉我们？毕竟，其他人如果遭受这种疾病折磨的话会竭力掩盖它：布瓦洛（Ｂｏｉｌｅａｕ）的尿道受损情况与卢梭相似，我们是间接知道这一点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但卢梭却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我们。这是为什么？是一种喜欢出风头的心血来潮？他是在模仿蒙田？因为蒙田从不掩饰他的尿砂症。他可能想创立一种文学上的先例。然而，这是一种相当浅薄的动机。一种更加合理的假设是：通过将自己最私密的疾病暴露出来，让·雅克树立起一个诚实人的典范。假如他拥有将自己的疾病暴露出来的愤世嫉俗般的勇气，假如他粗鄙地将他的愚蠢与邪恶的行径联系起来（偷取丝带、受虐倾向、遗弃孩子），那么，关于他那些不能作出妥协的细节，我们就没有理由来怀疑他。当他告诉我们，他的意图总是单纯的以及他的感情总是温柔和善的时候，我们将倾向于相信他所说的。这一执拗的声明使得其他一切事物变得可信。如果在他的意识里还存有其他的“罪行”或可耻之事，那么是何种羞耻感或伪善在控制着他？他将自己描述得如此下作以至于我们可以肯定他完整地——或者说，深入肺腑和深入肌肤地（ｉｎｔｕｓ ｅｔ ｉｎ ｃｕｔｅ）——刻画了自己。正是凭着这一点，他取得了我们的信任。《忏悔录》是一部辩护之作，它的作者处在令人绝望的困境之中。无论正确与否，他感到很多指控都朝向他而来。这部文学作品必然会向后人重塑一个真实的让－雅克的形象，但他的
这一真实形象却暂时被试图欺骗整个世界的阴谋家们所塑造的悚人形象所取代了。
卢梭的批评者们说了些什么呢？让我们重读一下１７６４年由伏尔泰散布的矛头直指卢梭的一篇匿名讽刺文章《公民的情感》（Ｌｅ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ｄｅｓ Ｃｉｔｏｙｅｎｓ）：“这使我们非常伤心并且我们羞于承认他是一个仍然背负着可怕的放荡之名的人，他把自己掩饰成一个江湖郎中，他拽着一个不幸的妇人跟他一起跋山涉水、长途跋涉，他要为她的母亲之死负责，同时他又把这个女人的五个孩子扔在了孤儿院的门口……”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诽谤和谴责完全属实，但卢梭的臆想将它们进行了放大，直至把它们放大成一种针对他的普遍性攻击。只有一种方法才能回应这一攻击：从最微小的细节出发向大众说明他的不满的确切性质，他总是喜欢探究事物以及喜欢穿亚美尼亚长袍的原因。卢梭让其在巴黎的编辑出版那本附有他自己修正语句的满纸脏话的小册子（他把其作者错误归于日内瓦的雅各布·维尔恩牧师［Ｊａｃｏｂ Ｖｅｒｎ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ｖａ］）。“我只是单纯地想表明这篇文章要我表明的东西。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此提及到或大或小的疾病并没有使我的身体变得堕落不堪。我所患的疾病与它们没有一点关系；正如那些仍然健在的在我孩提时期照顾过我的人们知道的那样，我生来就患有此病。马洛英先生、莫兰德先生、萨瑞先生、达隆先生以及科姆兄弟都是知情的；如果他们在我身上发现哪怕有一点放荡的痕迹，我一定会请求他们来指责我……”卢梭在其写于１７６３年的遗嘱——它要早于《公民的情感》——中就开始用大量细节上的事实来反驳人们对他患有性病的指责。
