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两钱”和“五铢钱”都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秦国不仅用武力统一了六国，也用“半两钱”结束了各诸侯国货币形态不一的混乱局面，从而实现了货币制度的统一，自此圆形方孔钱成为中国货币的基本形制，直至清末。
那么，从“半两钱”到“五铢钱”的演化又有什么样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呢？对此学者们的研究已经很多，笔者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有关最优货币单位的确定问题，即专门去讨论价格的“格”的内涵及决定，这里所谓的“格”就是单位货币所对应的商品，也就是货币的单位购买力。
让我们来一场穿越之旅，感受一下古代使用铜钱支付的情境。假如我们回到了汉代，三五好友在酒肆小聚，花费多少？如何支付？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汉代不同时点货币的购买力，然后折算成人民币。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的米价是10000钱一石，一石大约120斤（当时的一斤约为238克），那么当时一斤米的价格为83.33钱。汉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的谷价为每石5钱，1斤则仅为0.04钱。那么我们粗略地按照今天的米价（大米1.45元/斤）和谷价（小米3.78元/斤）把汉代这两个时点的货币价值折算成今天的币值，汉文帝时期的1枚铜钱仅可折算人民币1分钱多些，而汉宣帝时期的1枚铜钱价值今天人民币大约80多元。
我们不能了解当时酒肆的价格水平，只好按照今天的花费反向折算，假设三五好友小聚的费用是人民币300元，那么这些费用在汉代的不同时点应该值多少铜钱呢？根据上述折算率，在汉文帝时期这300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的近3万枚铜钱，而在汉宣帝时期仅值4枚铜钱。为何相差如此悬殊，其原因在于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不同，汉初国力孱弱，无力铸钱，“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即实行“放铸”的政策，允许百姓私铸荚钱，钱币的质量轻薄，而且汉初百业凋敝，物资短缺，所以物价畸贵。而汉宣帝时“五铢钱”制早已确立，铜钱的质量绝佳，同时，风调雨顺，“比年丰稔”，所以物价偏低。
我们再换一个时点，来到秦代，会发现高价值钱币所带来的问题就更突出。秦代使用的“半两钱”是“五铢钱”价值的两倍多，那么，吃一顿饭用两枚钱就够了，而百姓日常生活多是小额消费，这种“大钱”由于价值太高而极不方便，所以是“钱重难用”。
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谷石二百余”，那时的铜钱价值与今天的人民币价值可能相近，三五好友小聚一次需要花费几百枚铜钱。就如同今天，我们要带着300枚硬币出去消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我们的折算是很粗略的，很可能不甚准确，但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数字对比说明最优货币单位的重要性。那么如何确定一个合适的货币基准单位呢？显然，“半两钱”和“荚钱”都是不合适的。“五铢钱”诞生之前，为了寻找最优货币单位，或者由于脱离实际需求的货币单位难以通行，汉代实行过多次货币改制：
——“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黄金一斤。”（《汉书·食货志下》）
——“（高后二年）十二月，……行八铢钱。”（《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高后六年）六月，……行五分钱。”（《汉书·高后纪》）
——“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汉书·食货志下》）
——“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铢钱。”（《汉书·武帝纪》）
——“（建元）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汉书·武帝纪》）
——“（元狩）五年春三月甲午，……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汉书·武帝纪》）
在这一时期，货币制度不仅在放铸和禁铸方面反反复复，在货币形制上也变化频繁，这也正是在秦代所创立的货币制度框架下进一步细化的摸索过程、试错过程，“五铢钱”制确立的同时，也伴以全面、严厉地禁铸，稳定的货币形制终于确立。
