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呈现出一种对比，军官对机器的赞赏与旅行家对处决的无动于衷。
所谓“无动于衷”，我们也可以说“漠不关心”。不过，对军官要执行的处决的无动于衷或漠不关心，不仅仅是这位旅行家的态度，而且是整个流放地的人们的态度。除了犯人和看守（一个士兵）外，没有让你在处决现场出现。军官对机器的热情关心与旅行家的漠不关心形成一种对照，从而营造出某种反差。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军官是否能成功地改变旅行家的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呢？军官将动用一切手段，努力使旅行家对这架机器产生好官，为这架机器赢得一个赞扬者和支持者。这种努力恰恰将产生相反的效果。
就在小说的第一个段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对比：犯人被指控的犯法行为与它的本质。对于这位因“不服从上级、侮辱上级”而被判刑的犯人，卡夫卡说：“顺便提一下，这个罪犯看起来就像一条听话的狗，简直使人以为满可以放他在山上乱跑，只需在临刑前吹个口哨，就能把他叫回来的。”
一个如此卑躬屈膝的人如何可能不服从上级呢？小说中提到犯人立即就会服从的口哨。要说明这个犯人的驯服，没有比这更清楚的标志了。像这位犯人如此愚笨不堪、动物般地过着潦倒生活的人，根本就不能干犯罪的勾当而被判刑的。所谓不服从上级、侮辱上级，那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犯人拥有某种自主性，有能力去判断他的处境。但这两件东西他都没有。由于预先刻画了犯人的这种状况，文中所讲的给犯人戴上镣铐，就变成为一个毫无用处的程序了。
卡夫卡在小说的开头就如此清晰地刻画了这样一个矛盾，这一点是我们不应忽视的。这样，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被置入矛盾氛围中，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这种矛盾氛围并没有得到消解，而倒是得到了加强。
第二段落一开头，就更清晰地把旅行家与军官在态度上的对立突显出来了。旅行家“踱来踱去，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冷淡”。而那军官则用力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钻到“深深地陷在地里的机器的底部”，然后又盘上梯子去看上面的部件。值得注意的是，军官亲自去做这些辅助工作，且特别地起劲。他与机器的亲密关系因此可以显明了。只有他愿意照料这个机器，就像只有情人才愿意照料病中的爱人。
同时也显出一个矛盾的特征。操作这架机器使军官感到“格外疲乏”。为人们节省劳动，这是任何机器的目的所在。而在这里，情形却是反过来的。操作这架机器需要一种令人精疲力尽的劳动。
这种对机器的意义的颠倒并非孤立的。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一系列类似的颠倒。我们可以马上指出两种。犯人从司令官的女眷那里得到两条手绢。这两条手绢被军官夺了去，他自己用这两条手绢，为自己减轻在做处决准备工作时僵硬的军服领子的压力。
不合适的制服引起了旅行家的注意。这制服在赤道地区是在是太厚了。旅行家对制服的兴趣超过了对机器的兴趣。对他的这方面的意见，军官回答说：“‘当然是的……但它们（指制服对我们来说就是家乡；我们不愿意失去家乡）’”这话立刻就颠倒为它的反面了。如果没有其他更多的家乡东西剩给一个人，如果除了一件在新环境中会成为累赘的衣服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与家乡的联系了，那么，他就是彻底地失去了家乡。这种对一个表面的、在新的状况下完全不适合的符合的坚持，极为显著地表达出无家状态，与那种对表面联系的放弃和对返乡的不可信状况的忍受相比，这种坚持更为显著地传达出无家状态。
上面这些颠倒指示着这片在各种矛盾中展开的小说的基本结构。从一个矛盾过渡到另一个矛盾，我们就能追踪到这篇小说的思路。
军官指出这架机器出毛病的可能性。“这架机器应该连续运转十二个小时。不过，要是真的出了毛病，那也一定是很小的毛病，马上就可以修好的”。而事实上，这架机器后来并没有运转十二小时，而只是几秒钟，也不是出了些小毛病，而是彻底地解体了。
在解释这架机器时，军官谈到它的发明者，就是前任司令官，流放地的缔造者。军官称自己是他的合作者，从一开始就参与此事。同时，军官也是他最忠实的追随者。“我们这些他的朋友，在他去世时就已意识到，流放地的机构已经十全十美了，继任者纵然在脑子里有一千套新的计划，至少在好多年里，是连一个小地方也改变不了的。”
但事实上，却已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人们对处决的微弱兴趣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新任司令官并没有隐瞒他对这架处决机器的反对态度。整篇小说就是对“连一个小地方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断言的反驳。前任司令官的事业毋宁时候是自行废除了。
