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经济学理论、实践与本土化——兼谈中国自主的经济学体系构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其中，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关键在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通过学术共同体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主，推动经济学实现具备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经济学“本土化”的概念对中国经济学界而言并不陌生。20世纪80､90年代以前，自苏联引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国内经济学的主流。随着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学大规模引入国内，有学者发出了西方经济学“本土化”的呼声（林毅夫，1995）。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围绕“中国经济学”的思考日益增多。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相关研究取得了若干代表性成果，也仍存在一些难以令人满意之处，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尚需努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继承性､民族性的特点，拥有三个资源：作为主体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十分宝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益滋养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目前，已有研究多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讨论为何和如何借用西方经济学；或基于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分析如何引入本土化因素以创新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本文尝试从经济学方法论视角，审视借鉴西方经济学来推动经济学本土化､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可行路径。

经济学具有悠久的哲学传统，近代经济学产生于各种各样独立的实用研究领域与哲学研究领域（罗宾斯，2000），经济理论的重大革新往往渗透着哲学思想的演进（张雄，1999）。“经济学的目标､确立经济学命题的方法､经济学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与自然科学概念的关系等等，这些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都是哲学问题”（豪斯曼，2007）。中国的经济学本土化､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要取得重大进步，也需要坚实的哲学根基。经济学方法论作为科学哲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布劳格，1992），可以提供反思西方经济学的视角，为推动经济学本土化提供指引。

本文评析经济学本土化､中国经济学等研究的现状，揭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现实意义。以探讨西方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为主线，先从思想史梳理经济学学科定义的演变，反思西方经济学为追求科学化而丧失实践传统的过程。再从经济学方法论分析经济理论与实践分离，审视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逻辑实证主义。通过论证局部性知识与有限普适性，回答经济学本土化､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何以可能。引入元实践学､经验主义的新建构等观点，调和理论与实践的两分，解读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的可行路径。最后讨论汇通中西的实践哲学，尝试寻找本土化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础，思考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学理价值。

研究发现， 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提出，有助于提升学术共同体的文化自觉性和学术自主性。 经济学学科定义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演变，体现出尝试通过缩小研究范围与研究范畴，达到理论性､科学化目标的努力，但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践传统，造成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分裂。西方经济学只是一种准科学､准现实的研究。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西方经济学只具备有限的普适性，也因其对普适性的追求而损害了实践意义。这表明了借鉴西方经济学，推动经济学本土化､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可能性。

理论和实践存在内在关联但不存在同一对应的关系，经济实践需要多因素的平衡与多理论的指导。 应该鼓励形成内容丰富､层次交叠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多元开放的本土化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本土化不是简单地以中国经验来验证和完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也不是简单拒斥西方经济学，更不是以一种理论取代另一种理论，而是在经济实践中综合参照多种经济学理论为指导，这样做可以调和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实践的冲突，将理论还原于实践情境，并在实践情境中构建本土化的经济理论。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占主导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是一种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在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中，经济学需要提高实践的地位，尝试在经济实践中构建经济理论，恢复“实践是理论的目的”的优良传统，而不是仅仅把实践看作证实或证伪理论的手段。注重道德伦理与构建性的经济实践，是经济学本土化一条可能的路径。经济实践因不再只是对经济理论的检验而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并对经济理论产生着实际的推进作用。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理应在中国持续推进的经济实践中得到构建与完善。中西哲学都有浓厚的实践传统，实践哲学起到了汇通中西､恢复古典经济学实践传统的作用。实践哲学甚至可以成为中国本土化经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要做的不仅是阐明中西差异，还要探索中西哲学交汇的可能性，彰显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可能的一般性。

西方经济学说自19世纪初开始逐渐传入中国（程霖等，2018），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著名大学先后设立了经济学系，其课程体系基本上是照搬西方大学的经济学体系，学说思想也是沿袭西方正统经济学传统。严复先生翻译了斯密的《国富论》，意味着西方古典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陈启修､郭大力､王亚南等先生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揭开了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帷幕，但占据主流的还是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前后（刘伟，2016）。中国近代和民国时期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家，进行过经济学本土化和中国经济学的积极尝试（邹进文，2010;程霖等，2018;易棉阳，2019;张亚光和沈博，2021;信瑶瑶和张申，2021）。

当前经济学者的研究经历了如下概念的演变，即从经济学本土化的探讨到形成中国经济学的思考，再到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 要推进中国特色经济理论创新，首先对不同理论体系之间进行比较分析是必要的（方福前，2018），还需要从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进行反思。一是反思西方经济学。例如，从方法论解读和反思西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自由主义等（胡明和方敏，2011;胡明，2015;杨春学，2018;郭台辉，2019）。从经济学说史来论证西方经济学本身就存在本土化的现象（胡明，2008;关永强和张东刚，2014），所以中国经济学也应具有本土性（朱富强，2008a，2008b）。二是反思中国经济学。除从经济史出发讨论经济学本土化（孙睿，2016）外，更多学者是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学理性。例如，汉语“经济”一词的语义与运用（叶坦，1998），中国经济学概念的界定（程霖等，2020），中国经济学的文化起源（刘润葵，2017;寇宗来，2022），中国经济学的形成（谢伏瞻，2022），以此来解读“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基础理论。

