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商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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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沈从文“考”入华北大学，后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从这时起，他的新生的思想开始真正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无论是学习文件和理论，还是撰写思想总结和汇报，他都做得兢兢业业。学习之余，他“还把一双手用来收拾毛房便池，当成主要业务”。同时他还总结了自己的过去并展望了未来：“我的双手胡写了二十五年，说了多少空话！如今来这里重新用用手，也正可见新国家的需要。”这期间他继续劝说侄儿黄永玉回国参加建设，鼓励友人好好工作，为国家做贡献。在参加北京市文代会筹备会议后，他撰文再次表示要“学习靠拢人民”，“把工作态度向他们看齐”，“学会沉默归队”。对于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他表示不理解，曾在友人的信中写道：
对知识分子的好空谈，读书做事不认真，浪费生命于玩牌、唱戏、下棋、跳舞的方式，我总感觉到格格不入。……学习为人民服务，在这里只一天间为打扫打扫毛房，想发动大家动动手，他们就说：“我们是来改造思想，坐下来改造好了，好去为人民服务。”我说：“一面收拾，一面才真正好思想。”没有一个人同意。
沈从文当年的同事史树青也回忆说：“在革大时，不少学员都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不知共产党能否长久。”可以想见，革大的绝大多数学员并非真正去改造思想，他们本身或者本来也不想接受教育、改造，他们是去走过场的，所以大都吊儿郎当。而沈从文却与他们不同，因为他在此前已经实现了思想的初步改造，他是按照革命家、理论家和书本知识来设计自己的学习生活，所以看到那些不良现象他才会感到气闷。不仅如此，他还有更深入的思考：
初初来此，即为一思想前进的组长，要用民主方式迫扭秧歌，三十年和旧社会种种从不妥协，但是一误用民主，便有如此情形。马列也未必想到！这一切也都很好，是一种教育。对我意义尤好。
似乎都会夸赞《文艺座谈》，可不能理会《文艺座谈》的素朴性，及《共同纲领》有关文学艺术的目的。
据此可以说，沈从文是真诚面对改造的。他对学习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和问题提出批评和表示担忧，也恰说明他是最优秀的学员。因为他的不满是以主人翁的姿态思考问题的结果，而不是旁观或“恶意”的批评和抵制。这可以在他这段短期培训期间所写的《时事学习总结》、《我的分析兼检讨》、《总结·传记部分》、《总结·思想部分》等三万多字的学习心得以及大量的私密文字中求证。尽管在公开场合里，沈从文多次宣称自己“政治水平不高，进步实看不出”，但私下里他却认为，自己“其实学习倒挺认真的”。
至于沈从文在革大的成绩多是“丙”、“丁”的问题，论者常以此为据说明沈从文思想和行动上不肯合作，是事实上的无声“反抗”，但事实与这样的判断是有出入的。沈从文的成绩“不理想”，并非是他不合作、不努力，更不是有意“抗争”，而是他太投入、太认真的结果，是他的愚诚和老实使他“倍受其害”。可以想见，当时的考试虽与当下的不同，但规则或许是一样的。其中政治理论科目“分数不高”，大概主要源于沈从文不能死记硬背，或者还有其他考场因素。而其他操行的评判，大概要靠群众基础了。他曾说：“如思想改造是和这些同时的，自然也办不好。但是在这里，如想走群众路线，倒似乎会玩两手好些。常说点普通笑话也好些。会讲演说话也好些。我政治理论答案分数不高，这些又不当行，所以不成功。有关联系群众，将来定等级分数时，大致也是丙丁。”而沈从文的学生马逢华在《怀念沈从文教授》中更是直观地呈现出实情：
我再到沈家去的时候，沈已由“革大”“学成”回来。但是从面部表情看来，他是“依然故我”，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变。那天晚上他有点沉默寡言。沈夫人等我坐定之后就说：“你看从文一点都不进步，在革大‘总结’的成绩尽是些丙、丁！沈先生很平静地说：“当然尽是些丙、丁。分数是‘民主评定’。指定的东西，我一字一句地读，讨论的时候，却尽是那些不读书的人发言；你跟他们讲，他们不懂。打扫厕所，洗刷便池，全都是我一个人干，在讨论‘建立劳动观点’的时候，却又是他们发言最多。我帮助工人挑水，在厨房里跟厨师们一面帮忙，一面谈天，他们又讥讽我，问我是不是在收集小说材料。晚上在宿舍里，他们尽说些‘想太太想得要死呀’之类的下流话，你要我跟他们谈得来？分数全由他们‘民主评定’，我当然只能得丙、丁。”