在解释这架机器的时候，军官谈到它的各个部分的“民间通用的名称”——但民政对这架机器根本就不感兴趣。一本正经的厚重的制服与军官作为机械师必须完成的繁重而肮脏的工作处于矛盾之中。对于军官所做的对机器的热忱的解释，旅行家和士兵几乎没有听，只有囚犯努力地倾听着军官的解释——但他又不懂法语，所以根本就听不懂。他本性是如此听话，以至于他即使在这里也像狗一样，恭顺地盯着军官的每一个表情。这就驳斥了对他的不服从上级的指控。
这样一种矛盾特性也继续表现在对机器的描绘上，既在机器的各个部分里，又在整架机器那里。这架机器总体上被证明是矛盾的，因为它是为了某个确定的目的，而同时又否定了这个目的的实现。这架机器的特征是：它被规定用于处死犯人，而且要用被触犯的法律条款的文字来杀死犯人。
犯人被捆绑到一张“床”上，这张“床”就颤动起来，“床”的动作是精确地调节好的，恰好与处于“床”上方的“耙子”的动作完全一致。所谓“耙子”是由针组成的，这个“耙子”将刺破犯人的身体——按照在机器的上端部分即“绘图者”中调节动作的图纸。犯人要在自己的躯体上得知判决，“凭自己的伤口”来辨认所刺的字。但正如小说立即就表明的，当时的图纸（模板）的文字配备有各种装饰图案和曲线，以至于连旅行家也不可能去辨认它，更不用说那个不得不去忍受这种刺字痛苦的犯人了。而整架机器——这是军官的骄傲——就是根据文字设计飞。因此这些图纸（模板）作为最珍贵的东西而被军官保存着。床上铺满了棉花，这绝不是为使犯人躺着好舒服些，而是为了犯人被翻转身来时止血之用——以便清晰地把文字保存下来。耙子上的特殊装置应当重新把粘在鲜肉里的棉花撕下来。从精密的针中会喷出水，把身体洗干净，也就是提高图纸的可读性。耙子是用玻璃做的，为的是广中也能够准确地看出写到犯人身上的判决。一切都是为着文字设计的——但文字本身却是无法读懂的。
现在要来谈谈各个部件：床，作为家具的一部分，一般是人们首先要置办的，因为它是最紧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获得恢复，获得一种休息，使人们得以从事新的创造活动；床也是一个让病人获得康复的地方，因为它消除了任何一种紧张情绪，那是安全之所。而在这架机器里，床却变成犯人必须忍受最可怕的折磨的地方。同时，军官还拿这张床与医院里的目中也可以活动的床相比，并且认为自己的这张床远胜于医院里的床——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颠倒，更何况在这里床的目的是处死而不是医疗。军官根本没有说明这种反常。他对他的这张床的良好评价的理由是：“只是我们的床的一切动作都是精确地计算好的，因为它们得和耙子的动作完全一致。”
执行过程的精确性被当作标准，而其中真正发生的事情则被忽视掉了。这乃是一种极端的颠倒了。
再来说耙子。人们用这种器械来疏松土地，使土地作好播种的准备，也就是说，耙子是一种用于取得成果的工具。而在这架机器那里，耙子却颠倒为一个处决工具了。按照这位军官的说法，“但是，这个耙子才是真正的处决工具”。
在床头上有一块特殊的毛毡的小口衔，是塞到被绑着的犯人口中的。它的用途是组织犯人叫喊，或者咬舌头。这个表面上看来不乏人性的装置其实也是荒谬的。既然犯人反正是要被机器粉碎的，那么，他是否由于痛苦而咬碎自己的舌头，就是无关紧要的了。
最后，绘图者也是荒谬的，因为加了花饰的文字已经成了模板上的文字，由于纯粹的装饰而已经无法读懂了。
随着军官对机器的继续描述，旅行家的态度发生了某种变化，他的冷漠态度转变为越来越多的关心。他似乎被军官及其热情吸引住了；但事实上，这种越来越多的关心决不标志着，他喜欢上了军官的行为和态度，相反，随着兴趣的增加，他对军官的做法的批评也增加了。他的关心的效果恰与军官想要获得的东西相矛盾。
旅行家的这种新态度的第一个后果是：他想了解一下，判决是如何有耙子来执行的。对军官来说，重要的只是阐明机器的完美而准确的运转，演示执行方式，而旅行家却想知道判决本身，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判决本身。这样，在军官的的态度和旅行家的态度之间，就爆发了一种明显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下面步步加深，以至于不再有任何弥合的可能性了。这里开始出现一个再也阻挡不住的分裂过程。
这个分裂过程的出现，是由于军官根本没有正确地理解旅行家所提的问题。他感到惊异，司令官没有像前任司令官那样亲自把这一点告诉旅行家，他感到抱歉并且深感气愤，“他正想用火气更大的话，可是又抑制住了，而只是说：‘人家没有把这一点通知我，这不是我的过错。此外，我当然是最适合于给您解释审判过程的人，因为我这里有’——他拍了拍自己胸前的口袋——‘我们前任司令官亲笔绘制的草图。’”
对于旅行家所提的关于这个人受到何种判决的问题，军官说了一通判决方式，即可能的执行方式，以之作为回答，仿佛旅行家问的就是这个。旅行家感兴趣的是对这个站在他面前的人的判决，军官却说到前任司令官，这位司令官一身什么都兼，既是军人，又是法官，又是工程师、化学师和制图师。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这次判决，而是前任司令官亲笔绘制的调节耙子运转的草图。
在军官下面的说法中，处罚方法本身的荒谬就变得一清二楚了：“‘我们判决并不算太重，不管犯人犯了什么戒律，我们就用耙子把这条戒律写在他身上。这个犯人，比方说吧’——军官指了指那个人——‘他的身上将要写上一条戒律：尊敬上级！’”
如果并不算太重的判决是死刑，那么，很显明，这种刑法只是从施刑者的角度而不是从受刑者的角度来看的。关于这种处罚方法的荒谬性，后面更可见出。
卡夫卡清晰地描绘了这两个对话伙伴之前展现出来的鸿沟。这种执法当时简直是旅行家无法理解的。一个像狗一样听话的人竟由于不服从上级而被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