如何具体借鉴西方经济学来推进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研究，已有文献立足点不同，观点有所差异，代表性成果如下：一是讨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为何和如何借用西方经济学，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刘伟，2016;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课题组，2017;周文和宁殿霞，2018;方福前，2019，2020a，2020b），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逄锦聚，2016;杨春学，2016），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和方法视角思考本土化创新（张雄，2015，2021;刘守英和熊雪锋，2022）､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方法论（逄锦聚，2023）。二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如何引入本土化因素，具体创新哪些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金碚，2020，2022;白重恩，2022;洪永淼，2022;李曦辉，2022）。金碚（2019a，2019b）与黄有光（2019）就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学､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进行了商榷。三是强调要从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汲取营养，阐述传统文化与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关系（陈冬华等，2023），对经济学本土化的哲学和思想基础做出贡献（乔清举，2014;王南湜，2015;张雄等，2019;程霖和夏艳秋，2022）。

“自20世纪以来的很长时期里，经济学在中国先后沿袭着两大传统，先是沿袭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并以此构建学科体系，后是沿袭苏联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并据此构建学科体系，缺乏自己的经济理论上的自觉和自信”（刘伟，2016）。“一些清末民初的杰出学者……他们有中国传统学问及其伴随的自主性为基础，因而能有较高的视野，能够为不同的文化与学问‘归位’”（瞿宛文，2018）。新一代社会科学学者因接受西化教育而缺乏文化自主性，丧失批判能力而视西方学问为唯一典范，从而导致在研究方法､学问体系､问题意识上全面模仿西方（瞿宛文，2018）。

思考和推进本土化的前提，是对当前理论具有反思批判的能力。若缺乏这一能力，对普适性理论“进步观”深信不疑，则对本土化的理解很容易止于运用本地数据来检验，或更多是证实这个所谓的普适理论。这样的工作固然有其特定的价值，经验知识的积累固然有其意义，但需要警惕的是这种现象背后理论研究的被边缘化。而诞生原创性的本土化理论，才意味着本土化实现突破。 要达到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目标，既需要学者具有批判看待主流理论和范式的意识，也需要有构建本土理论的信心与能力。 在深受科学主义影响的经济学之中，这样的意识与能力尤为稀缺可贵。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个资源中，已有文献较多关注了作为主体内容的马克思主义，部分讨论了有益滋养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还应该加强十分宝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来服务于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把握，可以强化学者的学术自主和文化自觉，对经济学本土化研究而言，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经济学缺失人文性的不足，学者们容易忽视对中国现实的关照，很难意识到经济学本土化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突出学术自主和文化自觉，正当其时，具有积极和紧迫的现实意义。

有别于已有文献，本文沿袭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路径，尝试从经济学方法论视角，反思西方经济学演变中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变迁；审视借鉴西方经济学推动经济学本土化､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可行路径。这一研究方向归于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并行于从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汲取本土化营养的努力。本文的方法论视角，有别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基于西方经济学框架对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

《经济学范式的应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大规模引入国内，影响力日渐增强，中国经济学界出现“西方化”的倾向。与此同时，“本土化”也作为“西方化”的对立面逐渐兴起，其基本主张是中国经济学界不应只是移植､模仿西方理论，而应基于中国特色经济实践构建本土的经济学理论。为此，部分学者针对西方经济学的具体观点和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批评。这些批评固然有其价值，但仅有这样的批评并不足以完成经济学本土化。因为富有洞见的批判，也需要建立在对批判对象的真正理解之上。而且经济学本土化并不等同于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社会学家对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富有成效的讨论已经揭示，多元主义是本土化研究的逻辑前提。

为了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更为重要也更加紧迫的工作是正确理解并反思西方经济学，之后本土化理论才能在多元主义下，实现对西方经济学的借鉴､综合和超越。经济思想史提供脉络，经济学方法论提供视角，这无疑是反思和解构西方经济学最直接的途径。所以，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发展脉络，基于经济学方法论反思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应该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必要的基础性工作。下面通过梳理西方经济学学科定义的演变过程，讨论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逐步疏离，反思西方经济学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优劣，理清西方经济学何以成为如今的面貌，经济学一路走来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一）经济学的科学化与实践传统的丧失：经济学学科定义的演变

西方经济学的演进过程，是一个主动模仿自然科学而科学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抛弃了人文性与实践传统的过程，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演变贯穿其中。 在古典经济学阶段，经济学家多以富国裕民作为研究的最终目的，以具体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直接从经验事实中总结出经济规律，体现的是经验主义的思想。边际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以“效用”作为共同的理论起点，并将数学工具引入经济学研究，实现了抽象演绎与经验归纳的结合，使得经济学理论具备了高度的逻辑一致性。在此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进一步清理了经济学中的非实证部分，使得经济学具备了更强的科学性，构建了经济学帝国主义，但也造成了人文性的遗失，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分离。