可见，所谓的操行评语以及丙、丁成绩等都是有水分的，甚至与实际大相径庭，因为这实在是沈从文的不善交际导致的。如果用理想的标准来评估，沈从文的不足，只能表现为他没有公开与这些“丑恶现象”“作斗争”。当然，对于“已经失去说话的意义”的边缘人来说，这样的要求显然过于苛责了。不过，据此可以定论，如果对这次思想改造进行量化评判，沈从文的成绩不应该是丙或丁，而应该是甲。
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沈从文主动撰写了《我的学习》。文中，他不但检讨了自己以往“在工作中自高自大，脱离群众，游离于人民革命以外的超阶级胡涂思想”，也提出“领导方面如何即可以使政治本身从不断修正偏差中，成为一种完全的艺术”等问题。
或许沈从文觉得这样的“学习”还不够深入，又在1951年秋重新写了一个《我的学习》，完稿后交给丁玲把关，并于1951年11月11日和14日发表在《光明日报》和《大公报》。
在这篇长达7000多字的思想检讨中，沈从文对自己的思想和学习进行了全面总结。他说：“凡事用接受做实践，还是明白不少问题，特别是明白‘政治高于一切’，‘一切从属于政治’，‘文学艺术必从属于政治，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几句话对于新国家的深刻意义。过去二十年来，个人……就始终用的是一个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观点立场，认为文学从属于政治为不可能，不必要，不应该。”针对自己的思想根源，他剖析说：“我原出身于破产地主旧军阀家庭子弟，从这种可怕环境背景中长大，阶级本质宜有向上爬意识，生活教育却使我向下看。”他承认：“由于缺少对政治和文学联系有深一层认识”，自己的“阶级立场自始即是模糊的”，因此“成了伪自由主义者群一个装璜工具，点缀着旧民主自由要求二十年”。针对自己思想的转变，他总结说：“和我个人新旧业务接触，重新读了一些文件，用个正面接受的态度来钻研，来体会，更加明白政治高于一切的重要意义。政治哲学的深刻诗意，不仅仅是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先进著作中，从毛泽东伟大著作中续有发挥，也在一切琐琐人事中，发现了无处不有个党性和政治性的联系。”结合沈从文这一时期的思想实际，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并非是违心的，而是他自己真实的思想心得。
为了更加“进步”，沈从文不顾林宰平等人的劝告，带着丁玲“凡对党有益的就做，不利的莫做”的“嘱托”，离京赴四川参加土改工作。他在私下里表示：“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从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情，再学习，再用笔。”
在土改中，沈从文也的确加深了思想认识，他让妻子劝金岳霖“想法参观一次”，说：“只一个月。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必比读五本经典还有意义甚多”。他在致杨振声的信中感慨地说：“农民问题以至于有关土改文学，以教书言，不身临其境，说亦说不透彻也。”他还在致张兆和的信中不无愧悔地写道：“知识分子真是狗屁，对革命言，不中用得很。而且一脱离人民，渺小的可怕。罪过之至。因为什么都不知，什么都得说，但是毫无意义，和人民真正问题实千里万里。”“我们在都市中生活方式，实在有愧，实在罪过！要学习靠拢人民，抽象的话说来无用，能具体的少吃少花些，响应政府节约号召，把国家给我们的退还一半，实有必要。……和这些干部比起来，我实无资格用国家这个钱！”
当然，最能体现沈从文思想“进步”的是，在给孩子的信中，他竟然表达了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他说：“要入党，才对党有益。我就那么打量过，体力能恢复，写得出几本对国家有益的作品，到时会成为一个党员的。工作搞不好，就不。”如果结合1959年他致沈云麓的信，可以得出结论，沈从文的确曾有过入党的愿望，而且他将这个举动看得很神圣、虔诚。
