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贷、汇率、货币政策...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周小川给了新回应

来源丨综合自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

记者丨王晓、辛继召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在这场记者会上， 周小川等央行主要领导就大家关注的汇率、、货币政策、房贷、外汇储备、支付领域等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针对2016年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幅度波动的现象，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解释，这是多因素造成的，每年下半年季节性因素都比较明显，2016年下半年中国对外投资和其他方面外汇花销比较猛，企业出海收购热情也比较高；此外，美国特朗普当选也和一般人预期不同。

周小川表示，今年随着中国经济比较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绩，国际对中国的信心有所提升，汇率自动有稳定的趋势。 同时，央行有关政策没有太大变化，但会在执行和监管方面做得更精细，相信今年人民币汇率比较稳定。

但同时，外汇市场非常敏感，随全球经济和中国事件不断变化，不能准确判断2017还有哪些不确定，正常的汇率波动也是正常的。

就中美在利率方面的差异对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问题，周小川表示，从交易层面，利率差异是导致短期操作的动因，钱会朝着利率高的地方流动。但从中期来看，各国利率水平主要由于国内情况所决定，包括经济增长、就业、对经济增长信心、通胀等。比如日本常年利率低，但不见得各国利率差异会导致明显的持续的投机活动或资本流动。

最近一年多以来，唱空人民币的声音比较强。中国经济有所下降导致的对人民币汇率有所怀疑，一度有些过分。包括外汇市场上一些交易机构，对冲基金做空人民币放了不少仓位，说的特别多，但不想输钱。国际市场上也有一些跟风。

周小川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些问题是阶段性的。去年经济增长平稳，汇率很大程度上要看经济是否健康，金融是否稳定。金融若不稳定，货币容易贬值。

2017年，人民币汇率从目前来看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人无贬基， 市场预期也有很大调整和变化。每日的变化，建议去观察美元指数，毕竟美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货币。美元自身的波动短期影响人民币波动。这些波动是正常的，更主要的是对中期人民币走势判断。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趋于稳定，结构调整不断产生效果，这些积极因素会更加重要，人民币会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就新增贷款增速较快、房贷占比较高问题，周小川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经济有潜力继续增长，从整个国际情况看，G20也在号召进一步促进经济复苏。今年M2的目标是12%，执行过程中要根据经济反馈数据进行微调。

去年房地产信贷增长中，比较快的是个人购房贷款。这一方面有助于居民买房，特别是有助于三四线城市降库存，但又使得一二线城市价格上升。个人购买住房后，实际资金转到售房方。开发商的产业链很长，不完全是买房子，实际上传达到一系列平行产业链，如家用电器等。

今年，住房贷款还会以相对比较快的速度增长，但要适当平衡。随着住房政策的调整，会适当放慢。

记者会上，就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问题，周小川表示，货币政策是稳健中性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箱的工具比较多，目的是引导市场预期，传达货币政策的意图，不见得要对每次操作数量、价格作出过度解读。

如果经济中货币数量太大，“大水漫灌”对经济有害，导致通胀上升，资产价格泡沫。同时，货币更稳健中性，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三去一降一补”，（货币政策）太松了压力就不够。

周小川表示，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些年是存在的。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比例每年都在上升。贷款余额大、中、小型企业三分天下，基本都是1/3。以前大型企业融资比例要占一半以上，2010年以后中小企业融资余额增长很快，但余额还有很大差异。去年大中小型企业三分天下。“经济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在做自己的供给侧改革，更多面向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会逐渐缓解。”

对于价格问题，周小川表示，除了名义价格，价格还要看实际价格的变化。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易纲

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杠杆率较高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 中国总体杠杆率不太高，但结构上，住户部门杠杆率不太高，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在全球比较中较高。 杠杆率持续增加不利于经济发展，在积累一些风险。

“降杠杆首先要考虑稳杠杆。”易纲表示，目前主要考虑杠杆率每年增长少一些，在总体杠杆下，对家庭、企业、政府杠杆之间进行优化。这一现象和我国金融结构有管，我国居民储蓄率高，企业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造成中国杠杆率偏高，这是硬币的两面。

如何走出这一格局？ 易纲表示，央行的思路很清晰，即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让更多的资本金进入企业，加强企业承担风险能力。在不同行业严格资本约束，企业要有多少钱干多少事，以资本金承担风险，让企业资本金和融资有一个最有比例，激发投资主体认真对每一个项目进行评估，控制好风险。

周小川补充道，全社会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是宏观现象，其微观基础是多数非金融企业自身杠杆率过高。要对每个杠杆率过高的企业有所控制，金融系统要考虑不能过度支持这些企业。

在鼓励直接融资，对一些企业进行市场化债转股之外，另一方面产能过剩企业占有过多信贷资源有关。金融业要支持去产能、去库存，加强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问题解决是一个中期过程，短期内数字上不会太明显，因为产能和库存的存量过大。

就外汇储备降到3万亿美元左右，外汇资本流出措施等问题，周小川表示，外汇储备涉及因素较多。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特别是2002年下半年后，外汇储备开始快速增长。 “走得太快了点，国际上也有些摩擦，我们自己也觉得没必要那么多。但一旦这么走，惯性也很大，（外汇储备）冲高到四万亿左右。其实，（外汇储备）没必要那么大，有部分是热钱。”

他表示，IMF对国际资本流动分析显示，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采取刺激计划特别是QE等数量型货币宽松计划，大量投放出去的流动性，变为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流出，有一些并非是外商直接投资。

IMF估计有4.2万亿美元资本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新兴经济体，流出部分至少三分之一到了中国，有人估计甚至会更多一些。但是，部分发达经济体经济开始复苏后，一部分资金会回流。中国有一些外汇资金流出，其他如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大型新兴经济体也有资本流出。

因此，资本流出一分为二的看， 一方面，外汇政策是否落实的不好；另一方面，外汇储备下降是正常现象，也不想要那么多，也没什么不好的。易纲说过，储备的东西是要留着用的，不是攒着看的。目前，3万亿外汇储备还是全球第一位，远远超出第二以后的数字。在政策制定上，还是比较平常心的心态要解决，不要反应过度。部分也会有反应过度情况，要尽快理顺。

易纲表示，使用外汇储备，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对中国、国际都有好处。卖出美元收回等价的人民币，是一个等价交换过程，实际上也尊重了市场规律，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还是尊重市场，保持汇率弹性。

人民币去年加入SDR篮子，人民币有了制度性的话语权，到了国际货币的第一梯队，可以进一步考虑如何进一步优化储备，对水平有一个综合考虑。一是汇率平稳是好事，尊重市场的而价格调节机制，过程是平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