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2004）一文中，对政治经济学的“完整定义”就有如下论述：“政治经济学要找出一些社会现象的规律，这些现象是人们为了生产财富而联合活动产生的，而且不因为对其他对象的追求而受到修正。”穆勒区分了“科学”与“技艺”，并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非技艺。前者关乎事实判断，后者关乎实践中的行为选择。但在穆勒这里，经济学考察的对象仍然是“国民财富的创造”，而非新古典定义中更抽象的“稀缺资源分配”。这时政治经济学开始向科学敞开怀抱，但仍未将技艺和实践僻处一隅。

20世纪初，新古典体系已经建立并确立主流地位。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一书中，力图区分实证､规范与手段三个层次，并强调经济学家的主要目标仅是实证所得的结论，即“经济学家在做自己的理论研究时，应该注意完全不要涉及实证结论的伦理的或现实的意义，这些实证结论才是他所要确立的主要目标”（凯恩斯，2001）。这种划分的目的之一，是要澄清对经济学的误解，政治经济学理论不必是人们行为的主要准则，即“提出经济学原理的人本来的打算也只不过是要作实证分析，而不是要告诉人们该怎么去做，但在大众之中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以为政治经济学原理是人们行为的主要准则。为了摒弃这个偏见，最好的办法是注意把经济规范和经济规范所赖以建立的实证科学的结论区别开来”（凯恩斯，2001）。论证完实证研究可以独立于规范研究存在之后，凯恩斯承认经济活动的伦理意义同样值得研究，甚至认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也可包括伦理学内容，但不应与实证研究相混淆。“因为纯经济的现象自己无法显示出对实际问题的答案，所以，要么我们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将是不完备的，要么实证的经济科学将充斥一些不能引起我们兴趣､也不能切中问题要害的空泛之说”（凯恩斯，2001）。可见凯恩斯虽然推崇实证研究，但对于纯粹的实证研究在经济实践中的局限性，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实证研究对解决现实问题是不完备的，在凯恩斯看来，“在处理现实问题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应依靠历史的和归纳概括的方法”（凯恩斯，2001）。所以，经济实践中需要规范研究和政治经济手段，来与实证研究相互配合。至此，政治经济学从科学与技艺的二元划分演变为实证､规范与手段三个层次，实证研究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主角”。只有在经济实践中，规范研究和政治经济手段才有价值和意义，但仍作为实证研究的“配角”出现。

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1932年出版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提出了“经济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在配置稀缺手段时所表现的形式”这一经济学的经典定义。经济分析的对象是“人们达到其目标的过程如何受制于手段的稀缺”，而不涉及对目标的价值判断。“经济学家不关注目的本身，而关注达到目的的行为是如何受到限制的。目的可能是高尚的，也可能是卑鄙的，可能是物质性的，也可能是非物质性的——假如目的能够这样描述的话。但如果达到一组目的要牺牲其他目的，那就具有了经济意义”（罗宾斯，2000）。在罗宾斯那里，经济学是给定目标下的手段的选择问题，其实质是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限定于实证研究，而不再包括规范与手段。由“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名称变化暗含着学科含义的变迁，经济学从创造社会财富的学说变成了一种具有科学色彩的分析工具。从罗宾斯开始将经济学视为实证科学的界定，形成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雏形。经济学在与社会学等传统社会科学开展斗争､争取自己学科地位的过程中，为了划清与他人的界线，主动拥抱科学､自觉清理了伦理等规范经济学､政治经济手段等“非科学”内容。这样做的结果有得有失，经济学因其“科学化”逐步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界中的“帝国主义”，同时也越来越远离了经济实践的初衷。

通过回顾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学科定义演变，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现状与面临不足。现代西方经济学学科定义的演变，体现出尝试通过缩小研究范围与研究范畴，达到理论性､科学化目标的努力。与之相反，力图解释整体的社会变迁和宏大的历史叙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努力的方向。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目标的巨大差异。从穆勒到罗宾斯严格区分实证与规范研究的初衷，是要尽量避免个人价值判断对实证研究的干扰。不幸的是，后来的经济学者忽视了各位先哲前贤对单纯倚重实证研究会存在风险的警告，滑向了“经济学只关注实证研究”的极端，步入了重视理论､实证､科学，却忽视实践､规范､人文的歧途。其结果就是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日益分离。

（二）经济理论与实践分离的反思：关注实证却忽视规范与手段的影响

在一些经济学家所想象出来的美好愿景中，经济实践只是经济理论或是实证结论的简单运用。正如在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完美市场中，商品价格会引导买卖双方自动达成交易一样，这一过程不存在任何交易费用，经济实践也会迅速､必然地收敛于经济理论或实证结论的预测之下。经济理论的学习者体会和欣赏经济学的优美与自洽，多是来自数理推导和计量检验。但真正运用所学知识面对不同地域的经济实践时，现实情况偏离经济学理论预测和实证结论的距离，反映的正是规范研究和政治经济手段缺席的程度，从而彰显着这些被经济学家所遗漏的变量，切实存在于经济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要不断发掘和审视规范研究和政治经济手段的作用，正是经济实践给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发出的提醒，也为推动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反思的动力和改进的方向。一方面，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实践，往往需要多个理论的叠加和综合，才能得到更好的解读。另一方面，经济理论也正是在与经济实践的互动中取得发展和进步。只有从经济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视角，才能寻找到“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的空间，论证经验知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从而解决经济学本土化问题的逻辑前提。