沈从文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回京后，他随即投入到接近尾声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并根据需要撰写了《“三反运动”后的思想检查》。
沈从文的“进步”还可以从开明书店“烧书”后的表现中看出来。在得知“烧书”的消息后，他的心情可以想见，但他除沉默接受外，还在致友人的信中颇为振奋地说：“这种成毁是极有意义的，对个人工作言，就是一种极好的教育。和‘人民’脱离，对‘人民’无益，结果就是这样。……国家重要，个人实渺小不足道，个人工作成毁更不足注意！应时时刻刻想到国家，想到党。”
沈从文的“进步”也得到了主流意识的认可，先是陈赓接见，后应统战部长李维汉之邀列席宴会，1953年还被安排当上全国政协委员，终于如愿以偿地“活动在社会的上层”。
之所以说沈从文一直在“进步”，是因为他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对照他的私密文字与公开发表或上交的文字可知，他的进步还呈现出表里如一的特点。
如在知识分子的“早春时节”，他依然保持坚定的立场，没有“随波逐流”。如在出席这一年的政协会上，他在发言中仍然强调说：“六年以来，从一件一件事情看去，并参加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我才日益明白过去认识上的错误。……我一定要好好的向优秀党员看齐，……用郭沫若院长报告中提起的三省吾身的方法，经常检查自己，……如果体力许可，还要努力恢复我荒废已久的笔，来讴歌赞美新的时代、新的国家和新的人民。”
在《沈从文自传》中，他分别从“书本的影响”、“环境影响”、“人的影响”三个方面检讨了自己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经过，以及在其指导下的种种“罪行”。
沈从文这样“谦虚”、“沉默”地“进步”得到了主流意识的认可，再加上“双百方针”的有力环境，他终于得到出版作品的机会。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他在《沈从文小说选集》中慎重地选择了比较具有“反封建”意识的《阿金》、《萧萧》、《牛》等篇章，而且为了突出这种意识，他也同巴金、老舍、曹禺等众多作家一样，对作品作了强化式的修改。同时，他还不忘在选集的“题记”中写下这样的“颂词”：“在这么一个伟大光辉历史时代进展中，我目前还只能把二三十年前一些过了时的习作，拿来和新的读者见面，心中实在充满深深的歉意。希望过些日子，还能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和大家一道来讴歌人民在觉醒中，在胜利中，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保卫世界和平所贡献的劳力，和表现的坚固信心及充沛热情。我的生命和我手中这支笔，也必然会因此重新回复活泼而年青！”
因为沈从文的“进步”是发自内心，所以即使是在“大鸣大放”的宽松环境中，他也禁受住了考验。即使有所批评，也是本着工作的强烈的责任心，而非发泄个人私愤。如在一次发言中，他语带抱怨地说：“我在历博办公处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书也没法使用，应当在手边的资料通不能在手边，不让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结合起来，这方面浪费才真大！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浪费，……好急人！”
这段话常被研究者所征引，并以此作为他“抗拒”改造的一个例证。事实如何呢？
如果认真剖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得出，他的批评完全是出于实际工作的考虑，或者说是一种岗位意识的促使，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单纯地为个人鸣冤叫屈。而且，当他看到许多作家在发牢骚和抱怨时，他甚至私底下批评说：“好像凡是写不出做不好都由于上头束缚限制过紧，不然会有许多好花开放！我不大明白问题，可是觉得有些人提法很不公平。”当萧乾约他给《文艺报》写稿提意见时，他当时予以回绝。当《文汇报》的记者表示要为他放弃文学发表不平意见时，他也断然拒绝。
以上可见，沈从文思想之坚定，非同期作家所能比。而且，当“反右”运动开展起来后，他完全听信主流的话语宣传，即使在休养期间也不忘写信提醒妻子说：“凡初步建立了人民立场和党的整体观点，都会明白应当凡事十分谨慎，莫人云亦云作他人传声筒。……要从一切小事上注意爱党，维护党。”
