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杜月笙——被称为“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曾国藩出身于湖南省湘乡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后官至清朝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杜月笙则从一个浦东乡下小混混，后成为产业横跨娱乐业、金融业和工商业，被誉为“中国版教父”的民国最大黑帮头目。
一个在官场获誉无双，一个将黑道做到极致。两个人，都在各自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原本看似毫无交集的他们，在做人做事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尤其是下面四点，最能给人不尽的人生启迪，让人受用不尽。
曾国藩认为，“用人必先知人”。就是说，用人慎重须以知人至深为前提。那么曾国藩的眼力如何呢？
在创立淮军伊始，曾国藩指示李鸿章将应招来的各方豪杰安置在一起招待。
几天后，曾国藩与李鸿章轻装简行，悄然进入宿馆，暗中观察。只见“淮军诸名人，有赌酒猜拳者，有倚案看书者，有放声高歌者，有默坐无言者。南窗一人，裸腹踞坐，左手执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盏，长啸绕座，还读我书，大有旁若无人之概；视其书，司马迁《史记》也。”
巡视完毕后，甚至没人知道曾国藩与李鸿章已悄然视察过。
曾国藩对李鸿章说：“将来成就最大者，南窗裸腹持酒人也。”被曾国藩断定成就最大的这人，就是后来在台湾保卫战中闻名于世的淮军将领刘铭传，后任台湾首任巡抚。
杜月笙的识人本领也很高超，他和戴笠的关系就很能说明杜月笙的“看人”之能。在戴笠在上海还只是一个常年混迹于赌场里的小混混的时候，有次他到杜月笙开的赌场里掷骰子，由于技艺高明，赚了赌场很多钱。
杜月笙的手下怀疑戴笠出老千，想收拾他一顿，戴笠大笑说：“你们这样对待我，杜先生恐怕不会答应。”然后让看场子的人通报杜月笙，就说“有位戴先生想见他”。
杜月笙见了戴笠后，发现完全不认识这个人，但也不恼火，让戴笠表演下掷骰子。一看之后，他对戴笠的绝技赞不绝口，认为此人手腕与心思这么灵活，将来绝非等闲之辈，当场给了戴笠500大洋。
几天后，杜月笙又将戴笠请至杜公馆，并对他说：“我给黄埔军校蒋介石校长写了封推荐信，你去报考黄埔军校吧。”
半年后，戴笠返回上海后马上与杜月笙结拜为异姓兄弟。戴笠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心腹。
杜月笙后来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戴笠的诸多帮助。杜月笙认为，“人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
只有读懂人，才能“任人唯贤”，发挥人才的最佳效益。用人如此，结交人、选择合作伙伴等也是一样。识人的能力可以决定事业的水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如何识人？曾国藩教给我们的是“观察”，暗中观察一个人真正的品性和特质；杜月笙教给我们的是“洞察”，由这个人的品性和特质，推导他临事会怎样，进而推测他日后的成就。两人的办法合一，就是八九不离十的识人手段。
识人是门大学问，说起来复杂，其实也简单，说白了就是“用心”二字。只要真正用心，不受自己的 感官和对方的表面迷惑，就会大大提高准确度。对此曾国藩和杜月笙，都为我们作了最好的榜样。
曾国藩早期在抵抗太平军时，认为有道义就能感召别人。后发现，虽“应者云集”，但最初投奔他的人都去了胡林翼那里，于是便问赵烈文：“众皆出我下，奈何尽归胡公？”
赵曰：“人皆有私，不能官，不得财，不走何待？”曾曰：“当如何？”赵曰：“集众人之私者，可成一人之公！”曾闻之甚然。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反思道，“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
后来曾国藩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对有功的部下大力奖赏，并针对不同的需求，采用“武人给钱，文人给名”的政策。
曾国藩的湘军饷银比绿营高得多，士兵所得，除自用外还可赡养家室。将官饷银不仅更高，还可“沾润公费”。他还明确制定赏银规格，用重赏来“鼓好胜之心”。
此外，对于战争中的抢劫行为，他“概置不问”，采取宽容态度。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被抢劫一空，竟无一银交与朝廷。
曾国藩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以后，经常利用一切机会保荐幕僚当官。于是曾国藩的幕府大盛，人才济济。
1910年，杜月笙在上海青帮里还只是个小跟班。有次杜月笙跟着老大黄金荣的老婆林桂生去赌场赌博，后来林桂生有事先离开，于是让杜月笙替她接着玩几把，并留下了100多大洋的筹码。
没想到杜月笙那天手气出奇得好，竟然赢下了2400大洋。回去后，杜月笙把所有的钱全部如数上交给林桂生。惊讶于他的大气与诚实，林桂生决定把这笔钱全赏给杜月笙。
后来林桂生把这件事告诉了黄金荣。黄金荣想知道，一个穷小子在突然之间手握巨款时会怎么处理。要知道两千大洋，在当时足以买下上海的豪宅。“如果是买房置地，那可靠但不可大用；如果是花天酒地吃喝嫖赌，那就既不可靠也不可用。”于是便派人去叫来杜月笙问询。
杜月笙回答说，“2000大洋早已经花完了”。原来他在还清了早年欠下的赌债后，将剩下的钱全部分给了一起混街头的小兄弟们和自己干妈。黄金荣惊叹：“这杜月笙确实是个人物，是得好好栽培栽培，日后必定是我的左膀右臂。”
杜月笙常言：“要想当大哥，一定得有大格局。”正是因为杜月笙的仗义疏财，顾嘉棠、高鑫宝等人才死心塌地地跟着杜月笙打天下。
利益，人人皆爱之。但若独占利益，只顾吃独食，那么一定会招致怨恨，众叛亲离，正所谓“独利则败”。
刘邦曾问陈平：“我与项王有什么区别？”陈平回答说：“大王粗野傲慢，项王谦逊有礼。”
刘邦又问：“那你为什么弃项王而归我？”陈平回答：“对于有功之人，大王你不吝惜恩赐，而项王则很少封赏，士亦以此不附。”
领导人可能追求道德上的完美无瑕，但对普通群体而言，柴米油盐可能才是发愁的事情。道义可以号召人，却不一定能笼络住人。利用“人以利动”的属性，采取恰当的激励制度，才能“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
对于普通人而言，往往是锦上添花者多，而雪中送炭者少。很明显，后者的做法显然难得而又高明。
许多高情商的人，他们慷慨大方、仗义疏财，赢得了广泛的人脉。人脉并不是说你利用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被你呼来唤去、有多少人为你鞠躬尽瘁，而是在于你帮了多少人。
记住这句古训吧：“路经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时，减三分让人食”。
曾国藩不算是一个天资聪颖的人。对于他的智商，有不少评价认为，他应该是“中人之资”。
比较同时代名人：李鸿章17岁考中秀才，张之洞16岁考中秀才，左宗棠14岁考中秀才，梁启超更是11岁即中秀才。曾国藩从16岁开始参加科考，考了七次才中秀才，还是倒数第二名。
但曾国藩胜在不懂取巧，愿下“困勉之功”。曾国藩读书用的是笨功夫：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
考取进士后，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工作。在30岁的时候，曾国藩觉得三十而立，不能像以前那么混下去，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学做圣人。
于是，他没有像翰林院其他同事一样善于经营，走取捷径，而是踏踏实实做好每件事，对每项工作都全力以赴。
正是凭借一丝不苟的办事态度，曾国藩十年里升迁七次，年仅37岁便成为二品大员——礼部侍郎，是整个清朝三百年间湖南最年轻的部级干部。所以曾国藩说：“拙看似慢，实则最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