古典经济学较早期的穆勒传统，相比新古典传统而言，更符合实践操作流程。穆勒传统是一个更有包容性的框架，存在了实践与理论互动的可能，能更好地处理科学与人文的张力。“对穆勒来说，不存在先验的知识这样的东西”（汉兹，2009），而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与穆勒的差异之一，就是发展出另一个“先验”的内涵，是完全抽象的知识作为假设和先验。

弗里德曼在为经济学假设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时，把经济实践再次引入当代经济学家的视野。虽然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贯彻了对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划分，认为“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Friedman，1966）。但弗里德曼提出“前提假设不必为真”的观点，认为检验假说有效性的唯一方法是将预测结果与经验事实相比较，若假说多次未能被证伪则应认为假说可信。可以看出，弗里德曼为了维护饱受争议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假设，把经济实践这个配角拉出来当临时演员跑了一次龙套。其实质是通过证伪的尝试来达到证实的目的。弗里德曼（Friedman，1966）认为，这是没有更好方法前提下的次优选择。然而在这种“以证伪达到证实”的观念影响下，经济学逐渐忘却了证伪主义的初衷，滑向了只做证实不做证伪的终南捷径。而弗里德曼对经济学前提假设的工具论认识，也对后来者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前提假设不必为真”的旗号下引入了越来越多复杂的现代数学工具，构建起精美严密的理论体系，却忽视了弗里德曼所强调的要用经济实践对理论进行“一致性检验”的告诫，未能利用这次机会弥合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分裂（梁正，2002）。

经济思想史上不乏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脱离经济实践的批评。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主张将市场理论而非“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布坎南认为，在罗宾斯的定义影响下，选择理论成为了主流，人与人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遭到忽视，经济学成了求解最优化问题的数学游戏。“我看到的不是进步，而是‘政治经济学’在其黄金时代积累起来的知识的（和社会的）资本正在被滥用”（布坎南，1988）。在布坎南看来，数学分析无法解释市场中的经济关系和各种制度的结构形式，而这正是现实经济实践所关注的问题。为此，他强调经验观察作为研究方法对经济学的积极作用。

德国历史学派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不应局限于实证研究，而应该包括规范研究乃至实现经济理想的手段。德国历史学派强调经济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依从，注重研究的现实性而反对过分抽象。德国历史学派还重视对经济史的研究，认为只有重视对经济变迁的研究，将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的经济条件做比较，才能充分明白经济学说的局限性，避免片面的和狭隘的教条主义（凯恩斯，2001）。德国历史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指责和自身的学术诉求，与当前中国经济学本土化的时代要求有些许类似。当经济学以所在地自身的经济运行环境和制度､文化为默认假设，不重视经济实践只过度强调经济理论时，多元化的经济学观点显得更加稀缺和必要。但遗憾的是，这种先知先觉的思考和提醒，淹没在经济思想史中无人问津，经济学师生都对此知之甚少。如果我们希望经济学可以做得更好､在现实中发挥更大作用，那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和学习经济思想史，对德国学派等类似的经济学流派有所了解，避免重复肤浅､无效的辩解。

（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逻辑实证主义的局限

西方经济学以经验主义为其哲学基础，有其内在的､必然的原因，这表现在：经验主义哲学是文艺复兴后自然科学的产物，且在当时的英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基础。因此古典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必然打上了经验主义哲学的深刻烙印。经验主义强调其哲学应该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而成为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西方经济学一直致力于“科学化”的追求，因而，西方经济学在其理论构建和研究中就必然要贯彻经验主义哲学思想（朱成全，2001）。

事实上，无论是罗宾斯还是弗里德曼，对西方经济学中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都有所认识。罗宾斯认为经济规律描述的必然关系，一旦超出了经济规律的适用范围，其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就会出现偏差。所以，经济规律具有现实性的前提是“慎重地界定了经济法则的性质和适用范围”（罗宾斯，2000）。例如，现实世界的变化分为内生的和外生的两种类型，“前者发生在给定假设结构的内部，后者则来自于外部”（罗宾斯，2000）。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只能解释内生的变化，“我们可以用经济规律解释产生于给定技术条件和相对估价的各种关系。我们可以解释这些事实的变化造成的变化”（罗宾斯，2000）。但现实世界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外生变化”，往往超出了经济规律必然发生作用的既定假设范围，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不能研究个人估价变化背后的事物，我们不能解释这些事实本身的变化”（罗宾斯，2000）。因而经济学家所做的经济预测，其准确性是有限的。正是出于这种担忧，罗宾斯特别强调基于演绎法的理论分析对经济学的积极作用，而对基于归纳法的实证研究持保留态度。