我国著名货币历史学家彭信威对于“五铢钱”有很高的赞誉：“五铢钱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史家说他轻重适宜，一点也不错。中国自进入货币经济后，使用过的钱币非常多，大小不等。重的如齐刀在四十公分以上，轻的如汉的荚钱，还不到一公分。所以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以前的几百年间，对于钱币的重量，是一个摸索时期；自从元狩五年采用五铢钱以后，不但这五铢钱本身，在七百多年间是中国主要的货币，就是在唐武德四年废止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是以五铢钱为标准，离开这个标准就失败。这种标准，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外国。希腊古代货币德拉克马（drachma），虽然各地稍有不同，但最通行的是四公分许。罗马的银币单位德纳留斯（denarius）重约四公分，中国的标准五铢正是四公分重。”在彭信威看来，“五铢钱”带有着货币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且具有些许神秘感。笔者认同“五铢钱”是中国历史上适中的价值单位，但对于“五铢钱”稳定性的原因在于其重量为4克（四公分）这一解释稍有质疑。希腊、罗马的货币虽也为4克，但它们是银币，价值量与“五铢钱”是不同的，不能类比。事实上，人们在交易时主要关注的是货币的价值，其次才是货币的重量。如果过于执着于4克这一重量本身，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货币形制的最优状态是由货币自身决定的。笔者认为货币的基本单位不仅由其自身的形态决定，还取决于商品集合和货币集合的对应关系。下面我们以一个极简的假设来说明这一关系。
假设商品集合A中仅有一种商品——2000斤米，货币集合B中仅有由4000克铜所铸造的铜钱1000枚，那么1斤米的价格为0.5枚铜钱，如果米的数量增加，其价格会随之下降，而铜钱的增加会使米的价格提升。在这个例子中，货币单位确定之后，货币集合便被均分为1000份，这意味着整个商品集合也被均分为1000份，就如同划了1000个格子，我们权且称之为“货币格物”，格出来的结果便是“价格”。即货币的单位是一个标准“格”，把货币集合均分为多少等份，也就意味着把商品集合均分成多少等份，格与格相对，进行等价交换。虽然现实中的商品集合与货币集合要比这复杂得多，但原理是相同的。
商品集合和货币集合的数量对应关系是既定的，但是我们可以任意确定货币的单位，也就是我们可以任意确定“格”的大小和数量，即我们可以在4000克铜的总数不变的情况下，把货币铸成100克一枚、20克一枚、10克一枚、8克一枚，等等，但是哪一种最适合货币流通呢？从“半两钱”到“五铢钱”的演化历史告诉我们：4克一枚效果最优。
“五铢钱”制是在不断试错过程中确定下来的、可能的最优价值单位，其价值量的大小也似乎最适合日常交易而被广为接受，进而也方便携带、运输，有利于宏观层面的集散、调控。再者，最优的货币单位价值应该位于一个由商品集合和货币集合共同决定的动态区域，可能恰好“五铢钱”的形制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处于这一合理区间之中。
“五铢钱”制的确立无疑是历史检验、筛选的结果，笔者尝试从逻辑推理的角度进一步来解释这一问题：（1）货币的单位由商品来决定。商品不能标示自身的价值而需要以与其他商品的交换比例来标示，货币也是如此，需要以购买力来标志价值。而货币是拷贝了商品的抽象价值（交换价值）所形成的集合，两个集合天然存在着动态的映射关系，最终的价值决定基础在于商品。（2）货币的使命在于最大程度地促进商品流动。从逻辑角度来看，商品范畴最充分地流动同时取决于可能最大量的商品流动和可能最小量的商品流动，即需要货币既能帮助实现大宗商品的交易，也能为细小交易提供媒介。大宗商品交易需要货币的集聚功能，这与货币的基本单位的设定关系不大，而细小的交易是否可以完成则与货币单位设定相关，较大价值的货币单位设定会使细小的商品交易被排除在货币交易之外。（3）货币基本单位取决于商品可交易的最小量。从某一种角度考察，商品集合与货币集合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使商品集合充分流动的这个最优“格”应该取决于商品流动的最小单位，而且应该主要取决于那些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商品的最小可交易量，例如粮食、盐、铁、布帛之类。这里笔者仅提供一个思路，或者是一个假想，有待进一步证实或证伪。
我们始终面临着最优货币单位的评判和选择问题，以提高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性。笔者经常会思考：世界各国的货币单位价值迥然，哪国的货币单位设定的最为合理？如何判定？如何调整？我们是否可以为合理的货币单位设定一个理论标准？本文只为抛砖之举，期待学者们的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