卢梭希望在所有事情上都是一个例外。同他的性格和命运一样，他所患的疾病也是前所未有的。自然破坏了他的身体（ｍｏｌｄ）。但是，人们首先要注意的是，不能把他看作是一个放荡的人。对于这些他念念不忘的指控，他将在《忏悔录》中通过对他的情事和奇遇的严谨描述来进行反驳，并且，人们会发现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成功之事。虽然其他传记作家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吹嘘自己的成功之事，但卢梭却更注重为自己的胆怯进行解释和辩护。他毫不羞耻地叙述自己的手淫行为和与女性行房失败的经历（在威尼斯，当他面对迷人的朱莉叶时却变得不举），他表明他几乎不需要冒堕落的风险。即使他又一次成功地接近了一个妓女，他会立刻认为他被玷污了，然后急切地去看医生，医生会使他相信“他的体质非常特别，以致它不会轻易地被感染”。使他异于常人并使他长期遭受折磨的先天缺陷有助于他驳斥各种诽谤性的指责。为了反驳那些声称卢梭会“因为梅毒而腐烂”的人，卢梭使他所患的疾病成为他的盟友。他对敌人指责的反驳正好使得他所患的阳痿和疾病秘密地契合起来了。
事实上不仅如此。人们不仅指责他感染了梅毒，人们还普遍认为（见他的《对话录》）他是一名好色之徒，他会侵犯任何落入他掌中的女人，人们还指责他拥有一种富有攻击性且粗鲁的性欲。然而，无论卢梭的敌人对他怀有何等强烈的敌意，但他们从未提出过这样的指责。他从始至终都在捏造这一事实，从而可以使他长期地、认真地反驳这一指责。我相信，他通过这一方式揭露出了一种在他看来与正常性行为联系在一起的痛苦。这一痛苦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无疑可以追溯至他在日内瓦的童年经历：他一开始就被教育说肉体上的爱欲是某种令人反感的东西。“当我成为一名青年时，我不仅没有太多关于性交的观念，而且这种令人困惑的观念只是以一种可恶和恶心的形象进入到我的脑海中。我对公共场合中的女性怀有难以消除的恐惧；我无法在没有不屑甚至恐惧的情形下面对一个浪荡子。我对放荡行径非常厌恶。有一天，当我去珀蒂萨孔内（Ｐｅｔｉｔ－Ｓａｃｏｎｎｅｘ）路过一段低洼的道路时，我看到在道路两旁有山洞，人们告诉我有人会在洞里交媾。我曾看到过的婊子进行交媾的场景立刻映入我的脑海中，而且，每当我独自回忆起这个场景时，我就感到非常恶心。”由于一条严格的禁令已经预先谴责了这种欲望及其满足感，所以，任何感官上的满足都是非法的、有罪的。那么，应该做些什么呢？在顺从这项严格的法令和愤世嫉俗地违反这一禁令之间存在着一些居间性的解决方案，然而，卢梭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它们是一些并非非常令人满意的代替方案：想象中的爱情、反常的行为、“局部的”满足、转变欲望以及转而敌视自己。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卢梭会表现出消极、具有受虐倾向和露阴癖等特点；同样，这也导致了他的“女性化”特征，有人凭借这一点说他有“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实际上，这个敏感的灵魂怀有非常多的梦想而且也遭受了非常多的痛苦，它在他所遭受的疾病中为他的孤独与内向找到了一个绝妙的托辞。人们甚至认为，对卢梭所进行的不断重复的诊断揭示了他患有一种“接受性的尿道性欲亢奋”（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ｅ ｕｒｅｔｈｒａｌ ｅｒｏｔｉｃｉｓｍ）病症：一种不应该被迅速地看作是荒谬的假设。（渴望获得从精神分析的视角分析卢梭的泌尿困难的作品的读者，应该关注一个汉斯·克里斯托弗尔的佳作《本能与文明》［Ｈａｎ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Ｔｒｉｅｂ ｕｎｄ Ｋｕｌｔｕｒ，Ｂａｓｅｌ：Ｂｅｎｎｏ Ｓｃｈｗａｂｅ，１９４４］。）至少，卢梭展现出了一个非常虚弱的形象———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还是心理上的———这为他提供了为他的有罪行为进行开脱的托辞。与其被怀疑做了错事，他更倾向于象征性地伤害自己，同时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合格的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