弗里德曼从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出发，提出虽然考虑众多影响因素才能更贴近真实，但这样处理会引发较高成本，使该理论失去意义，所以可行的假设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下的选择（Friedman，1966）。在弗里德曼那里，西方经济学只是一种准科学､准现实的研究。逻辑实证主义指导下的经验研究，只能做到有限观察样本基础上的归纳，而不能排除某种“意外”的来临，所以存在证伪的可能，就永远无法保证“绝对正确”。正像穆勒所论述的那样，经济规律只能是一种趋势律而非准确无误的预测（汉兹，2009）。认为西方经济学是科学，只要有数据就无所不能的看法，只能是停留在数量经济学的计量模型中，基于经济学方法论确定无法得到这种判断，而且西方经济思想史中以往经济学家也明确无误地论证了这一点。

自弗里德曼提出“若假说多次未能被证伪则应认为假说可信”的观点后，在用证实来达到证伪目的的大旗下，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趋势：一是高度数学化后，经济学从业者将自己所做工作的目的，归结为追求脱离实际的“科学”，而不再将研究成果与现实对照证伪，不再沾染经济学现象的世俗。其实弗里德曼并未认定证实和理论抽象就是最终目的，这些只是次优的选择，或执行目标时可采用的一种手段而已。二是学生从接受经济学训练开始，就把作为次优选择的证实当作必须要做的最优选择。学习经济学的青年人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掌握证实的技巧上，西方经济学变成了一种机械式的数学练习。三是经济学只去证实，间接放弃了证伪主义。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只接受证实主义的训练，而缺乏经济思想的培养，丧失了从经济思想史特别是方法论视角反思的能力。这样做容易陷入对主流理论的盲目追随，而不问其思想史和方法论源头。基于中国实践与西方经济学的互动便无从谈起，妨碍了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

不可否认，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科学普适的成分，但历史主义的成分也同样存在其体系之中。后者与特定的经济实践､哲学传统一起，成为经济学体系的基础构件。如果忽视了西方经济学中历史主义的成分，就很容易将经济学视为一门只有一般性而没有民族性的“科学”，从而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看成是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验现实，最多视为是用中国的经验证据对西方主流理论进行检验和修补。但这些并非本土化真正可取的进路，因为此种观点仍然采取一种普适主义的立场，认为来自不同社会的实践经验，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修补､完善，从而使经济学的科学性､普适性不断增强。这样的态度本质上将本土化视为一种通往一元的普适真理的路径，而非多元化的路径，因而也就不可能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既定框架，构建真正体现中国本土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一）局部性知识与有限普适性：经济学本土化何以可能

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2008）在谈及“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时指出，社会科学尚未出现能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公理”，这使得人对社会环境不确定性的理解较为有限。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知识无法像自然科学知识那样，在不同社会中具有普适性。对于尝试模仿自然科学建立社会科学规则的努力，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承认，这样建立起来的规律的确能够发挥某种类似词典的作用，但也仅此而已。社会文化生活的实在，无论何时也不能从那些规律和因素中推演出来，凭借这些规律也无法使我们达到对于社会文化个体的认识。这是因为，因价值关联而有意义的文化事件，总是个别的现象。这不仅指它是一次性发生的事件，因而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而且还意谓它始终与特定的价值观念相关联而产生特殊的意义。这种双重的个别性决定：人们无法用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即建立精确的自然规律的方法，来达到文化科学的认识目的。毕竟，社会科学兴趣的出发点，是围绕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的现实，亦即个别的形态（韦伯，1999）。

康德（Immanuel Kant）认为，知识始于经验而由观察主体赋予形式。空间､时间､因果性是普遍内在于人类心灵的，人以这些形式塑造所经验的事物，因而主体所认识的客体，是由主体的经验方式和思维方式所塑造的。对未来的经验也是基于空间､时间与因果性，因而人们能对未来有所确知。康德的先验哲学为经济学的普适性和预测未来经济变化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但康德试图在认知主体中找到所有知识的基本原则。有批评者指出，有些原则只能局部地适用于部分领域而非适用于所有领域（希尔贝克和伊耶，2014）。

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作为科学实践解释学（hermeneutics of scientific practice）的代表人物，指出科学在本质上是地方性知识，明确反对传统科学观，即将从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视为可以脱离具体情境的普遍性知识。由地方性知识经过标准化，也就是使用条件的宽泛化而形成普遍性知识，再应用于另一地时，必须考虑重新情境化的条件才能适用（刘大椿和赵俊海，2016）。以此类推，西方经济学尽管已经因模仿自然科学而高度“科学化”，但归根到底仍然是一种地方性知识。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引入中国的西方经济学，是经过了标准化的理论。这种标准化在便利了交流与学习的同时，也容易使人忽视其使用条件已经经过宽泛化处理的事实，省略了重新情境化的过程，而产生一种可以直接将普遍性知识套用到中国具体经济实践中的错觉。