沈从文的“进步”之处还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这一时期，尽管创作不顺，而且期间也有过几次反复，但他还是在胡乔木的暗中鼓励下创作了几部“讴歌赞美新的时代、新的国家和新的人民”的作品。
如反映在革大学习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老同志》，反映土地改革的《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一》，反映地主“解放”前后生活的《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以及1956-1957年间的《春游颐和园》、《天安门前》、《新湘行记——张八寨二十分钟》、《跑龙套》、《谈“写游记”》、《一点回忆，一点感想》等几个短篇。此外还有未完成的以批评知识分子为主题的小说、歌颂新社会变化的散文《大好河山》等。
这些作品有一个中心主题，即如他所说：“如有人问我是什么派时，倒乐意当个新的‘歌德派’，好来赞美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成就。”
沈从文歌颂的如何呢？如果翻阅这些文字可以发现，其蹩脚程度是难以想象的。阅读全部文字，不但丝毫得不到审美感受，甚至连政治教化的效果也谈不上，因为行文间的政治说教与叙述太过牵强，而其中的故事叙述、感情抒发和政策介绍简直都是拼贴。即便是为研究者稍微看好的《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其问题也是相当明显。此前，他曾批评别人说：“近来在报上读到几首诗，感到痛苦，即这种诗就毫无诗所需要的感兴。如不把那些诗题和下面署名连接起来，任何编者也不会采用的。很奇怪，这些诗都当成诗刊载，且各处转登不已。”客观地说，这样的批评也适用于他自己。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当时对自己产生的所谓“头脑和手中的笔居然还得用”、“笔太细”“必然可得到和《边城》相近的成功”等“激动”之语的真实性。
不过，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样的东西，沈从文竟然还好意思拿出去发表。而且，在当时并没有人逼着他这样做，毛泽东、周恩来在接见中也仅是建议和鼓励他再继续写小说，胡乔木、周扬、李维汉等人在写作上也没有给他下任务，都是征求他的意见，而且他在日记及书信中也没有明示过自己的创作是来自某种压力。
沈从文之“跛者不忘履”，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呢？是要证明自己还能写，所以“饥不择食”；是怕读者忘记自己，所以急于显山露水；是看巴金、曹禺、张天翼等都不行了，觉得自己还能行；是真的以“小学生”作文的心理，所以敝帚自珍，真将其视为“新文学”？他曾为此辩白说：“胡写”，“写出来了，不容易”，写出来了便“伟大”，“作品已无所谓真正伟大与否”，“适时即伟大”。他也曾私下里向家人表示过自己小农意识的心理：“我要把从前当小兵的劲儿拿出来，什么我都肯干，谁也干不过我！”
当然，纵观沈从文1949年10月之后的整体思想言行，虽然“进步”是主流，但是也还存在很多“不足”。其中一点便是，他的谨小慎微的指导思想导致他在一些政治运动中表现得不够积极踊跃，在多如牛毛的大批判中很少看到他的身影，也看不到他或慷慨陈词或尖酸刻薄或落井下石地批判别人。即便是对于不得不说的胡适，他也总是描述多，议论少，甚至不乏感激、赞誉之词。
如沈从文在革大所写的《总结·思想部分》中，他写道：“和胡适之相熟，私谊好，不谈政治。那时候和胡谈政治，反对南京政府的有罗隆基、潘光旦、王造时，他们谈英美民权，和我的空想社会相隔实远。”
在《沈从文自传》中他谈到自己所受的影响时，他也说：“其次是胡适，他的哲学思想我并不觉得如何高明，……但是以为二十年来私人有情谊，在工作上曾给过我鼓励，而且当胡也频、丁玲前后被捕时，还到处为写介绍信营救，总还是个够得上叫做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至少比一些贪污狼藉反复无常的职业官僚政客正派一些。所以当蒋介石假意让他组阁时，我还以为是中国政治上一种转机。直到解放，当我情绪陷于绝望孤立中时，还以为他是我一个朋友。”这样平实的话语，在当时整个文化、文学界彻底清算胡适思想状态下，实属空谷足音了。即使是所谓的批评，也是不痛不痒，如他说：“胡适之虽再也不谈什么文学了，我的写作态度，我的教书方法，都像是在配合他的行动，点缀蒋介石行将崩溃的回光返照政权，毫无积极作用。”
