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读者投稿
我们的朋友简单的可以分为两类：老朋友和新朋友。对于那些曾经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因为之后地域上的分离、发展方向的不同开始在个性方面出现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价值观和能力的各个方面，对于价值观和能力相似甚至更优的朋友，大家关系的维持基本不变甚至更加深厚，对于价值观或能力有一方面相同或更优，另一方面差异显著的情况下，那么大家关系的维持会是什么样呢？
而另一种情况，当价值观和能力都有显著差异时，那么大家是否还会维持某种关系？在后两种情况下，可能会引起比较大的争议，争议的要点可能在我们在做决断时是否把曾经建立的情感纽带纳入其中？
而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又很难避开道德和理性两个议题。我们暂且先放下这一话题，转而看看关于新朋友的问题。
让我们就从平日里的闲谈开始。我和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姑娘认识仅仅三个月，非要让我用一个词来界定跟这位姑娘关系强弱的话，我想应该算得上我理解的好朋友了，三个月里我们见面也没有很频繁，但却会默契的定期约会，约会没有具体的目的，就是觉得我们需要面对面的坐一坐。但每一次的交流都能感到彼此之间的真诚和坦然
，这种真诚和坦然会让对方觉得舒适和安全（源于信任）从而去讲述一些很私人的事情，而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没有出于私己的目的，没有出于对对方的好奇。而我和这个人的相处本身就是目的。前不久，她又认识了另外一位异性朋友，和这位异性朋友相处的经历让她对“关系”产生一些疑问。
和这位异性朋友生活中并没有太多交集，相处下来她的感受是似乎对方也并不是想要建立男女朋友关系，却也愿意定期花时间与我这位朋友见个面聊个天。我的这位朋友作为当事人做出回应也愿意接受这种形式的“约会”，见面的整个过程也是很轻松自在，不会觉得特别刻意。也许故事到这就可以结束了,可有一天她突然微信问我：你说，你也好他也好，我们相处满足彼此的需求是什么？
如果生活中没有太多交集，如果我们并不是真有大量时间用来约会，如果不是男女朋友，如果是选择做朋友的话为什么我会选择把时间花在你身上而不是别人？”
面对这一系列的发问，也让我陷入了对很多问题的思考。
那么，是什么样的动机让你希望跟一个人建立某种关系呢?我顺便问了另一位朋友：“你为什么会选择跟一个人吃饭或聊天，甚至是更多时间相处？”
她思考了一会儿，很认真的回答我说：我曾经觉得兴趣、爱好相同就可以成为朋友，但现在于我而言，个人的阅历和看到的世界是有限的，如果通过跟对方的聊天能让我看到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能让我获得更多对世界的认知，我便愿意花时间跟这样的人相处”。听起来是个不错也很理性的回答。个人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导致精力和经历的有限性，而强大的好奇心和获取资源的欲望（可以看成无限的需求），让你想要通过别人的眼睛和经验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和获取更多的资源，从而你需要和别人建立关系，这一关系被称为合作。
我接着又问：“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的愿意和别人相处是带有功利性质的呢，当然这里功利一词没有什么贬义色彩，它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在相处的过程中你投入了多少情感呢？‘’
这一次，她想了比上一个问题稍久一点儿，但还是感谢她坦诚的回答：“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但我能很自然的跟别人聊天，但我必须承认大部分交往是没有基于感情，更多是因为我能从对方那里得到我不曾知道的事情，我似乎是带着别的目的跟别人相处且并未真正的涉及深层情感交流”。那么，我接下来要问，这样算是建立了朋友关系吗？
基于上述的几个小话题，让我们回到想要讨论的主题上来，人和人之间交往活动的意义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来讨论意义的涵义，在汪丁丁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中，他引用，小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价值的定义：价值就是被感受到的正要性，我们似乎可以据此理解‘’意义‘’——被感受到的重要性。这里，我继续引用他接下来的详细解释：晚近研究表明，有两类对行为主体有意义的事情：其一是与身体相关的，私人的；其二是与身体不相关的，非私人的。
由这两类意义组成的神经元网络体系，被称为“共轭信息处理过程”。【本意：两头牛背上的架子称为轭，轭使两头牛同步行走。共轭即为按一定的规律相配的一对。通俗点说就是孪生。】我们可以想像“意义”演化的诸阶段：最初，基于身体免于被伤害或追求快乐的本能，从情绪波动涌现出来的意义是私己性的。在更高级的或可称为“理性”的意识阶段，出现了非私己性的作为“知识”的意义。
据此，我们可以试着理解人和人之间多种纽带关系按强弱性划分都在坐标轴的什么位置。坐标的一端是那些在血缘上与身体相关的、私人的、直接基于情感的强关系，为亲情（继续细分又有父母和子女、兄弟姐妹），而坐标的另一端是那些演化后期发展起来的与身体无关非私人的、完全基于理性的弱关系，如劳动分工中的角色（基于功利的）、政治中的权力角色（基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服从）。