诺思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着重讨论了“非各态历经”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在诺思（2008）看来，真实的经济不断涌现着新奇变化，认为基本经济结构恒定不变的“各态历经”假说是反历史的。再者，个人对世界的感知又是不完美的。在不完美感知的非各态历经世界中，“不确定性是知识和制度的函数”。特定时刻的最优制度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可能不再是最优（诺思，2008）。诺思试图采取一种折中主义，来调和发展经验的普适性与历史性的矛盾：部分肯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与预测性，同时也指出其有限性，即经济学理论是否适用新环境，要受制于新环境与产生理论的原环境的相似程度。诺思强调“人造结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有赖于制度结构和信念结构，这两种“人造结构”会在面临不确定性时，灵活尝试各种选择以处理新问题（诺思，2008）。诺思的理论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是有赖于社会信念达成的改革共识､推进灵活且务实的政策和制度变迁。诺思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家应该创造激励结构，而不是直接移植西方制度。因为不存在固定的经济发展方案，各个社会的经济变迁过程不尽相同，制度变迁的复杂性，要求实施变迁必须基于这个社会的独特特征（诺思，2008）。

简而言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路线体现了对普适性经济原理的追求，其数理化､科学化的特征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西方经济学是一种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适的科学。这种错觉忽视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属性，例如我们作为文化的人类，社会科学天然具有一定的个别性和主观性，客观上还要面对自己不能完美感知的非各态历经世界，这些决定经济理论无法做到绝对普适。即使存在广泛普适的社会科学原理，它必然是高度抽象的。如果不考虑重新情境化的条件，就不能适用于另一处，因此看似完美的理论缺乏现实的实践意义。而要具备实践意义，就要为理论设置前提假设，它们往往是具体而非抽象､特殊而非普适的前置因素，从而提供多元的可能。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只具备有限的普适性，也因其对普适性的追求而损害了实践意义。这并不是说西方经济学对中国毫无意义，但至少表明了经济学本土化､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可行性。

（二）实践与理论的调和：元实践学､经验主义的新建构

经济学本土化这一话题的兴起，源于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是否适用的争论。推进经济学本土化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处理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对于“理论与实践本质上关系是怎样的”这一问题，传统实践哲学主要给出了两种解答，一是认为两者本质同一的同质论，二是认为实践独立于理论的异质论。有学者批判了这两种解答，认为前者易于造成理论对实践的支配，面临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时，则更换理论并将不良后果归咎于旧理论；后者虽指出了实践具有理论难以涵盖的特殊性，却使实践处于无理论的混乱状态，从而缺乏建设性意义（徐长福，2006）。

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属于同质论的观点，试图找到那种抓住了实践本质的“正确理论”。那些基于“正确理论”来试图为中国经济实践划定模式､给出普适路径的做法，正是同质论观点下理论支配实践的体现。而试图修正理论并以某种新理论来指导实践的做法，实际上也并未跳出同质论的框架。然而若完全抛却理论，人类认知与实践就无法进步。总而言之，传统实践哲学的同质论与异质论均不能很好地适用于经济学本土化，无助于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简单的折中论调同样似是而非：由于无视了约束条件，“既要又要”就成为一种缺乏实际意义的空谈（徐长福，2006）。

针对同质论与异质论的局限，可以尝试通过“元实践学”来阐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一理论基于范畴的异质性，指出理论和实践存在内在关联但不存在同一对应的关系。一个理论可以对多个实践有效，一个实践牵涉多种理论，两者是双向交织而非单向主宰的关系（徐长福，2007a）。“元实践学”开掘出一条实践哲学的异质论进路，它有别于传统同质论的实践哲学，又避免了后现代主义倾向于实践哲学却脱离理论的过激做法（徐长福，2007b）。中国经济实践需要多因素的平衡与多理论的指导。由于各个理论的既定假设前提不同，他们类似观察世界的不同的眼镜，完整的世界不能只用一副眼镜来看，只有不同“理论眼镜”下对世界的揭示，才能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对世界的正确认知。实践哲学的异质论描述了一种多元化的经济学本土化可能：单一理论难以完全解释和指导经济实践，所以本土化要摒弃对单一经济学的盲信，恢复经济学的实践功能以适配现实需要，并鼓励构建多元､开放的中国本土化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内容丰富､层次交叠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同时，本土化不是简单地对西方经济学弃而不用，也不是以一种本土化理论取代西方经济学的地位，而是在构建本土化理论的过程中，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多元化，并在经济实践中综合参照多种经济学理论来指导。这样做可以调和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实践的冲突，将理论还原于实践情境，并在实践情境中完成构建理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任务。

过去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占主导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是一种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领域出现了以实践优位取代理论优位的趋势，致力于从哲学上探讨如何在实践中构建相应的科学。基于经验主义的多种建构主义开始兴起，蕴含着某种实践转向，即从着眼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着眼于“作为实践的科学”的转变。这类科学哲学反思过去理论优位下的普遍主义倾向，主张“实践有自己的生命”。这种科学哲学强调我们应该研究“实践中的科学”或“行动中的科学”，即“科学实际上是怎么样的”，而不是研究“想象中的科学”，即“科学应该是怎么样的”（刘大椿和赵俊海，2016）。科学哲学中经验主义的新建构，力图打破理论与实践二分带来的诸多困境，强调两者的持续互动和密切关联。并进一步质疑在科学活动中剥离主观因素获得纯粹真理的可能性，否定了传统科学哲学从实践中抽象出纯粹理论､再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中进行验证的思维方式。