在沈从文数十万字的检讨中，还有几处提及胡适的，也都是几笔带过，甚至在“文革”时期也不例外。可见，沈从文为人的基本道德底线并没有淹没在他的“进步”思想中。当然这同时也说明他的“进步”还有待提高。
对于胡风，沈从文本应该有些看法的，因为历史上的胡风没少与他交恶，但在全国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他却没有公开发表过意见，所见到的文字仅是给大哥沈云麓的信末以补记的形式写下的一段：
这里正是全面在讨论胡风问题。这个人过去（抗战前和抗战中）我总以为他在代表党，批评这个，打击那个。现在才明白是他自己一套。有一小集团，这里布置那里布置，争领导权！更绝不是党的代言人！
在“丁、陈”事发后，沈从文只在私下里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个人主义一抬头，总必然会出现或大或小的错。从上次文代会中发言态度，我就感觉到不大对头，好像还缺少对于党的整体性观念体会。”
面对冯雪峰的落马，他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和疑问：“不可解的是冯雪峰，多少年来，都稳稳当当的为党工作，现在责任也十分重要，不意也和丁玲等纠在一处，自搞一套，不明白竟发展到如此情形。”
沈从文的唯一“劣迹”大概是在“反右”中针对萧乾的那一次“炮轰”。据萧乾回忆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在文联批斗会上，沈从文发言揭露萧乾早在1929年就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关于这唯一的一次，究竟作何理解？是随波逐流，不得不表态，还是因为个人恩怨，公报私仇？现在已不可得知。
沈从文对于自己的“不足之处”是有认识的，早在革大时，他就自我批评说：“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作得不够。为的是到如今为止，还不理解胡乱批评人，对于那个人有什么帮助，弄错了会有什么恶果。”在“三反”后，他还坚持说自己不擅长运用批评，因为“胡乱批评人易犯错误，也可能作成无可补偿的损失”，自己对“国家大事既一切隔阂，十分生疏，无多意见可言。对工作同志，平时即只注意长处多于注意短处”。纵观沈从文的实际表现，可以说，他基本是这样做的。
由此可见，沈从文的“进步”是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表现，且仅停留在思想层面。在现实表现中，尤其是在最能表现自己“进步”的大批判中，他显然是“落后”于同时代的作家。
针对沈从文1949年后的蛰居状态和低调生存，金介甫曾赞扬说：“沈的级别不高，但他不但没有被‘洗脑筋’，而且还像过去那样，用冷静旁观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巨大的社会动荡。他有出世的战略：韬光隐晦，与世无争。”金介甫的褒扬，自有其合理的成分。特别是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沈从文能够恢复故我是他的幸运，也是时代的幸运，但在考察历史时，不能也不应该回避他曾经接受改造的事实。而探究其中的缘故，不难发现，沈从文的“清醒”来自于他的“边缘”身份，而“边缘”之所以能够形成，一方面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但不能忽略的是，主流意识对他的有意轻视，因为他太早就宣布“缴械投降”，没有一丁点反抗行为和过程，所以才得以退居边缘。对于一个没有进攻能力，也没有防御能力的“文弱书生”，斗争，是没有多少价值的。沈从文曾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很遗憾，本文为此作过努力，但结果仍并不令人满意。
文人不足观，文人在大历史当头的不明就里，沈从文是一个典型案例。
（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分别刊于《二十一世纪》（香港）2009年10月号；《东岳论丛》2011年第10期，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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