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伟喆：新公布的敦煌研究院藏宋辽金印本藏经残片研究（本文发表于《文献》2024年第6期）
论文提要：
新版《甘肃藏敦煌文献》第7、8册首次公布敦煌研究院藏Dy.384至Dy.856号残片的图版。这部分残片属敦煌乡绅旧藏，主要出自莫高窟北区，含大量印本藏经残片，其中10件属《开宝藏》、11件属《辽藏》、24件属《金藏》，前人均未予比定。这些宋辽金印本藏经残片的种类与数量远超已知者，更能代表莫高窟北区所藏佛典的整体面貌，反映宋元时期丝路沿线地区书籍流通的活跃，以及藏经洞封闭后敦煌对中原刻本藏经的持续摄受。残存经卷结构也体现当地僧众的持诵偏好。
关键词：
莫高窟北区 《开宝藏》 《辽藏》 《金藏》
阅读导引：
引言
一、新公布的敦煌研究院藏印本藏经残片概况
二、“开宝遗珍”在沙州：新见敦煌所出10件《开宝藏》印本残片
三、从燕京到敦煌：11件《辽藏》印本残片的比定
四、敦煌所出《金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拾补
五、结语
敦煌研究院是国内收藏敦煌文献的重要机构，其藏品来源多样。其中，出自藏经洞、土地庙等处且相对完整的383号经卷已收入1999年版《甘肃藏敦煌文献》第1、2卷，后附施萍婷等编制的叙录。384号及以后的部分则属民国时期敦煌本地乡绅的旧藏，大部分为残片，如周炳南旧藏89号238件多为写本，任子宜旧藏38号164件中则有不少刻本。
任子宜（1901—1972），名禄，20世纪30—40年代曾任敦煌民众教育馆馆长、教育局局长等职，与向达、夏鼐、于右任、张大千等均有接触。他在任期间搜藏了不少敦煌文书，少量相对完整者（如“敦博本禅籍”）出自藏经洞，为其辗转而得；又因莫高窟南区此时“已寸帛片纸无存”，“几无古物”，故由任氏直接收集扫筛的多语种残片应出自莫高窟北区。他将残片精心装订，粘入经册。1943年向达访问敦煌时，便曾观览任氏藏品，称其“大都拾自莫高窟，为之熨贴整齐，装成三册，写本刊本不一而足。汉字残片外，回鹘、西夏以及西域古文纷然并陈”。这些残片后来入藏敦煌研究院。近年来，学界已对其中的胡语文献作了不少考察，但汉文部分始终未得其详。
2021年，敦煌研究院王海云、梁旭澍为Dy.384至Dy.842号残片编号、定名，并作初步的叙录解题及缀合工作，形成《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叙录（续）》（后文简称“《叙录续》”）。该书注明各件刻本残片的足行字数，但未比定版本。2023年12月，“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重点项目“敦煌文献全集”的子项目之一，敦煌研究院编，赵声良、苏伯民主编《甘肃藏敦煌文献》前12册出版，以高清全彩形式刊布敦煌研究院等单位所藏敦煌文献。与1999年出版的黑白版图录相较，此版的第7、8册首次公布Dy.384至Dy.856所有残片图版。其中，第8册（后文简称“《甘肃藏》八”）所刊任子宜旧藏品中存有大量印本佛典残片，宋、辽、金代多版藏经及各类单刻本佛典不胜枚举。在20世纪末对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中，亦有十余件印本藏经残片出土。但其总数与版本类别远不及此次新公布的残片，后者更能反映莫高窟北区所出汉文藏经印本的整体面貌。故笔者尝试逐一比定残片所属版本，并由此讨论藏经洞封闭后各类藏经在敦煌的流传问题。
二、“开宝遗珍”在沙州：新见敦煌所出10件《开宝藏》印本残片
《开宝藏》始刻于宋开宝四年（971），太平兴国八年（983）雕毕，为首部汉文刻本大藏经。全藏共5048卷，分属480（一说481）帙，雕板达13万块。其整体数量虽巨，但所余存本颇为稀少：相对完整的12件传世零卷已影印出版，方广锠、李际宁撰有叙录；吐鲁番地区出土过12件《开宝藏》印本残片，王丁、西胁常记等对此已作解说。此次新公布出自敦煌莫高窟的藏品中竟也有一些《开宝藏》印本残片，这里先逐一比定。
《开宝藏》的基本版式为每版23行，每行14字。卷子本，无界栏。卷首大字刻写经题、卷次及千字文帙号等。小字版码置于版首，依次写经题、卷次、板数及千字文帙号。楷体浓墨，刻工精良。循此标准，共有10件残片可比定为《开宝藏》印本。如Dy.678B《阿毗达磨俱舍论》卷一，存3行，无上栏，每行存5~6字不等，可据《大正藏》本（CBETA，T29，no.1558)推知其足行14字，字体与其他今存《开宝藏》印本相近；Dy.794《杂阿含经》卷三十较残损，亦无上栏，存6行，每行仅余1~3字不等，据《大正藏》本（CBETA，T02，no.99)可推知其足行14字，字体相类；Dy.797《杂阿含经》卷四四，无上栏，存3行，行3~4字不等，可据《大正藏》本推知足行15字，属偈颂部分，其第1、2行间有纸缝，纸缝左侧、第2行前留有空白，应是刻印版码处，但因残片仅为原经卷的上半部分，故版码已不得见。现存《开宝藏》零卷中也有《杂阿含经》卷三十与卷四四，内容虽未与残片重合，但两者的基本行款特征（如偈颂行15字等）相符，据此判断其属同藏。