西方经济学将研究内容划分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前者研究是什么，后者研究应该是什么。按现在经验主义的建构主义观点，实践转向中的科学哲学，强调的是经济学实际上是怎么样的，而不是研究我们想象中的经济学，即经济学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样的。在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中，经济学需要提高实践的地位，尝试在经济实践中构建经济理论，恢复“实践是理论的目的”的优良传统，而不是仅仅把实践看作证实或证伪理论的手段。经济实践因不再只是对经济理论的检验而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并对经济理论产生着实际的推进作用。这种转向强调的是实践导向或实践优位，也是把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方法论意义。

从“元实践学”来阐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强调理论和实践存在内在关联但不存在同一对应的关系，从而避免同质论与异质论的局限。建构主义的科学哲学是对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超越，其关注的焦点由科学知识和科学史转换到具体的实践。在建构主义的视角下，科学是一种永远在行动中而不是已经完成了的形态，人是思考者也是行动者。实践中的各种异质性的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和纠缠，共同构建科学理论，呈现一种完整的､真实的科学图景（刘大椿和赵俊海，2016）。我们并不是抽身于中国经济实践的局外人和旁观者，而是本身就处在这一经济实践之中的行动者和思考者，并与之不断互动。在这种具体的实践情境中，文化自觉性和学术自主性得以培养和逐步提升。中国本土化的经济学理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理应在中国持续推进的经济实践中得到构建与完善。

（三）汇通中西的实践哲学：本土化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础

西方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有其经济思想史上的渊源。如果要求经济学发挥实践功能､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先要回归到凯恩斯时代，将经济学的定义重新还原为政治经济学，把规范研究和政治经济手段包括进来。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项，另外当前西方经济学中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突飞猛进，围绕制度和发展的主题涌现出累累硕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但这种回归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的复古，也不仅仅是用西方经济学成熟的数学方法来包装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更重要是从当年思想史上的分化点，借鉴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实现理论构建与经济实践的新综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哲学（朱成全，2001），借助培根的经验归纳和笛卡尔的理性演绎，实现了与数学的完美结合，造就了现代的西方经济学。在新综合的过程中，要通过向古典经济学实践传统的复归，在经济学的哲学层面，实现经验归纳和理性演绎与实践哲学的合理接洽，从而推动经济学再次将经济实践融入分析框架。

如何将实践哲学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甚至构建新的研究范式，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回答这一问题，将大大有助于推进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经济学本土化的最终目的是以调和无意义的对立来达致多元化，在多元化下实现经验知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构建体现本土特色的经济学理论，而不是完全“去西方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哲学甚至应该成为经济学本土化的哲学基础。进一步而言，本土化要做的不仅是阐明中西差异，还要探索中西哲学交汇的可能性，彰显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可能的一般性。

实践哲学正是中西哲学传统一个重要的共性，对“实践”的共同关注，是中西哲学的交汇点，因而也是本土化和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重要的哲学思想资源。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儒家哲学十分重视实践智慧。在思辨与实践两者之中，儒家清晰地表现出对后者的偏重。在儒家看来，实践既包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也包括对主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儒家将实践视为一种德性，因而实践囊括了道德修身的践行活动，并以“止于至善”为终极目标（陈来，2014）。儒家对“向内工夫”的强调，有别于近代西方哲学对理性考察外在世界的偏爱。

西方哲学传统中对“实践”的关注源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所有学术知识划分为理论､实践与制作，并以实践为出发点来考察人的活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所指涉的对象主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活动，即伦理和政治领域活动。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政治学和伦理学成为西方传统实践哲学的主要内容。康德则将理性划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后者主要关乎道德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实践定义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拓展了实践的内涵，并将实践观点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迅速接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重视暗合中国哲学传统不无关系（陈来，2014）。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倡导一种反思性的社会科学，其思想的反思性体现在布迪厄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批判上。在布迪厄（1998）看来，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定量方法与定性分析等，这些诸多的对立与分工不仅缺乏意义，还会人为割裂实践的领域，从而妨碍我们对社会的总体性理解。回顾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布迪厄的洞见：在面临理论与实践､实证与规范､科学与人文等对立面时，西方经济学舍弃了经济实践､规范分析､人文性等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新古典经济学高举着科学化的大旗一路轻装前进，赢得了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的美誉，却也造成了面对现实经济实践时的贫乏无力，妨碍我们对经济的总体性理解。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力图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等传统的理论对立。在布迪厄看来，实践既非完全构成性的也非完全被构成性的，而是形成于一种即兴创作的过程。实践是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与场域（field）相互作用的产物。借助对惯习生成性的分析，布迪厄将主体交互性植根于历史客观结构中。传统的一元论方法论往往强调对立双方中某一方，例如世界或人在本体论上的先在性。与此不同，布迪厄主张关系的首要地位——社会世界与其中的个体并非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相互占有的关系（布迪厄和华康德，1998）。布迪厄对实践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哲学不谋而合，两者的共同点体现在对二元对立的调和与克服，对个体主体性的强调，以及人与社会交互关系的重视等方面。