而在坐标的中间就是界限模糊的基于本能的、情感的、道德的和理性的混合关系。事实上，正是因为混合，诸如像爱情和友谊这样的关系很难严格的界定它们究竟是基于什么。至少我认为，对‘’爱”这一复杂情感的理解，它的意义既有私己性的也有非私己性的。正如纳特所说，诱导人们相遇的力量包含情感的、动机的、角色的、地位的、符号的以及生态的和人口的。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人与人之间相遇并互动。他们是嵌于各种场景之内，每个人扮演着自己预期以及他人预期自己扮演的角色。
Matthew
Lieberman 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Social:
Why Our Brains Are Wired to Connect”中指出，存在很多社会性生物,社会性的维系,蚂蚁基于遗传而人主要基于情感（我认为从演化论角度看也有基于遗传的部分），基于遗传的稳定性要远超过情感纽带，但人类的独特之处似乎就在于演化为“情感强烈的物种”。另一些以脑科学为依据的研究表明，在情绪的较高级演化形态中，维系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稳态，首先依赖两种情感，即信任和恐惧（后者更有是基于功利和权力关系的维持）。爱情和友谊，是需要（相当大的）基于情感的而不是动机的，地位的、符号的，它们应当被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即使对个人有利，我们也应当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不是动因）。
但在物欲横流，充满“经济理性”，强调人仅仅是个体理性动物的现实社会里，坚持某些关系应当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谈何容易！所以康德的‘’道德律令‘’
才出现了难以应对现实世界里的道德困境。为此，边沁的功利主义道德哲学才经久不衰至今任符合大多数普通人的道德观。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基于功利主义的道德决断之前，我们需要收集信息并判断每一决策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否符合“幸福最大化”这一原则。在许多现实情境中，信息不可能完备，于是我们的决断又不可能完全理性，只能是基于常识或直觉的。
汪丁丁认为行为社会科学的理解框架有三个主要维度：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在这一理解框架内，我们考察行为及其意义（为什么是三维而不是更少或更多，他的解释是，任何理解框架，如果只有两个维度或一个维度，很可能因为简化而丢失生活世界的重要问题。如果多于三个维度，则因过于复杂而难以理解）。当我们分别在这三个维度理解一个人的生活时，理想状态是三个维度都有均衡的发展从而形成一个更加立体和谐的三维生活世界。
当由于某些原因导致三个维度的发展失去平衡时，人们便会感到生活似乎失去某些意义。我们的祖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生活在平衡的三维空间里，但曾几何时，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这个三维空间被打破了，先是精神生活的消失，转而对物质生活的急剧追求，而渐渐地，社会生活也被淡化，并且在社会生活中某些本身应作为目的的——“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建立”，也被充当手段用在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中。
北大李猛教授在他的政治哲学课上提出了一个担忧，他说我们这代人的亲密关系明显要弱如上一代人，目前看来以后这种关系有可能更弱。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唤起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而精神维度本身就是“自足”和“不外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个体理性，利己主义的盛行，将他人当作有段，
从而不断侵蚀着社会生活的维度。这样，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的社会生活完全消失，只剩下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渐渐地抹去“社会性”这一演化论视角下地人的属性。
我们究竟要如何定义爱情和婚姻？如何定义朋友？基于情感的还是基于利益的?这是个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的问题。
最后，附上康德的一句名言，在道德理想国里，每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我珍惜与他人的关系，因为，在理想状态里，这些关系应是目的本身而不应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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