一些印本残片存有首题、译者或品题，版式亦与《开宝藏》相同。如Dy.678A《增一阿含经》卷十九，存品题“四意断品第二十（下残）”；Dy.793《阿毗达磨俱舍论》卷一，存首题“阿毗达磨俱舍论”，下署译者存“尊”“三”，并存品题“分别界品第一”；Dy.796《增一阿含经》残存包首护纸，经文无存，仅有首题“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下残）”。以上三件均无外栏，标题的大小及字体也与今存《开宝藏》印本相近。残片间的缀合同样能帮助判断其所属藏经，如Dy.795《中阿含经》卷五五第2、3行间纸缝左侧有小字版码“中阿含经第（下残）”，无栏，其能够与Dy.803直接缀合（见图1），缀合后共存5行，行3~8字不等，据《大正藏》本（CBETA，T01，no.26）推知足行14字，从版码到足行字数均同《开宝藏》的基本款式。
最具意义的成果当为新公布残片与伯希和（Paul Pelliot）所获残片间的缀合。Dy.802-1、Dy.802-2均属《阿难七梦经》，前者存2行，后者存3行，行2~5字不等，据《大正藏》本（CBETA，T14，no.494）推知足行均14字，字体也与前述其他残片相同，故同属《开宝藏》印本。其中Dy.802-1虽较残，但能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攫取自莫高窟北区第464窟（伯希和编号G181）的《阿难七梦经》残片直接缀合。缀合后共存7行（见图2），法藏部分尾题存“梦经”，雕造刊记存“开宝七年甲戌岁”“
”“
省内侍黄门勾当印经院”，直接证明其印自开宝年间所刻原版。两件残片的成功缀合证明，Dy.802-1亦出自莫高窟北区第464窟。由此推断，在明确出自藏经洞的文献中未见《开宝藏》踪迹的前提下，此次新公布10件《开宝藏》印本残片应均出自莫高窟北区，且与第464窟关系密切。
关于《开宝藏》传入敦煌的过程与规模，有前辈学者认为在至道元年（995）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请宋廷赐新译经之前，《开宝藏》正藏四百八十帙就已传到敦煌，此次所求系补足内地新译的部分。事实上，传世史籍及敦煌文献均仅提及至道元年五月、十月曹延禄两度求经及景德四年（1007）、大中祥符七年（1014）曹贤顺两度求金银字藏经事，未尝言《开宝藏》全藏曾传入敦煌。又因在藏经洞封闭前夕，敦煌仍在组织大规模的抄经活动，向宋廷求取新译经的目的也可能是补充沙州旧有的写本大藏经。因此，本文所认定的10件《开宝藏》印本残片并不足以证明藏经洞封闭前《开宝藏》全藏即传入敦煌。考虑到归义军末期与北宋关系日益淡漠，这些《开宝藏》印本更有可能是在西夏时期输入的。罗福苌、史金波等均已阐发，西夏至少六度向北宋请赎藏经，北宋所赐的多套《开宝藏》全藏被贮藏于高台寺、承天寺等处，成为西夏译经、勘经的主要依据。而此时敦煌仍是西夏西部的佛教重镇，莫高窟作为“山寺”“圣宫”也被沿用，具有分储藏经的条件。故西夏国内可能将获赐的《开宝藏》印本进行“再分配”，其中部分流入敦煌。同样出自莫高窟北区的B52（乙）:1刻本《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卷八题签也可作为旁证。北宋崇宁年间惟白所撰《大藏经纲目指要录》虽言“以《开元释教录》为准”，实则依据《开宝藏》编纂而成，所收诸经千字文帙号亦与该藏相同，是《开宝藏》正藏的提要目录。其题签既在莫高窟北区出现，反映该书同样传至敦煌，可作为12世纪敦煌本地僧人组织、贮藏佛经的重要依据。因此，《开宝藏》经卷应曾部分地输入敦煌，且更应是在西夏统治时期传入的。
《开宝藏》经版在12世纪初金灭北宋时尽毁，故敦煌所出残片均为北宋时所印，日久年深而难免破损、残缺，现存10件残片的规模显然去全藏相差甚远。但由残片所属经典结构来看，这些经卷应是被有意挑选的。《阿难七梦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阿毗达磨俱舍论》等五种佛典虽帙号不一，但均属回鹘佛教徒偏爱的小乘系阿含部和阿毗达磨经典，这也与吐鲁番所出印本藏经的结构高度相符。笔者推测，宋元之际敦煌本地的回鹘佛教徒依其持诵偏好选取相关藏经零卷，藏诸莫高窟北区石窟寺，故残片在此集中出土。在20世纪末的考古发掘中，第464窟出土了大量《长阿含经》写本，即是如此。森安孝夫、杨富学等推测第464窟在蒙元时期仍被回鹘佛教徒沿用，则这些经卷也应是实用的。
经过比定可知，莫高窟北区出土有10件《开宝藏》印本残片，数量与吐鲁番出土品相近，且出土地点更为集中。其直接以物质本体证明，《开宝藏》（尤其是开宝年间初雕本）经卷曾部分地传入敦煌，反映在藏经洞封闭后，敦煌具有获取印本藏经经卷的能力。由经典结构亦可推断经卷沿用时间较长，跨越宋元，表明莫高窟寺及其所藏经卷持久的生命力。