布迪厄（1998）提出“在不消解理性的前提下将理性历史化”的观点，经济学本土化可以借此实现主观与客观､相对性与普遍性､偶然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布迪厄一方面像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一样坚信科学真理的可能性和可欲性，另一方面，他赞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观点，即知识必须被解构，并且各种范畴都是具有偶然性的社会衍生物。真理标准和理性对话标准根植于知识世界中，而知识世界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结构。所以，在布迪厄看来，理性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但又是一种极度矛盾的历史产物，因为理性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能够“摆脱”历史即特殊性。布迪厄的目的绝不是要反对科学，而是旨在将科学理性根植于历史之中，就是说，根植在各种知识生产关系中。这些知识生产关系在各种位置网络中得到“客观化体现”，在各种情怀倾向中得到“主观化体现”（布迪厄和华康德，1998）。这样处理，科学理性便同时具有了主观性和客观性。

与布迪厄上述观点针锋相对的，正是西方经济学所坚持的逻辑实证主义观念，后者的核心在于对事实与价值做严格的界分。“这样或那样的实证主义流派的追随者们企图使我们相信，经验知识与对道德目的的发现和探求格格不入。在布迪厄看来，事实并不像那样”（布迪厄和华康德，1998）。布迪厄的理论既强调理性，也接纳历史化，还突出道德伦理和反思性，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论､强调知行合一的观点相契合。布迪厄认为科学和客观是世界的初级层次，主观构建和社会结构是次级层次，两者在实践中统一，这与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强调并无根本上的分歧，因而也存在统一的可能。

简而言之， 要弥合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分裂，先要将经济学的定义重新还原为政治经济学。 但这种回归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的复古，更重要的一点，是从当年思想史上的分化点，借鉴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实现理论构建与经济实践的新综合。 中西哲学都有浓厚的实践传统，实践哲学起到了汇通中西､恢复古典经济学实践传统的作用。尤其是布迪厄的实践哲学，可能为经济学本土化提供适用的哲学根基。 经济学在经济学家反思性的推动下，注重道德伦理与建构性的经济实践，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一条可能路径。

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需要发展具备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界的开放性走在了其他社会科学前面，现在需要充分融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个资源。从不同理论观点相互对立的误区走出来，用包容多元缓解偏见，用理解对方代替批判，用反思自己打破自恋。这样做可以促使中国的经济学界增进学术共同体内的共识，提高文化自觉性和学术自主性。从这个现实意义上说，提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突出自主性，正当其时。

西方经济学步入了重视理论､实证､科学，却忽视实践､规范､人文的歧途。相比于思想与洞见，复杂的工具与精致的技术更加受到关注与追捧，经济学从业者将自己所做工作的目的归结为追求脱离实际的“科学”，而不再将研究成果与现实对照证伪，不再沾染经济学现象的世俗。现实情况偏离经济学理论预测和实证结论的距离，反映的正是规范研究和政治经济手段缺席的程度，从而彰显了这些被经济学家所遗漏的变量，切实存在于经济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 要不断发掘和审视规范研究和政治经济手段的作用，正是经济实践给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发出的提醒，也为推动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反思的动力和改进的方向。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西方经济学只具备有限的普适性，也因其对普适性的追求而损害了实践意义。这表明了经济学本土化､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实践需要多因素的平衡与多理论的指导。本土化要摒弃对某一种经济学的盲信，恢复经济学的实践功能以适配现实需要，并鼓励构建起多元开放的中国本土化的经济学理论，形成内容丰富､层次交叠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这样做可以调和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实践的冲突，将理论还原于实践情境，并在实践情境中构建理论。在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以调和无意义的对立来达致多元化，构建体现本土特色的经济学。在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中，经济学需要提高实践的地位，尝试在经济实践中构建经济理论，恢复“实践是理论的目的”的优良传统，而不是仅仅把实践看作证实或证伪理论的手段。经济实践因不再只是对经济理论的检验而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并对经济理论产生着实际的推进作用。经济学本土化的理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理应在中国持续推进的经济实践中得到构建与完善。

要求经济学发挥实践功能､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要弥合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分裂，先要将经济学的定义重新还原为政治经济学，把规范研究和政治经济手段包括进来。 重要的一点，是从当年思想史上的分化点，借鉴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实现理论构建与经济实践的新综合 。 要通过向古典经济学实践传统的复归，在经济学方法论层面，实现经验归纳和理性演绎与实践哲学的合理接洽，从而推动经济学再次将经济实践融入分析框架。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在反思性的推动下，注重道德伦理与构建性的经济实践，是一条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可能路径。 尤其是布迪厄的实践哲学，力图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等传统的理论对立，可能为经济学本土化提供适用的哲学根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可以借此实现主观与客观､相对性与普遍性､偶然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中西哲学都有浓厚的实践传统，实践哲学起到了汇通中西､恢复古典经济学实践传统的作用。实践哲学甚至应该成为中国本土化经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进一步而言，本土化要做的不仅是阐明中西差异，还要探索中西哲学交汇的可能性，彰显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可能的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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